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僅五十餘年歷史，國土面積小，人口與敵對的阿拉伯國家相較不成比例。三軍常備部隊始終維持在十餘萬人；惟軍事力量強大，足以稱的上是世界的強國之一，更是中東地區一流的軍事強國。自建軍以來，軍事成就不但令人刮目相看，政治上，更成功扮演維護國家生存的重要資產角色。其建軍如何影響陸軍之發展、在全般戰略與戰爭中的地位、作戰思想及軍事準則之形成與實踐等成就之內涵，均具深入研究價值。 以色列近兩千年歷史中，不曾擁有國家及軍隊，在短短數十年內，能將複雜的軍事藝術發揮的淋漓盡致，究其核心價值，是猶太人的「生存」問題。而軍隊是龐大而複雜的戰鬥組織，其發展及改革長囿於現況或傳統思路，當面對新的戰場時，往往失去其適應能力。然而，以色列陸軍在戰爭中所表現的，是始終引領著戰爭的發展。 以色列因戰爭而全國皆兵，並進行軍隊的建立及脫胎換骨，其成就是從摸索與錯誤、實驗與辯論中將所得實際經驗，從最基本的技能，到錯綜複雜的大軍作戰訓練自己，並在戰爭中通過檢驗。戰爭中，以色列陸軍始終主宰戰場形勢，其成功不僅是作戰準則、戰術及組織進步而有效率，甚至是與他人不同，但全部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創造出來。而永遠準備打下一場戰爭是其不變的信條，從質與量的提升、作戰指揮及戰略、戰術運用、逐次發展到聯合作戰型態及新式武器裝備發展與運用等，均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最寶貴的經驗教訓，是以色列決心自行發展遂行長期作戰所需武器，不再完全依賴外來的武器供應。 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形成、制定，有其歷史、地理及心理的複雜因素，這也是它比對手擁有更勝一籌軍事技巧的原因。其攻勢及守勢準則根源是建立在以色列一貫的安全概念上，戰略是守勢的，陸軍的運用向以攻勢為主。關鍵因素為政治孤立、戰略縱深不足及缺乏作戰持續力、強敵環伺及超強干預的脆弱性等考量。作為一個小國，以色列陸軍只有較少的選擇與較小的自由發展適合於自己的軍事準則，即先尋求可用武器，再擬訂其準則。所以其準則主要是可用武器功能之發揮。他充份瞭解大國的準則，僅能有限度地運用於解決小國的問題。因此，以色列在發展自己的準則上，是成功的典範，它經常不斷變化、修正與革新，因為，下一場戰爭必定不同於上一次。所以必須注意戰爭的積極經驗及教訓；且對消極的教訓也相當注意。準則的彈性與不受拘束，使他在研究每一次戰爭教訓時，係假定以軍戰敗，而不是以戰勝者的態度自許。這方面以色列充分掌握小國不似大國，小國通常只需發展適合於地區情況的戰略及軍事準則，因此，機動性與適應性相對提高。 戰略環境改變，因應潛在威脅方面。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已逐漸傾向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然而，潛在威脅並不因此而消除。陸軍為因應新情勢變化，主在加強指揮及作戰運用更具彈性，提升三軍聯合作戰能力及相應的軍事準則之革新。在因應恐怖攻擊方面，長期以來，對於阿拉伯人恐怖活動做出的反應都是使用軍事手段，非但未使巴勒斯坦人屈服，反而擴大恐怖攻擊規模，致以色列陸軍傷亡持續增加，反制恐怖主義投資也相對增加，更投入龐大經費構築安全隔離牆。面對與巴勒斯坦衝突持續發生「質」的改變同時，以色列陸軍所擔負對付恐怖攻擊活動的難度將會更高。 以色列陸軍未來仍將強調以實力為原則，始終保持對敵國的絕對優勢：保證「質」的優勢，藉以抵消阿拉伯國家「量」的優勢；保持對阿拉伯國家的嚇阻態勢，準備與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戰爭。但是以色列對敵人的軍事嚇阻，卻也有限制：(一)嚇阻態勢是一種不得已的暫時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長期衝突的事實說明，如果雙方缺乏邁向政治妥協的行動，嚇阻終必失敗。(二)倚賴軍事力量對付侵略的嚇阻戰略，在敵人不顧一切、估計錯誤或以克勞塞維茲戰爭思維(除非軍事結果對政治的後果有極不利的影響，否則政治後果才是至關重要的，而不是立即的軍事結果)的方法下從事，嚇阻也終究會失敗。

南亞係指印度半島和其鄰近之島嶼而言，位於印度洋北岸，為亞洲大陸的南方門戶，有次大陸之稱。區域內國家計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及馬爾地夫等七個國家。自古以來，南亞地區就是扼控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通道，也是連接阿拉伯地區、非洲地區、歐洲地區與亞洲地區各國的一個海上樞紐。 印度、巴基斯坦兩國的恩怨情仇，可說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她的癥結始於16世紀歐洲殖民主義開始入侵印度，1813年英國擊敗法國獨自使印度逐步變為英國的殖民地，並採行分而治之政策所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人民民族獨立運動高漲，1947年6月英國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實施分治獨立，使得印巴兩國間的仇視和對立的立場，更加尖銳和具體化。 印巴兩國自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後，於1947年雙方於喀什米爾爆發第一次衝突，經由聯合國安理會居中調停下，雙方同意在喀什米爾地區劃定一條停火線（Cease-fire Line），其後復於1965、1971年於此地發生兩次戰爭，並造成雙方的大量損失。雖然雙方在1972年達成西姆拉協定，將原先的停火線轉化為雙方實際控制的界線，不過彼此間的衝突卻未因此而獲得解決。此後雙方雖不再發生如前次大規模的衝突，但低強度的區域衝突仍然不斷，尤其是雙方在80年代中期於錫亞琴冰川的爭端，90年代的卡吉爾衝突，更造成雙方人員與資源的損傷及兩國關係的低迷。 1991年蘇聯解體後，印巴兩國間的對抗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獲得平息，反之於1998年5月後更演變為核武競賽的局勢。歸咎其根本的原因，除了喀什米爾爭端的問題外，尚包括有區域外強權的介入因素、印巴政治因素及核武軍備發展等影響，使得南亞地區一夕之間躍升為世界火藥庫之一。 2001年911事件後，南亞地區雖然不是大國爭霸的重點，但自美國小布希總統對恐怖主義宣戰後，一夕之間南亞地區遂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2004年1月4日，第12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領袖高峰會議後，印巴兩國基於國內宗教極端主義的緩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強權的干預等因素，雙方同意在2004年2月開始展開兩國間的全面對話，以進一步的推動兩國間的關係正常化。同時，印度從中國厚植綜合國力、經濟發展支持國防建軍中得到啟示；唯有消弭印巴兩國的爭端，維持南亞地區的和平，才能創造印巴兩國雙贏的局勢，並加速達到印度成為世界大國地位的目標。

「中國崛起」是國際社會在討論中共1990年代以來的變化所使用的概念。影響臺灣國家安全的因素雖然很多，但中共政權始終是臺灣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中共崛起」後，伴隨其綜合國力的成長，及其擴張的戰略企圖，臺灣問題已經從以往民族情感的統一需求，提升為中共向外擴張的戰略需求，而造成臺灣在安全方面的更大挑戰。 雖然世人對「中國崛起」是否成為威脅的看法分歧，現實主義者認為他是潛在的威脅，主張藉由赫阻等手段維持權力平衡；自由主義者認為讓中國接受國際機制規範，可降低與之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建構主義者認為與中國正面的互動會走向和平，但負面的互動會走向衝突；但就臺灣的安全而言，在中共不放棄以武力犯臺的原則下，中共的和平宣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乃至建構主義對「中國崛起」的看法與主張，只能當作臺灣在策定國家安全戰略的分析與參考，畢竟中國是否為「和平崛起」需要經過諸多檢驗，臺海安全只能當作國際上對中共行為與和平宣示的驗證；就臺灣本身而言，我們必須堅信中共是我們最大的安全威脅來源。 本文的論述主要從中共崛起的戰略意涵及中共對於未來的戰略企圖，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層面，解構中共崛起後，臺灣安全威脅的變化，分析臺灣如何在「中共崛起」、「國際、區域」局勢更迭中，從國際、兩岸關係、臺灣內部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層面，建立臺灣應有的認知共識，與具體的戰略思考。以選擇臺灣「避戰爭之兇、趨和平之吉」的最好方法。 / Many of the ideas of the rise of the PRC come from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which was formulated by thinktank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unnity in the mid-1990s. Concerning unification, China is the single most threat to Taiwan’s survival. Spatial expansion, a result of rising China, is gathering momentum to impact Taiwan security. There are controversial arguments. Rationalist argues that China need to be contained through deterrence. Liberalist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reduce potential conflict, China can be tamper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norms. Constructionist argues that China could be bad or behaving boy. Regarding Taiwan security, these arguments are irrelevant to contemporary Taiwan security. As long as China not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o use force in the unification, China is the single most threat against Taiwan. Regarding Rising China, this paper exams its implications and her strategic intentions. Finally, facing the threat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the most feasible strategy in the regional/global environment with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學界常以嚇阻理論觀點詮釋解放軍的外在戰略作為，但經由本研究透過嚇阻理論分析檢證的結果，發現事實上中共有其一貫的「威懾戰略」思維模式，並且為解放軍核心戰略「積極防禦」的依據，此戰略思維內涵承襲中國傳統戰略文化與原則，其實際意義和中共學界定義的威懾戰略不同。「威懾戰略」思維也是解放軍在建構與運用戰略武力時的根本依循原則，而非根據嚇阻理論產生的嚇阻戰略，因此以嚇阻戰略的標準來檢驗與分析解放軍戰略作為，將不能得到正確解答。 解放軍從早期建構核戰略武力開始，即是出自於現實戰略利益考量，並不只是如中共官方所稱，要打破大國核壟斷與追求徹底消滅核武器等理想性、道德化說詞；解放軍隱晦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原則，更是「威懾戰略」思考下，避免引起強國攻擊，以換取戰略武力發展空間的一項策略。隨著國際戰略局勢以及中共安全認知轉變，在美國發展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以及調整核武戰略的情況下，解放軍將會持續建構包含非核戰略武力在內的戰略打擊力量，但在核戰略武力建構方面將會有所節制，置重點於技術提升和多元發展，以確保解放軍能在不改變既有原則的基礎上，更加彈性靈活運用各式戰略武力，一方面維持威嚇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在必要時配合「威懾戰略」動用武力，達成中共所賦予解放軍的任務。 關鍵詞：中共軍事、嚇阻理論、嚇阻戰略、威懾戰略、戰略武力、不首先使用 / Researchers often apply the concept of Deterrence Theory to explain the outward strategic actions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However,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es and examinations of Deterrence Theory, the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d that PLA has created its own strategic logic of “Threat and Deterrent Strategy” which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PLA’s core military strategy--Active Defense. In addition, this kind of strategic thinking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and principl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and measures of Deterrence Theory commonly agreed by scholars. “Threat and Deterrent Strategy” also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PLA’s main military strategy “Active Defense”.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is PLA’s principle of building and operating its strategic weapon.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Deterrence Theory to explain PLA’s military actions may be inappropriate and result in misunderstanding because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are different from Deterrence Theory. Even though China official claimed that the goal of obtaining nuclear power is based on an ideal and proper purpose such as to break the exclusiv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 by certain countries and abolish nuclear weapon eventually, the reason why PLA developed nuclear weapon is because of the military advantages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from obtaining nuclear power. PLA announced its “no-first-use” principle of using nuclear weapon without notifying the proviso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playing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so that China can develop its strategic weapon without creating opposition from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mong countries, the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national security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U.S, and the adjustment of using nuclear weapon and its strategy, PLA will keep improving its strategic weapon, including nuclear and non-nuclear. However, PLA will not speed up its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 Instead, PLA will emphasize more on improving the capacity and variety of its strategic weapon so that PLA can utilize all kinds of strategic weapon flexibly and ingeniously. On the one hand, improving military strength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eterrence; on the other hand, cooperating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military actions can help PLA to complete the mission from China. Keywords: China Military, Deterrence Theory, Deterrence Strategic,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Strategic Weapon, No first use

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重新調整全球戰略，而其戰略重心的東移，相對牽動了亞太及台海的戰略布局，美國在戰略部署上的一連串舉措，諸如「反恐戰爭」的進行、「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的發布、宣布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乃至於小布希的東亞之行與「核武態勢評估」將原有的三個「邪惡軸心」擴大為七個「不排除動用核武」的國家，顯見美國小布希政府在軍事與戰略上的重大轉變。 就美國的安全評估，東亞地區可能對美軍及其盟邦發動攻擊的國家中，無論是短、中、長程彈道飛彈，均危及美國在東亞之戰略利益，其中以中共及北韓最令美國擔憂。 針對北韓的核武危機與中共崛起的威脅潛伏，美國建構了亞太「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台灣應如何相對調整國防戰略、兵力結構與國防現代化，與因應中共的彈道飛彈威脅，台灣飛彈防禦應有的積極作為、建立第二擊的反擊力量，以及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謀求兩岸雙贏的策略，本篇論文提出研究的發現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