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1999年李前總統發表「兩國論」後，中共連續對台發動登陸作戰以及空中打擊和導彈試射演習，兩岸關係陷入了低潮，1民進黨執政後陳總統於2002年發表「一邊一國論」及近日提出的公投議題使兩岸關係更形緊張。顯示出「台灣問題」是兩岸潛在的軍事衝突導因，中共近年來所進行的軍事力量現代化，姑且不論「中國威脅論」是否有其真實性，其已嚴重威脅台灣生存卻是不爭的事實，儘管台灣追求「和平」的普世價值不變，但是只要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台灣就必須要有預防中共不理性引發戰爭的準備，在軍事戰略上必須有一合理可行的因應策略，避免建軍目標方向錯誤，而影響嚇阻武力之建構。 中共自推動改革開放以來，全力發展經濟，期待的是富強可期的未來，不會傾向發動戰爭。所以兩岸採取的相互嚇阻戰略有其積極面向，台灣目前面對武力強大的中共，必須從「全方位安全」的角度構思一些嚇阻的「衍生性」概念，並藉由理論的探討尋找對我適宜之戰略，構建具有最低嚇阻之能力，如此才能有效嚇阻中共貿然對臺動武，這是研究本文的主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探討嚇阻戰略的目的，正是要運用「如果想要和平，就得準備戰爭」的策略本質，去避免戰爭的發生，嚇阻並非是戰爭戰略，而是一種和平戰略，是要設法使對手明瞭侵略在一切選擇中是最不智的選項，從心理上來約束對方，使被嚇阻者感到得不償失，遂能阻止侵略，避免戰爭。 兩岸均企求和平，但彼此缺乏互信，主權爭議又各有堅持，毫不妥協，所以兩岸間嚇阻戰略的運用，乃成為必然的選擇，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嚇阻也可能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台灣基於國家之安全，應積極籌建可恃的國防武力，迫敵面臨「傷亡很慘重」、「代價很大」之抉擇，而不敢輕起戰端。 為了避免中共認知此一代價的程度可預期的或嚴重性是可以承受的，以及達到「有效嚇阻」的目的，我國國防建構「攻勢防禦」(offensive defense)可說是我國面臨台海立即性危機不可忽視的策略之一。為了國家的安全我們有必要去探討未來可能面對的戰爭，仔細的檢視我們所處的環境，用理性的態度思考未來我們真正需要的價值、戰略方向，以審慎的態度面對中共對我之文攻武嚇，如此才能以正確的戰略，確保台灣免於戰爭的威脅。 中華民國「有效嚇阻」軍事安全政策與國際安全研究領域中的「嚇阻理論」似乎有許多理論與實際相互矛盾的疑點，雖然過去的實證經驗顯示國際關係的理論不必然能夠解決現世的困難，但是透過理論邏輯思維程序與科學分析方法，可以釐清觀念上的偏差，檢驗政策的可行性與預期的效果。 作者進入政大國際事務專班前，曾服務於國防部作戰及計劃部門，有機會接觸到國軍建軍備戰工作，了解到建軍備戰工作之艱辛及責任之重大，我國目前面對國力強大的敵人其為了統一，對我之文攻武嚇從未間斷，對岸四百多枚導彈對著台灣，欲藉由軍事及非軍事威懾戰略逼迫台灣接受統一，然兩岸分治50多年彼此觀念及價值觀皆不同，中共無法以強硬態度強迫台灣人民接受中共統治，在此對立情況下我必須有靈活的戰略及足夠力量讓中共不敢輕啟戰端，有效嚇阻中共武力犯台，確保台灣和平穩定。有鑑於此，本論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一）嚴謹地闡釋「嚇阻」在理論上的真義、功用與價值，進而探討其手段之運用（二）釐清「嚇阻」與「防衛」在理論上的差異（三）對兩岸「嚇阻戰略」運用做一分析比較，了解我國現行之防衛嚇阻戰略理論與實際運用間之差異，並據此提出建議，以供國防戰略擬定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冷戰期間國際間嚇阻理論以核武為核心，但於兩次波灣戰爭後西方學者漸漸質疑此觀點，試圖以傳統戰爭架構，重新界定嚇阻理論，2我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政府不發展「核武」的政策宣示下，台灣之「有效嚇阻」軍事戰略，將排除使用核武嚇阻，本文僅針對傳統武力嚇阻做一探討。 目前中共軍事武力優於我方，而我在戰力居劣勢且戰略縱深短之情勢下極不適合採戰略持久，是故本文略過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防衛固守」，在現有的戰略環境下，如何藉由台灣推行民主及經濟的成就，從全方位的角度構思一些以小博大的嚇阻概念，構建有效嚇阻之戰略，讓中共不敢輕起戰端貿然對臺動武。 友盟介入台海戰爭具高度之不確定性且影響因素變化莫徹，我雖不宜過分依賴與期待，但綜觀目前之國際情勢，台灣問題國際化，藉由友盟協助仍為提升嚇阻中共犯台可信度之重要因素，亦為我必需深入探討之重要議題。 本篇論文主要是鑑於兩岸間的血脈相連，在未來發展中，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大家都不希望兩岸間有戰爭發生。希望藉由對兩岸嚇阻戰略觀之比較，獲得新的建軍思維，去構建能有效嚇阻中共輕啟戰端的防衛戰力，以確保兩岸之和平。 二、研究限制 限於作者個人過去的專業及求學背景，在本篇論文的寫作上預期會有以下之限制： 　（一）、軍事戰略涉及國防事務，中華民國國防安全在台海情勢的特殊環境下有著高度的保密性，故作者僅從已公開之部份或由公佈於具公信力之中外文獻、書籍中獲取所需資料，在理論與實際中將出現必要的誤差。 　（二）、作者的求學背景在基礎教育上屬不同科系，因此在理論基礎、哲學根基、邏輯概念上均屬不同領域，對事務觀察的角度與認知可能受主觀影響而有所偏頗，惟作者將隨時自我提醒，力求維持中立客觀的價值標準，俾作一正確而有效之研究分析。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研究途徑與方法是探求事實的重要工具，亦是指導研究者蒐集與分析資料，再進一步對主題進行構思與鋪陳，以收提綱挈領、事半功倍之效。本研究最主要是採取歷史及戰略研究途徑，運用嚇阻概念建立研究架構，闡明嚇阻理論的實質內涵，做為與我現況論證之基礎，經由政策取向之科學分析研究，就我之能力與條件逐一分析，檢驗現行戰略邏輯矛盾處。並採比較研究法，將兩岸嚇阻戰略之不同點透過理論邏輯思維程序分析，交互驗證理論可行性，以便從文中突顯出「嚇阻戰略」之理論重點與重要因素，再將歸納之因素，用來驗證臺灣的國防戰略設計與建構，以釐清現況與理論間之落差，對未來國防戰略發展方向，適切提出建設性之建議。 戰略研究就是從現實客觀的角度，分析政策取向，特別注重功能實用性。研究的途徑依循，如何發現問題？問題的性質為何？與問題有關的因素有哪些？從諸多因素中發現問題的關鍵因素何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有哪些？分析比較求得最佳行動方案。本文以此思維邏輯，加上理論基礎，再從現實能力探討嚇阻戰略功能，期望能提供爾後軍事戰略制訂之參考。 戰略研究在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上，都與經濟研究相類似，所講求的是成本效益概念，都是企圖以最少的資源獲致最大的效果。然而政治學者往往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戰略問題，他們所重視的是決策的時機與成功的機會，經濟資源消耗的多寡反倒是次要問題，本論文的研究途徑，主要是循政策取向之科學分析研究。首先闡明「嚇阻理論」的實質內涵，作為論證的基礎。再以現實主義的觀點，對中華民國的戰略環境與安全政策，就實際能力與條件，進行客觀的科學分析與研究，希望對嚇阻戰力之建構有所助益。 一、戰略研究途徑（strategic approach） 　　研究途徑係指學者在研究政治問題時，所採用的基本觀念、模式與方法。而戰略研究途徑所發展的理論，是一種政策科學的理論形式，強調明智抉擇與解決社會需求的行動路線，而非僅限於了解。對於此類理論的運用著重在其基本的概念與理論法則的推理，並從事機率分析來產生可供選擇的行動指導。本研究將經由嚇阻理論之分析，並對中共對台之威脅戰略及我對嚇阻戰略認知提出評析，以做為構建有效嚇阻戰力之參酌。 為了對「嚇阻戰略」有較清晰的了解，主要思維模式採取了經濟學中「利潤概念」，作為本文的主要依據。投資行為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不確定性」是一種無法衡量的未知狀況，若是對情況不確定有了一些掌握，至少有了一種已知的發生機率，則它就只能稱之為「風險」(risk)，將「風險」與「不確定性」做一區分以瞭解利潤的來源，有助於進行討論的考慮依據。 在嚇阻的概念中，「得不償失」是整個環節機制的關鍵，「得」便是「報酬」，是侵略者欲行動之目標價值，「失」就是「成本」，是侵略者對行動後的代價估算，若嚇阻的威脅不被對方認知，侵略者就只把它視為「不確定性」，若侵略者無利潤可圖，便不會發生侵略行為。 「嚇阻」的核心就在「得不償失」的觀念，也就是必須在侵略者行動尚未付諸行動前，影響其成本效益的評估成為負值，發現軍事冒動的結果不但無利可圖，甚至在會產生虧損的預期下而放棄行動。本論文強調侵略者估計的「成本」與「風險」，來提供嚇阻威脅的著力點。並且考慮到「嚇阻」是一種互動行為，所以同時也藉此彼此間互動的思考來探討威脅適當與否的問題。其次，由於「不確定性」的存在，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侵略者對「不確定性」的看法，以及其決策者的偏好或者是行動取向。最後，經過這些評估後，也對本身的目標做一番成本效益評估，以期尋出最適當的方式，來建立更經濟、更有效率的「嚇阻實力」，但因為這些價值彼此間的衡量難以量化，所以文中探討焦點集中於條件許可下能做的最大努力。 二、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 approach) 　　此一途徑是從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聯，去「重建過去」（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的一種工作；其目的係在描述歷史事實，並指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歷史事實之前因和後果。3換言之，此一途徑係指某一問題發生及演變沿革具有長時間性（longitudinal）研究的性質，藉分析與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料，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欲解釋某一現象的因果及未來發展趨勢，均可運用此一研究途徑。本文由嚇阻概念與嚇阻理論發展的歷史背景中，歸納整理各家學說之差異，並將兩岸嚇阻之認知與運用加以比較分析，探討在不同時、空環境背景的適切性，藉以檢證理論的可行性。 三、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一種重視比較的研究方法，在軍事研究的領域中常將敵對雙方的軍事事務、戰爭決策、戰略思維之運用做一比較，兩岸因國力之差異，對嚇阻戰略的認知與運用有其不同點，希藉由本文之歸納、分析、比較獲得兩者之間的差異及對我方可能造成的影響，再援引做為借鏡，以為戰略擬定之建議與參考。 第四節　文獻探討 「嚇阻理論」係國際關係學者，研究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重要的一個理論，嚇阻研究的範疇至為廣泛，由純軍事武力之相對嚇阻，擴展至非軍事武力之嚇阻，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與社會互動，無不構成影響對手決策的要素。 自1950年代初期起因緣於兩極核子對立的戰略情勢嚇阻研究蔚為風潮，更深化了嚇阻研究價值與影響層面。4在歐洲國際政治中盛行的權力平衡是嚇阻概念的具體實踐，而軍力展現、締約結盟等行為皆具有嚇阻的義意，5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嚇阻才被廣泛使用，並引用經濟學中理性抉擇的概念，將「風險」與「不確定性」及利潤，做為探討「嚇阻」的考慮依據，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大舉報復」是最早的核子嚇阻戰略，但1950年代以後「大舉報復」趨於沉寂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嚇阻」及「彈性反應」，從廣義的國際關係角度來看，由於嚇阻理論的研究著重於探討戰爭的對立性及其衍生的風險，於是將此一主題轉化成實際的戰略運用，從而降低戰爭威脅，也就符合國際關係之「戰爭」與「和平」研究，「嚇阻理論」自然成為此一學門必備之理論基礎。其次，受1960年代盛行的學門交織所影響，加上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的適時引介，對嚇阻理論與實際的研究，產生相當直接的衝擊，隨後大行其道的囚犯困境（prisoners’dilemma）與理性決策(rational choice)，遂成為分析及解釋嚇阻概念與戰略選擇的新寵。由於不同學門觀點的注入與激盪，嚇阻研究遂逐步由生硬之軍事力量抗衡，開展出極富彈性變化的多元決策思考與戰略運用。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理論與實際的多面開展，並未相對地遞減軍事武力的角色和使用價值，而是緣於嚇阻手段運用的多樣化，相對增大了軍事力量使用的彈性空間，擴張了決策與手段相互呼應的效果。 傳統嚇阻所能發揮的效果不若核子嚇阻，其根本原因為傳統武器的殺傷力有限，在嚇阻理論「報復」核心上難以發揮立即有效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否定傳統武力的嚇阻效果，如缺乏有力的報復手段時，自然降低了傳統武力嚇阻的可信度與實證能力。為使傳統武力嚇阻有效，必須提昇報復的能力。美國前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於波灣戰後指出：「現代戰爭雖無需使用核子武器，確仍然可以藉由高科技武器與資訊處理系統的成功配合，展現極為可信的嚇阻能力。在科索沃及兩次波斯灣戰爭中，再次獲得證明傳統武力已朝向精確性、機動性與火力強大效能發展，尤其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下，高科技武器裝備通常意指精準武器，傳統武力的嚇阻功能相對的也就大為提昇，基本上傳統嚇阻缺乏大規模報復的可信度，然而並不表示傳統嚇阻就完全沒有機會。嚇阻的功效不是絕對值的問題，而是機率與可靠度的問題，以防止戰爭的出發點，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使嚇阻的可靠度提高，才是積極而正確的做法」。6 中共在領土主權上仍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兩岸在政治上一直無法進行建設性的溝通、協商、妥協，互信機制無法建立，由此可能引發潛藏的軍事衝突，此種衝突若不善加處理解決，極可能升高為危機及戰爭，不可不慎，故本文從嚇阻戰略的本質與運作加以深入了解，並對「防禦性嚇阻」、「傳統武力嚇阻」之探討，希望能理出一個較佳的途徑，以做為構建有效嚇阻戰力決策之參酌。 一、嚇阻理論的探討 我們知道每一種理論，都有其時代背景，也因此，極容易受既有框架的限制而難以跳脫思維領域。「嚇阻理論」是冷戰時期核武戰略最引入注目的政策運用，而嚇阻戰略的目的，是要運用如果想要和平，就得準備戰爭的策略本質，依循一個行為者建立其能力去防止對手從事其所不願的、或對其利益有傷害的行為這樣的概念，去避免危機或戰爭的發生。 嚇阻是人類社會中早已存在的一種古老的觀念，它是一種特殊模式的社會行為，既非核子時代所獨有，也不一定要與核子武器發生關係。嚇阻在國際衝突領域中扮演著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重要手段，在引爆衝突之前嚇阻即成為武力行為前之戰略手段，嚇阻是屬於和平模式，僅憑威脅以達到目的，所產生的是心理效果，只要敵方並未行動、嚇阻就算是已經成功，但嚇阻是防禦的、消極的、被動的，積極性不夠，最多只能維持現狀，並不能開創新局，若要進一步發揮嚇阻之效益，就必須要深入暸解其定義及相關理論，並靈活運用不對稱戰之思維去構建國防戰力，提升報復能力，方可延伸嚇阻之效果及增加可信度。 西方對「嚇阻」的定義最常被引述的是柯林斯（John M. Collins）與季辛吉的「嚇阻」概念，柯林斯認為：「非戰爭戰略，它是一種和平戰略，其設計旨在設法使對方明暸，侵略是在所有一切的選擇中，最不具吸引力的。嚇阻並非使敵人受到物質上的約束，而是從心理上來約束對方，設若侵略者預料所冒的危險低於所可能獲得的利益時，國際衝突就會發生」7。從一個國家準備抵抗侵略來看，其所具最有利條件的戰略，莫過於以最少的代價而能達到目標。他又說：「嚇阻不但是由物質方面的關係所產生的，也是由心理方面的關係所產生的」。8 由這些概念中我們可以知道，嚇阻之目的就是要造成安定，嚇阻僅是企圖從心理上來約束對方避免戰爭發生，即一種平衡狀況而足以鼓勵對方在面臨戰爭可能性時採取慎重的態度。是故，只要敵方不採取行動，嚇阻的目的就已經達成，可見嚇阻並沒有包含屈服敵方的意圖。所以兩岸之對立雖然在政治議題上仍無法解決，但追求和平避免戰爭應是雙方的目標，兩岸能和平共處，維持和平的環境避開戰爭，應該才是全民的共同利益與冀望。 二、對「防衛性嚇阻」之探討 當台灣將「有效嚇阻」作為軍事戰略前提時，在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政府不發展「核武」的政策宣示下，須從有效嚇阻的意涵，探討傳統武力、防衛作戰與全民國防間合理的對應關係，俾能獲一合理可行的軍事戰略，避免因邏輯思考的謬誤，而產生空洞的目標，誤導我兵力設計與建構必要嚇阻武力的方向。 戰略學者史耐德(G1enn H. Snyder)在其所著「嚇阻與防衛」（deterrence and defense）一書中指出：「『防衛』是以保障國土、阻擋敵人入侵，降低或避免造成傷害為主，『嚇阻』是以影響敵人心理意志為主要目標，運用威脅與利誘各種手段，以阻遏敵人從事任何改變現狀的意圖」。「防衛」通常是劣勢者的選項，固然在與敵周旋抗爭之際能保存有生戰力，復以巧妙之戰略戰術運用擊敗或擊滅入侵敵軍而獲得勝利，但本質上終究屬於消極生硬缺少轉折的軍力對抗。「嚇阻」既可以是積極且充滿詭詐懸疑的鬥智行為，亦可以是黔驢技窮後無情的鬥力及報復。在於事前窺悉對手特點與弱點，從而擴大並深化其弱點造成疑懼，必要時甚至不惜犧牲自身若干利益，善意式地酬庸對手的自制，以達成誘使對手放棄其特點而致力於維持現狀的政策。9 此一觀點固然合理地解釋了報復與嚇阻的邏輯關係，增強了事前嚇阻的功效，但是理則上，報復屬於事後的行為，而被嚇阻者的信服與否屬於前段邏輯。嚇阻的妙用並非侷限於軍事力量上的報復而已，而是任何足以影響對手決策因素的綜合運用，其目的仍在對敵產生心理衝擊，從而影響其決策。 故「防衛」是一種純粹軍事行為，係基於本身國力的侷限、外在環境的壓力，從國家決定採行之國防安全戰略及建軍發展方向與兵力整建，均以達成保障國土與自身防衛安全為目標。10至於「嚇阻」則是揉合軍事與非軍事能力的綜合表現。嚇阻者的角色通常十分積極活躍，尤其在對手軍力顯著優勢企圖不明時，種種足以困擾影響對手決策的舉措，將竭盡所能的展現，不僅威脅利誘、軟硬兼施，手段上也常是多管道明暗同時進行。縱然是對手意圖已明，甚至已然出現若干舉動，但在完全付諸侵略行動前，仍須百般勸阻。由於嚇阻本意在於預防戰端發生，一但對手發動戰爭，無論事後報復多麼慘烈無情，嚇阻的預防功效與精神己然喪失，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國家安全的重點必然因應嚇阻無效而快速轉移，採取報復或防衛。 懲罰性報復可以是大規模的，也可以是有限度的。一方面須視自身能力所及，另一方面須視敵人入侵程度而定。報復行為若傷及無辜百姓，特別是使用核子武器時，不僅有違國際性約定及國際法，也是一種無可寬恕的野蠻行為，普為世人所厭惡。因此，杭廷頓(Sameul P.Huntington)以歐洲的安全戰略建構為例，強調防衛依然可以達成嚇阻，而無須施展不人道的核子報復，何況目前擁核國家泰半承諾不率先使用核武，防衛的空間因而大增。杭廷頓甚且進一步強調：「防衛式嚇阻的報復效能在於（一）快速否定敵人攻擊（二）直接攻擊侵略者具有高度價值的目標（三）有能力且有高度意志貫徹報復的決心」。11此一看法雖未完全否定史耐德(G1enn H. Snyder)所論，「防衛」與「嚇阻」是兩條無法重疊的平行線，卻提供了戰略思考上的轉折，即「防衛」與「嚇阻」是可以透過手段運用達到互補，甚至合而為一的戰略選擇。學者葛瑞（Colin S. Gray）即持肯定的態度表示：「在理論與實際運作上，嚇阻與防衛都不應視為兩個對立的概念，而是兩種相輔相成的戰略運用」。12因為從廣義的角度觀察，防衛應納為嚇阻的理論範疇之一，並在嚇阻對手無效之際，藉實際的防衛手段否定對手的侵略行為。防衛雖然無法積極地左右對手決策，但依然能夠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嚇阻效用。李寶（Richard N. Lebow）因而指出：「任何對嚇阻提出批判者，都應該公平而客觀的同意，嚇阻在適當的戰略運用與防衛條件配合下，是可以在維持本身利益之際，同時避免了戰爭的爆發」。13從上述學者觀點中可發現，將防衛置於嚇阻項下一環，從理論與實際的角度看，亦能合理地反映出嚇阻與防衛前後的邏輯對應關係。 只要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台灣就必須要有預防突發狀況的能力，在軍事戰略上擬訂一可行的因應策略，並以正確邏輯思考建構實際需要的嚇阻武力。防衛性戰略在本質上雖然消極與被動，但在兵力與武器建構上，仍須針對假設敵而建立，不能病急亂投醫或欲求立竿見影，而陷入盲目且無效率的任意投資。國防戰略指導的「建軍」與「備戰」方向，在缺乏報復性武器發展現況下，所能預期產生的嚇阻效力並不大。如能以「防衛」為中心，在現有架構下，充實應戰能力，注入報復元素，使敵發動戰爭代價遠高於利益，當可獲得「嚇阻」功效，應是我國防戰略較為可行之發展方向。 故我國軍事戰略，應以「積極防衛」為主，才能以有限的國防資源，構建達成防衛目的的戰力。國家戰略，應結合整體資?

作者長期服務軍旅從事台澎防衛作戰戰備整備工作，在國內外戰略環境急遽轉變的狀況下，台海兩岸難道一定要落入以戰爭來解決的歷史宿命嗎?台灣「有效嚇阻」軍事戰略能達成防止戰爭的目的嗎? 嚇阻是非零和賽局，必須藉助溝通、協商、妥協才能達成目的，問題是中共在領土主權上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兩岸在政治上若無法進行溝通、協商、妥協，則軍事上的信心建立措施幾乎是不可能達成，那就表示兩岸軍事關係仍將以零和賽局收場，以這樣的觀察角度對於台灣「有效嚇阻、防衛固守」軍事安全政策更有必要深入檢討。 中華民國「有效嚇阻」軍事安全政策與國際安全研究領域中的「嚇阻理論」似乎有許多理論與實際相互矛盾的疑點，雖然過去的實證經驗顯示國際關係的理論不必然能夠解決現世的困難，但是透過理論邏輯思維程序與科學分析方法，可以釐清觀念上的偏差，檢驗政策的可行性與預期的效果。 不論從報復手段、決策思考、嚇阻對象層面、心理認知上，都可以很明顯的體認，核武嚇阻與傳統嚇阻的差異。由於這些差異將造成實際政策執行上的南轅北轍，為了不使政策執行產生偏差，更不要讓敵人誤解，所以在以嚇阻戰略作為國家安全政策時，一定要明確認定核武與傳統嚇阻的區別，否則模糊解釋空間增大，爆發危險爭議衝突的機會也相對增加。基本上傳統嚇阻缺乏大規模報復的可信度，然而並不表示傳統嚇阻就完全沒有機會。 從嚇阻方式上來看，核武嚇阻可信度較傳統嚇阻高;從成本上看，嚇阻戰略成本絕對比戰爭的成本要低。嚇阻的功效不是絕對值的問題，而是機率與可靠度的問題，以防止戰爭的出發點，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使嚇阻的可靠度提高，才是積極而正確的做法。 雖然嚇阻戰略充滿爭議，是一種預期失敗並準備反擊的戰略，但是以保險的觀念來看，任何對抗形勢中都有他的蹤跡，若是將之視為對抗關係中一種必經的過程，而嚇阻戰略又不是絕對有效，只是機率可信度的問題，則嚇阻戰略仍是一種充滿彈性與機會的選擇。 嚇阻的主要手段「第二擊」，也就是大舉報復，其實也是充滿彈性與不確定性。到底何時發動反擊?在什麼情況下發動?經過什麼程序發動?這樣的程序有安全的管制嗎?第二擊的規模是一次投入或逐次升高?第二擊能力的存活率如何確保?等等問題，都是嚇阻戰略必須深思熟慮的地方，因為稍一不慎就會萬千生靈塗炭。 嚇阻戰略是建立在理性的決策思考基礎上，而理性因素又不可捉摸，所以非理性因素是嚇阻戰略的隱形殺手。因此，在制定嚇阻戰略時必須兼顧保險與彈性，畢竟避免戰爭只是最高理想，並不是最終目的，確保生存與發展才是最終目的。 台灣獨立，就當前情勢言，中共對台「防獨」甚於「促統」，主要原因是基於對中國主權的堅持。兩岸之間在衝突利益與共同利益中間必須有一個共識點，就是相互都有意避免因開啟戰端而共同受傷害。從嚇阻戰略防止戰爭這個觀點來看，似乎兩岸的相互嚇阻是有積極的面向，問題是中共對台戰略的主軸會是嚇阻嗎?中華民國對中共的嚇阻又有多大的效果?因此，從中共所謂的「威懾」，來檢視臺海兩岸錯綜複雜的「利益」與「安全」問題，試圖尋求雙方最大的共同利益。 就美國而言，維持其霸權是首要工作，美國一慣的戰略思維就是「控制和領導」。因為此一觀念的作用，所以中共崛起與否對美國安全都是挑戰，關鍵在於美國一直想要以本身的價值觀，強制主導地區的情勢發展，矛盾自然就產生了。台海問題的錯綜複雜，大多數的研究報告都指出，不應去刺激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台灣獨立在現階段是極危險的行為，中共威懾戰略是國家總體戰略，其對美、蘇是著重嚇阻的意味，對台灣卻以威懾為重。雖然如此，仍必須思考中共在面對強權時，尚且強調全面報復，更何況是對台灣。 台灣嚇阻戰略的內容，看不出報復的時機、方式與手段，反而比較符合危機管理，避免衝突情勢升高的原則。不論從軍事實力、國防預算結構、軍隊的組織結構、建軍構想叫咄支潛能、未來發展上，都看不到執行嚇阻軍事戰略的真實層面。或許台灣的嚇阻戰略只是語意上的表達方式，以及表現在戰術層次的作戰手段運用，而不是全方位軍事戰略作為。 以嚇阻理論的三要件來檢驗，「能力」上台灣目前還沒有嚇阻戰略所必須具備的大規模報復力量，軍隊組織架構及國防預算上，更看不出支持嚇阻戰略的明顯證據。「溝通」上基於保密的要求，不要說中共不了解台灣嚇阻戰略的實力與方式，恐怕台灣軍隊本身也沒有幾個人知道具體內容，再加上沒有充分的溝通管道，嚇阻的訊息無法適當傳遞，如何達成嚇阻目的。「可信度」上除了前述能力與溝通均缺乏外，對於中共得不償失價值觀，恐怕也無法確實掌握。由此觀之，台灣「有效嚇阻」軍事戰略還在初始發展階段，談不上效果的展現。 中華民國「有效嚇阻、防衛固守」軍事戰略，不論從制定的經過、層級或實質內容，仍脫離不了軍事專業的背景，並不完全屬於國家戰略的層級，也因此其手段就限定在軍事行動的思考模式。台灣軍事戰略一直延續防衛台灣的思維理則，因而將嚇阻與防衛的觀念混合使用，由於語意表達的認知差距，製造了學術討論上許多的誤解、迷思與陷阱。台灣的「有效嚇阻戰略」與國際安全研究學者所認定的「嚇阻理論」可說完全不同，他所強調的只是希望達成「嚇阻的效果」，並不是「嚇阻戰略」的內涵。 綜合考量全般情勢，結合理論邏輯基礎與實際能力，台灣軍事戰略，應以「積極防衛」為主，才能以有限的國防資源，達成防衛目的，滿足建軍需求。國家戰略，應結合整體資源，朝「有限嚇阻」方向努力，綜合運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科技、資訊，甚至文化、宗教、民族情感或是中共所謂的超限戰、不對稱戰爭等手段，營造有限嚇阻的全般架構，才可使理論與現實相結合。 關鍵字：嚇阻 ，戰略 ，防衛 ，威懾 ，懲罰 ，阻卻

學界常以嚇阻理論觀點詮釋解放軍的外在戰略作為，但經由本研究透過嚇阻理論分析檢證的結果，發現事實上中共有其一貫的「威懾戰略」思維模式，並且為解放軍核心戰略「積極防禦」的依據，此戰略思維內涵承襲中國傳統戰略文化與原則，其實際意義和中共學界定義的威懾戰略不同。「威懾戰略」思維也是解放軍在建構與運用戰略武力時的根本依循原則，而非根據嚇阻理論產生的嚇阻戰略，因此以嚇阻戰略的標準來檢驗與分析解放軍戰略作為，將不能得到正確解答。 解放軍從早期建構核戰略武力開始，即是出自於現實戰略利益考量，並不只是如中共官方所稱，要打破大國核壟斷與追求徹底消滅核武器等理想性、道德化說詞；解放軍隱晦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原則，更是「威懾戰略」思考下，避免引起強國攻擊，以換取戰略武力發展空間的一項策略。隨著國際戰略局勢以及中共安全認知轉變，在美國發展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以及調整核武戰略的情況下，解放軍將會持續建構包含非核戰略武力在內的戰略打擊力量，但在核戰略武力建構方面將會有所節制，置重點於技術提升和多元發展，以確保解放軍能在不改變既有原則的基礎上，更加彈性靈活運用各式戰略武力，一方面維持威嚇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在必要時配合「威懾戰略」動用武力，達成中共所賦予解放軍的任務。 關鍵詞：中共軍事、嚇阻理論、嚇阻戰略、威懾戰略、戰略武力、不首先使用 / Researchers often apply the concept of Deterrence Theory to explain the outward strategic actions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However,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es and examinations of Deterrence Theory, the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d that PLA has created its own strategic logic of “Threat and Deterrent Strategy” which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PLA’s core military strategy--Active Defense. In addition, this kind of strategic thinking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and principl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and measures of Deterrence Theory commonly agreed by scholars. “Threat and Deterrent Strategy” also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PLA’s main military strategy “Active Defense”.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is PLA’s principle of building and operating its strategic weapon.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Deterrence Theory to explain PLA’s military actions may be inappropriate and result in misunderstanding because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are different from Deterrence Theory. Even though China official claimed that the goal of obtaining nuclear power is based on an ideal and proper purpose such as to break the exclusiv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 by certain countries and abolish nuclear weapon eventually, the reason why PLA developed nuclear weapon is because of the military advantages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from obtaining nuclear power. PLA announced its “no-first-use” principle of using nuclear weapon without notifying the proviso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playing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so that China can develop its strategic weapon without creating opposition from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mong countries, the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national security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U.S, and the adjustment of using nuclear weapon and its strategy, PLA will keep improving its strategic weapon, including nuclear and non-nuclear. However, PLA will not speed up its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 Instead, PLA will emphasize more on improving the capacity and variety of its strategic weapon so that PLA can utilize all kinds of strategic weapon flexibly and ingeniously. On the one hand, improving military strength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eterrence; on the other hand, cooperating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military actions can help PLA to complete the mission from China. Keywords: China Military, Deterrence Theory, Deterrence Strategic,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Strategic Weapon, No first use

中共核武發展緣起於二戰後核武所造成國際安全與威脅兩難困境擴大，及中共感受到國家生存環境嚴峻挑戰，而於蘇聯扶持下開始投入。從1959年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儲備」，到1964年中共首次原子彈試爆、1966年首次原子彈與導彈結合、19667年氫彈試爆、1970年中遠程導彈及衛星試射，而最終完成中共所謂「兩彈一星」的戰略目標。在戰略上，冷戰時期中共核武發展是寄望與蘇聯一邊倒關係下能於突遭帝國主義核武攻擊時，至少擁有最低限度武器加以反擊為目標，並以蘇聯為防備對象。早於1966年起建立空中核力量及飛彈部隊至1985年成立潛射飛彈部隊，而達成「三位一體」的基本核武力架構，並成為第三個獲該等能力國家。其次在核戰略理論發展上，雖效法美、俄核武強權國家，但其內涵與演進則仍不脫中共人民戰爭主體思維，而步驟則採跨越方式。中共學者認為其核戰略在防禦、抗威懾及反訛詐、有限而有效、主張共同銷毀的有限自衛核反擊戰略思維下，是一種防止戰爭的戰略。 中共學者認為威懾是嚇阻加上脅迫，它是維護國家利益下以物質、精神為基礎運用暴力、非暴力，所採自衛、有限多元威懾。運用在核威懾上則可包括最大限度核威懾、最低限度核威懾，及介於兩者的有限度核威懾，以及最低核威懾等三種。而西方學者常以其核武政策限制性及維持最小規模，與僅能反擊城市目標而將目前中共核戰略稱為最低嚇阻（Minimum Deterrence）戰略。但由於政治目不同，中共核武懾也是具有不同性質。同樣，冷戰時期，中共有限核力量所具威懾功能乃是因既存於超強核威脅形勢下被迫的自衛手段，而去達制止核戰爭爆發，維護國家安全目的的作用。1985後，由於經濟及國際環境情勢不同，中共在核戰略發展與準備也有不同調整。尤其，針對在以有限度核武遏止戰爭爆發要求下，如何確保有限、有效核威懾反擊力量乃成為其跨冷戰前後中共軍事戰略之挑戰。 自1964年首次核試爆到1985年成功進行潛艇發射彈道飛彈試驗，中共核彈頭有明顯進步，且彈頭儲量呈穩定成長。威脅能力也隨飛彈射程而擴及至整個蘇聯及歐亞領土。但均是以不設防城市為假想目標，顯示在性能限制下僅具破壞而不重視準確性。冷戰後國際雖關注核武擴散與裁控，降低與管制核擴散總數，但在各國利益與戰略需要及限制能力不足下，中共認為實質威脅並未降低，同時由於擁有核武國家質與量俱增，以致核武被用在區域衝突危險性上將為之大增，且核武仍為大國政治和軍事競逐中重要工具。更由於美國將核武作用由嚇阻轉變為強調實戰，及降低核武使用門檻進而增加使用可能，使中共感受到安全的威脅，而擔心其數量不足且老舊戰略嚇阻武力在遭美飛彈防禦所阻後，將會使其重回臣服於美、俄「核子勒索」時代。 總體而言，冷戰後中共是從國際與國內外情勢轉變為出發來審度其核政策方向，而反對美國飛彈防禦計畫，亦是出於戰略及技術弱點上憂心。中共一直深信，美國飛彈防禦系統加上本來已極先進的傳統戰力，將可能摧毀中共既有嚇阻能力，而使美國在台海衝突獲得更大行動自由。雖美國曾多次溝通，但似乎仍無法消除中共在這方面疑慮。而這也可能給未來中共核武現代化一合理託辭。同樣大多數中共國防大學及研究人員亦認為後冷戰時期中共能在國際政策中不被任何國家所忽視和替代，主要即中共已掌握完整核武力能力。基於前述因素發展冷戰後中共核戰略仍可能有所變動。美國學者的研究大多認為在美國飛彈防禦衝擊及中共經濟發展挹助力，中共如持續對其核武穩定及精確度進行研改，則可見的末來五到十年中共可能會發展出更接近美、俄兩國能力的核戰略。而可能影響未來中共核武政策走向因素則將包括經濟發展程度、及中共領導人在政治上否能抗拒來自軍方要求核武現代化壓力考驗等。 2000年江澤民對中共核武器提出「五個必需」指導，是中共冷戰後首次對內在核武運用上的一重大具體指導，這也顯示中共內部在對維持既有最低嚇阻核戰略原則爭辯上似乎已獲至結論。而西方學者發現中共最低嚇阻戰略在中共擁有更多樣化核力量來控制衝突擴大、以及內部引發動亂時，恐會調整到準備在特定環境中遂行核戰可能。但由於朝有限核打擊及從城市目標擴大為軍事目標的嚇阻能力建構上，是需要具備較目前更為先進水準的核武指管導引能力與相配稱的核武現代化部隊。因此，中共可能仍需要一段很長時期努力才能獲致到等能力。但從1985起中共即積極發展第二代更具戰術機動、更精準及更能快速反應的固態燃料系統，來取代原不夠精準、不足以信賴以及反應遲緩的液體燃料的核武器。未來中共也將配合尖端軍事科技發展，而加強研製太空武器及第三代核武器，並精進核武器安全及可靠性等列為發展重點，進而朝「縮小規模、攻防兼備和增強作戰能力」以及「四位一體」方向發展邁進。但期間將會遇到高技術研發困境與高開發經費支持的障礙挑戰。 而未來中共朝核武大國前進時亦將面臨因核武實力而形成與美決策上的錯誤認知，以及過去在核武所塑造高道德形象的牽絆與引起使美國擔憂其軍力成長的戒心等不良效應。因此，在提升綜合國力的總目標下核武仍將被中共限制在僅為嚇阻而非實戰的角色。其次，未來台海對峙中共戰略核武仍為嚇阻效用，而可能威脅傷害將是戰區或戰場階層核武使用的考量。整體而言冷戰後戰略核武仍是中共一種國力象徵與嚇阻強權介入政治工具，而其特點是強化其存活能力與縮短反擊準備時間，並朝精準及小型化方向前進。而核武發展程度則視美國飛彈防禦系統及其在亞太戰略作為對中共的衝擊而定。

本論文名稱為「核子武器與國家安全」（以中華民國作個案研究），望文生義，主要 重點乃強調核子武器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可能關聯。及核子武器所導致各種可能的利與 不利之因素，其中尤為強調嚇阻理論與國家安全的關聯性。同時，並以當前我國的國 家安全處境，作為個案的研究。嘗試分析。評估中華民國如果發展核子武器，對我國 的國家安全的增加，有多少助益，且可能會產生何種不利影響。 全文共分六章，十七節，第一章導論，說明研究的動機與方法。第二章以敘述軍事力 量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主。第三章則介紹嚇阻理論，及嚇阻所必備的幾項因 素。第四章中華民國的核武選擇，從中共與我國對峙的情形，說明我國是否有發展核 武器的需要。第五章則是從嚇阻的觀點與國家戰略（利益）的角度，評估我國核武器 選擇的各種利弊。第六章結論。

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僅五十餘年歷史，國土面積小，人口與敵對的阿拉伯國家相較不成比例。三軍常備部隊始終維持在十餘萬人；惟軍事力量強大，足以稱的上是世界的強國之一，更是中東地區一流的軍事強國。自建軍以來，軍事成就不但令人刮目相看，政治上，更成功扮演維護國家生存的重要資產角色。其建軍如何影響陸軍之發展、在全般戰略與戰爭中的地位、作戰思想及軍事準則之形成與實踐等成就之內涵，均具深入研究價值。 以色列近兩千年歷史中，不曾擁有國家及軍隊，在短短數十年內，能將複雜的軍事藝術發揮的淋漓盡致，究其核心價值，是猶太人的「生存」問題。而軍隊是龐大而複雜的戰鬥組織，其發展及改革長囿於現況或傳統思路，當面對新的戰場時，往往失去其適應能力。然而，以色列陸軍在戰爭中所表現的，是始終引領著戰爭的發展。 以色列因戰爭而全國皆兵，並進行軍隊的建立及脫胎換骨，其成就是從摸索與錯誤、實驗與辯論中將所得實際經驗，從最基本的技能，到錯綜複雜的大軍作戰訓練自己，並在戰爭中通過檢驗。戰爭中，以色列陸軍始終主宰戰場形勢，其成功不僅是作戰準則、戰術及組織進步而有效率，甚至是與他人不同，但全部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創造出來。而永遠準備打下一場戰爭是其不變的信條，從質與量的提升、作戰指揮及戰略、戰術運用、逐次發展到聯合作戰型態及新式武器裝備發展與運用等，均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最寶貴的經驗教訓，是以色列決心自行發展遂行長期作戰所需武器，不再完全依賴外來的武器供應。 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形成、制定，有其歷史、地理及心理的複雜因素，這也是它比對手擁有更勝一籌軍事技巧的原因。其攻勢及守勢準則根源是建立在以色列一貫的安全概念上，戰略是守勢的，陸軍的運用向以攻勢為主。關鍵因素為政治孤立、戰略縱深不足及缺乏作戰持續力、強敵環伺及超強干預的脆弱性等考量。作為一個小國，以色列陸軍只有較少的選擇與較小的自由發展適合於自己的軍事準則，即先尋求可用武器，再擬訂其準則。所以其準則主要是可用武器功能之發揮。他充份瞭解大國的準則，僅能有限度地運用於解決小國的問題。因此，以色列在發展自己的準則上，是成功的典範，它經常不斷變化、修正與革新，因為，下一場戰爭必定不同於上一次。所以必須注意戰爭的積極經驗及教訓；且對消極的教訓也相當注意。準則的彈性與不受拘束，使他在研究每一次戰爭教訓時，係假定以軍戰敗，而不是以戰勝者的態度自許。這方面以色列充分掌握小國不似大國，小國通常只需發展適合於地區情況的戰略及軍事準則，因此，機動性與適應性相對提高。 戰略環境改變，因應潛在威脅方面。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已逐漸傾向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然而，潛在威脅並不因此而消除。陸軍為因應新情勢變化，主在加強指揮及作戰運用更具彈性，提升三軍聯合作戰能力及相應的軍事準則之革新。在因應恐怖攻擊方面，長期以來，對於阿拉伯人恐怖活動做出的反應都是使用軍事手段，非但未使巴勒斯坦人屈服，反而擴大恐怖攻擊規模，致以色列陸軍傷亡持續增加，反制恐怖主義投資也相對增加，更投入龐大經費構築安全隔離牆。面對與巴勒斯坦衝突持續發生「質」的改變同時，以色列陸軍所擔負對付恐怖攻擊活動的難度將會更高。 以色列陸軍未來仍將強調以實力為原則，始終保持對敵國的絕對優勢：保證「質」的優勢，藉以抵消阿拉伯國家「量」的優勢；保持對阿拉伯國家的嚇阻態勢，準備與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戰爭。但是以色列對敵人的軍事嚇阻，卻也有限制：(一)嚇阻態勢是一種不得已的暫時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長期衝突的事實說明，如果雙方缺乏邁向政治妥協的行動，嚇阻終必失敗。(二)倚賴軍事力量對付侵略的嚇阻戰略，在敵人不顧一切、估計錯誤或以克勞塞維茲戰爭思維(除非軍事結果對政治的後果有極不利的影響，否則政治後果才是至關重要的，而不是立即的軍事結果)的方法下從事，嚇阻也終究會失敗。

南亞係指印度半島和其鄰近之島嶼而言，位於印度洋北岸，為亞洲大陸的南方門戶，有次大陸之稱。區域內國家計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及馬爾地夫等七個國家。自古以來，南亞地區就是扼控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通道，也是連接阿拉伯地區、非洲地區、歐洲地區與亞洲地區各國的一個海上樞紐。 印度、巴基斯坦兩國的恩怨情仇，可說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她的癥結始於16世紀歐洲殖民主義開始入侵印度，1813年英國擊敗法國獨自使印度逐步變為英國的殖民地，並採行分而治之政策所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人民民族獨立運動高漲，1947年6月英國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實施分治獨立，使得印巴兩國間的仇視和對立的立場，更加尖銳和具體化。 印巴兩國自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後，於1947年雙方於喀什米爾爆發第一次衝突，經由聯合國安理會居中調停下，雙方同意在喀什米爾地區劃定一條停火線（Cease-fire Line），其後復於1965、1971年於此地發生兩次戰爭，並造成雙方的大量損失。雖然雙方在1972年達成西姆拉協定，將原先的停火線轉化為雙方實際控制的界線，不過彼此間的衝突卻未因此而獲得解決。此後雙方雖不再發生如前次大規模的衝突，但低強度的區域衝突仍然不斷，尤其是雙方在80年代中期於錫亞琴冰川的爭端，90年代的卡吉爾衝突，更造成雙方人員與資源的損傷及兩國關係的低迷。 1991年蘇聯解體後，印巴兩國間的對抗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獲得平息，反之於1998年5月後更演變為核武競賽的局勢。歸咎其根本的原因，除了喀什米爾爭端的問題外，尚包括有區域外強權的介入因素、印巴政治因素及核武軍備發展等影響，使得南亞地區一夕之間躍升為世界火藥庫之一。 2001年911事件後，南亞地區雖然不是大國爭霸的重點，但自美國小布希總統對恐怖主義宣戰後，一夕之間南亞地區遂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2004年1月4日，第12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領袖高峰會議後，印巴兩國基於國內宗教極端主義的緩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強權的干預等因素，雙方同意在2004年2月開始展開兩國間的全面對話，以進一步的推動兩國間的關係正常化。同時，印度從中國厚植綜合國力、經濟發展支持國防建軍中得到啟示；唯有消弭印巴兩國的爭端，維持南亞地區的和平，才能創造印巴兩國雙贏的局勢，並加速達到印度成為世界大國地位的目標。

理性選擇理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研究一個主要的研究途徑，在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辯中扮演了概念釐清的角色，並且增進了對無政府狀態內涵與國際合作可能性的理解。國際安全研究中，理性選擇以嚇阻理論為主要研究議題，針對核武嚇阻、傳統武器嚇阻、流氓國家與恐怖份子嚇阻等重要議題，無論是理論建構或實證研究皆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在1980年代，形式化(formal))的理性選擇作為一種國際關係研究途徑成為一時顯學，與傳統國際關係主要研究途徑如歷史分析、文化研究、政治心理學等並駕齊驅，甚或有超越之勢；直至1990年代末期，理性選擇面臨強烈的質疑，進而引發了批評者與辯護者對於理性假設與方法論的爭辯。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以來，認知科學中的「展望理論」開始跨足至國際關係研究，試圖從行為者如何處理與詮釋訊息的角度來解釋國際政治行為與結果，對理性選擇的假設作了些許修正與補充，兩者的在未來的結合將有助於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中共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其經濟實力更挹注軍事現代化，「中國威脅論」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中共軍事現代化中，除了戰略核武器與先進國家差距較小外，其他傳統武器仍有一段實力差距。由於中共在台灣對面沿海地區大量部署近、中程飛彈，使我國備感壓力外，其戰略核武也瞄準世界各地重要目標。 在1996年飛彈試射的台海危機中，美、中（共）軍事對峙情勢浮現，中共「二砲」部隊之功能在度被重視，並開啟了中共在軍事爭端中使用彈道飛彈的歷史。中共周邊諸國不但有感於其軍事威脅，而心生警惕地致力於軍備現代化，或者增強軍備，形成區域軍備競賽，進而影響區域安全。 亞太地區在二十一世紀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新重心，使美國重新評估與調整其亞太戰略，並加強與區域內各國之交往互動。而中共為求被全世界視為完備的強國，希望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與其他強國分庭抗禮，因此，除了繼續加強經濟的發展外，更強調軍力的成長與現代化，加上近年來其海軍活動範圍逐年向外延伸擴展，早已引起美、日等國的警惕，而不得不及早籌謀因應之道。隨著冷戰結束後，亞太區域安全日益重要。 冷戰後，中共體認發生大規模戰爭機率低，國際安全趨勢將朝向局部戰爭，中共解放軍體認軍事準備重點在於「打贏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與未來戰爭發展趨勢。體認實現「具有中國特色之軍事變革」，置重點於機械化、資訊化之複合式轉變，達成跨越式的現代化發展。中共核武發展，對台保有高度壓迫與維持大國形象的特徵。 美國是目前國際局勢中的單極，飛彈防禦體系與核武態勢評估，實質上都直接對中共軍事反應產生影響。全球飛彈防衛體系在東亞部署，直接影響台海兩岸關係；2002年美國核武態勢評估更將中共列為美國核武打擊的對象與台海衝突是動用核武解決事件之一。中共彈道飛彈因應，重點為發展「一長一短」，「一長」就是針對美國發展的遠程及戰略洲際彈道飛彈。「一短」就是用於嚇阻台灣的近程戰術飛彈。 美國在亞洲軍力調整與戰略部署，主要意義是在防堵中共軍事崛起以避免與美國抗衡，維持世界局勢穩定；故不希望台海之間有「意外」發生，維持目前不武不獨現狀，反對我方所謂「縱深攻擊」的「戰略性防衛」思維，意圖攻擊三峽大壩或上海、香港的想法 。 中共軍力現代化著眼在全球布局與美國相抗衡，台灣問題是當前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中美雙方正推動軍事交流，中共必藉防止台獨理由，企圖排擠美國在亞太勢力，以貫徹「藉台排美」策略。一但，美國勢力遭排除後，日本影響力也將隨之消退，屆時「台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台灣在此劣勢中，如何取得平衡甚或占得優勢，除了發展戰略攻勢武器，強化全民國防，提升作戰意志，展現自我防衛決心外；也要瞭解中共企圖，認清國際局勢中自我角色，以合縱連橫以確保國家生存之道。

由於中國經濟快速的成長，綜合國力逐漸提升，更因成長趨勢顯著，不但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並讓周邊國家及國際強權產生壓迫感，遂有「中國威脅論」的出現。自2003年下半年起，中國領導階層與主要分析家即開始提倡「和平崛起」概念為其未來數十年的戰略路線；因為中國領導人瞭解其快速提昇的全球經濟與安全事務影響力，已造成主要強權和亞洲各國的普遍憂慮後，正試圖以此概念向世界消毒。而「和平崛起」係中國研究歷史後，瞭解新力量崛起時可能產生的問題後所採行的國家戰略路線，希藉此向世界宣示其力求避免衝突的決心，本概念即係中國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 現代國家的國防安全已不是單純軍事範疇的問題，而是政府針對國家安全情勢需要，對政治、經濟、心理、軍事整體國力的統合運策施為，以確保國家安全的全面國務大政。承平時的「嚇阻」及戰爭時的「防衛」為推動國防政策的必要觀念；因此，外部的軍事威脅仍是影響各國國家安全的最主要因素。 中國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的短期目標雖然還是在於以武力脅迫台灣，並準備可能的台海衝突，但長期而言，中國不僅有能力而且有野心去挑戰美國在亞洲區域內的霸權地位。比起美國近年超過30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和先進的武器裝備，中國的軍力雖略顯渺小，但其增長的速度卻十分快速。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官方的國防支出即以每年兩位數的成長率增加，中國的崛起以及伴隨而來的快速軍力擴張，已經成為影響海峽兩岸穩定與安全的最大變數。 國防建軍的理念，不在與敵人作量的競賽，而是建立一支高素質、高科技的精銳武力，以確實嚇阻敵人；因此，就現況而言，維持兩岸現況以及足夠的嚇阻力量，乃是降低兩岸動武機率的兩大要素。 /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and advancement in national comprehensive power have drawn attention to the world.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great powers are sensing the escalating pressures of “China Threa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03, China’s leadership and analysts have initiated the concept of “Peaceful Rise” as China’s future strategy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China is now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misconception toward China. The national defense is aimed to the need for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encompasses political, economical, psycholog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rather than just for the military motive. To “deter” in the peace time and to “defense” in the war time are mayor concerns of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Consequently, exterior military threat remains the top issue in each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for the short-term goal is to coerce Taiwan and prepare for any possible cross-straits confrontation. China not only has the ability but also the ambition to challenge the U.S. hegemony role in the Asia. China’s military budget is relatively small compared to the U.S. military expens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However,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s very phenomenal in the past few years. Since the 1990s, China’s official documents reveal that its military expense grows in the rate of more than 10 percent. The rising China and its rapid military expansion become the most unpredictable variables for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the Cross-Straits region. The ideal type of building military forces is to build a high-quality and high-tech forces rather than to compete with the enemy in terms of figures. Inferring Maintaining status quo and have the forces to deter China’s military intention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o reduce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