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投票的正當性奠基於「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至今仍被多數人認定為最典型的民主制度。中山先生以創制複決權作為補足代議制度缺失的制度，為落實「直接民權」提供堅實的基礎。此外，本論文亦提出「民主行政」、「公民參與」理論，作為公民主動關心公眾事務，解決重大爭議性政策的基石。民主行政理論不僅力主政治系統內的所有公民，盡可能地親自參與各種政治決策，並且深信各個公民透過決策過程中的普遍參與，可以激發其潛能，促進其道德發展，從而造就出典型公民。公民投票制度也提供了經驗性的基礎。從歐美公民投票制度的發展過程來看，瑞士贏得「公民投票制之母國」的稱呼，並發展成為美、法公民投票系統之外的第三大系統。最近以公民投票決定國際條約的例子，為芬蘭與奧地利選民分別於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與五月十三日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加入歐洲聯盟。而我國公民投票法制化呼聲四起，主要植基於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政權所產生的爭議、立法機制及決策機制背離民意之所致。在「國大自廢武功」不可能的情勢下，訴諸「公民投票」以決定「國民大會存廢與否」，似乎是一種可行之道。公民投票的實施，真正意含則是不信任議會民主，而且對政黨政治存有嚴重戒心。其次，行政機關的決策作為不當亦是興起公民投票法制化的原因之一。本論文主要提出「威權行政」及「漸進理性」決策觀的不當，希望邁向民主行政的決策觀，而公民投票的實施正是「民主行政」精神的最佳展現。第四、五兩章介紹我國公民投票制度法制化的過程。透過各種公投法草案的分析，優劣利弊應已明顯浮現。透過上述的理論、經驗與時空環境的分析，提供了第五章逐條討論階段爭議性問題政策辯論之基礎，這些問題包括公民投票法的法源問題、目前有無實施公民投票之條件、公民投票與代議政治、決策制定之關聯性等等。。筆者期盼執政黨不應再被動以對，以黨版「全國性創制複決法草案」和審查會通過的「五合一」版本進行協商，應是最好的解決之道。第六章提出公民投票運作成功應該具有相關條件之配合，如公民教育的重視、溝通管道的建立、社區意識的培養、培養具倫理觀念之公共行政實務者，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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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權問題，不但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歷史糾葛，更牽扯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人民對此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因此，有部份人提出，利用公投投票來確定台灣未來之主權。因此「主權公投」的政治問題除了從內部因素，政黨競爭的軸線來檢視外，也無法忽視國際因素，尤其是公投在美中台關係中起的作用和變化。 本研究藉由對國際法自決權理論與公民投票制度的研究，分析國際當前成功以公投而獨立的國家案例，並以此為啟示了解台灣目前現勢，深入研究「主權公投」的動機、價值，並據以評估因主權公投可能引發的爭議。 / Given the uncertainty of Taiwan’s political statu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island has not only been an heated issu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t also an unceasing disput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hich results in strong sense of insecurity among people of Taiwan. Therefore, it’s been suggested by some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be determined through exercise of plebiscite. Looking at the act of plebiscite on sovereignty, we have to examine inner factor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as well as multilateral factors, especially its impact on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The thesis examines theorie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practice of plebiscite and analyses successfully executed plebiscites that result in independent nations. The mo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plebiscite on sovereignty will be thoroughly discussed to evaluate controversies that may be invoked by practice of plebiscite, and finally to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Taiwan’s political identity.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布之「公民投票法」，將直接民主最具代表性的類型之一－公民投票，納入我國政治制度建制。在今日，公民投票已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採行，但此項制度的實施並不必然代表民主，其意義也隨著不同國家而有所別，而在代議制度已是當代民主體制主流的情形下，以進一步促進民主價值實現為號召的公民投票，如何融入或逸脫代議政治，進而如一般期待的發揮由人民當家作主功能，將視其有無扣合一國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結構，並針對代議政治缺失所在，將公民投票機制適當嵌入而定。尤其，公民投票在我國，係在不同的軌道，不同的時間，為不同的政治行動者所引用，立法後的爭議與批評，集中於公投制度設計與代議體制互動有關的處理未盡妥適，現行法是否合身適用，攸關人民公投權利之行使及直接民主的落實，殊值重視。 有鑑於此，本文之研究嘗試藉由理論探討，從回歸民主制度的基本面，討論民主制度的兩種基本類型－直接民主制和間接民主制，了解公民投票在民主制度中的定位，在代議制度下所能發揮的功能與作用，以及關乎公民投票能否妥適發揮功能的因素。又未來公民投票制度，將依循現行法的規定實踐，能否促成主權在民理想的實現，將視其功能是否充分展現而定，爰將焦點置於公民投票法之檢討，並從功能觀點切入，就公民投票的適用事項、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公民投票的發動權、成案及通過門檻、公投結果之處理與效力、公民投票訴訟及地方性公民投票等七大面向，整理分析各界有關批評意見，復與瑞士及美國各州法制及實踐經驗進行比較，檢討剖析現行法之缺失，並針對有關法制之改善提出建議。此外，配合憲政改造工程中有關公投入憲及國民大會制度之廢除，並兼論未來應在憲法中對公民投票的功能與定位重作省思與安排。

我國公民投票制度甫完成法制化不久，相關實證經驗尚有不足，另自公投法的立法過程中可知，朝野不僅在立法政策上存在諸多歧見，在立法技術上亦有甚多可議之處。換言之，我國公民投票制度仍處於嘗試錯誤的階段，因此，確立公民投票制度的憲法基礎，並從法規範面加以評析，乃現階段公民投票研究的重要工作。 　　本論文係探究公民投票制度所具有之權力分立制衡的核心價值，以及透過該核心價值所衍生相關制度的比較法觀察與我國法的評析。實質內容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著重在公民投票與權力分立制衡的一般理論，藉由跨國實證與制度的比較觀察，歸納出對於代議體制具有權力制衡作用的公民投票類型，並以人民為發動主體的公民投票與代議體制之間的權力互動關係，進一步探討其不同的功能型態，包括公民投票制衡代議體制的「議程設定」與「權力矯正」功能，以及代議體制藉由「提案過濾」與「司法審查」進行對於公民投票的合法及合憲性控制，以做為我國立法政策之參考。第二部分則為我國法的評析，主要探討我國公民投票制度與權力分立制衡的憲法基礎，強調憲法第17條人民創制複決權在權力制衡面向中的特殊主動地位，並從比較公投法制的歸納分析與我國憲法的觀點，就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的制度設計與主要爭議，包括公投類型、適用事項、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成案審查程序與主體，以及公民投票訴訟等，提出評估與建議。

南亞係指印度半島和其鄰近之島嶼而言，位於印度洋北岸，為亞洲大陸的南方門戶，有次大陸之稱。區域內國家計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及馬爾地夫等七個國家。自古以來，南亞地區就是扼控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通道，也是連接阿拉伯地區、非洲地區、歐洲地區與亞洲地區各國的一個海上樞紐。 印度、巴基斯坦兩國的恩怨情仇，可說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她的癥結始於16世紀歐洲殖民主義開始入侵印度，1813年英國擊敗法國獨自使印度逐步變為英國的殖民地，並採行分而治之政策所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人民民族獨立運動高漲，1947年6月英國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實施分治獨立，使得印巴兩國間的仇視和對立的立場，更加尖銳和具體化。 印巴兩國自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後，於1947年雙方於喀什米爾爆發第一次衝突，經由聯合國安理會居中調停下，雙方同意在喀什米爾地區劃定一條停火線（Cease-fire Line），其後復於1965、1971年於此地發生兩次戰爭，並造成雙方的大量損失。雖然雙方在1972年達成西姆拉協定，將原先的停火線轉化為雙方實際控制的界線，不過彼此間的衝突卻未因此而獲得解決。此後雙方雖不再發生如前次大規模的衝突，但低強度的區域衝突仍然不斷，尤其是雙方在80年代中期於錫亞琴冰川的爭端，90年代的卡吉爾衝突，更造成雙方人員與資源的損傷及兩國關係的低迷。 1991年蘇聯解體後，印巴兩國間的對抗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獲得平息，反之於1998年5月後更演變為核武競賽的局勢。歸咎其根本的原因，除了喀什米爾爭端的問題外，尚包括有區域外強權的介入因素、印巴政治因素及核武軍備發展等影響，使得南亞地區一夕之間躍升為世界火藥庫之一。 2001年911事件後，南亞地區雖然不是大國爭霸的重點，但自美國小布希總統對恐怖主義宣戰後，一夕之間南亞地區遂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2004年1月4日，第12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領袖高峰會議後，印巴兩國基於國內宗教極端主義的緩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強權的干預等因素，雙方同意在2004年2月開始展開兩國間的全面對話，以進一步的推動兩國間的關係正常化。同時，印度從中國厚植綜合國力、經濟發展支持國防建軍中得到啟示；唯有消弭印巴兩國的爭端，維持南亞地區的和平，才能創造印巴兩國雙贏的局勢，並加速達到印度成為世界大國地位的目標。

公民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的表現、是直接民主的實踐，而直接民主也是民主政治最原始的形式，早從古雅典式的民主開始，公民的直接參與政治便已然成形，但是直接民主在實際運作上是有其困難性的，因此公民將其權力委託給代議士的代議民主，就成為當今世界民主國家主導政治運作的核心機制。 雖然代議政治儼然成為世界最為普遍的民主政體，但由於受委託的代議士經常會受到個人利益或是其他利益團體之影響，無法完全展現委託人之意志，因而，產生了許多代議政治下的偏差現象，怎麼樣的機制能夠彌補這諸多代議制度下的失靈現象呢？於此之際，「公民投票」遂為當前必須加以著重討論的重要課題。 本論文試圖就公民投票的定義、理論、類型分析，從中找出公民投票在施行上所可能受到的限制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偏差現象，並從國外的實際施行的經驗中，找出可以避免或修正公民投票弊病的方法。

台灣和美國的關係自冷戰以來即維持密切的互動，從1950年代中期的反共軍事同盟至冷戰結束後台灣的民主化，台灣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乃至國家安全的發展變遷上，都深受美國的影響。雖然台灣與美國於1979年經歷斷交的陰影，但台灣與美國至今仍保有相當友好的關係。 目前學界對台美關係的觀察多由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為途徑，例如由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僅探討台美關係在亞太地區軍事戰略的物質結構，缺乏對身分認同及戰略利益的連結關係，因此在解釋台美關係動態變化時，有其無法涵蓋之處。為彌補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解釋台美關係的缺失，本文由國際關係中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出發，以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執政時期同時具備外交、兩岸與塑造台灣主體意識效果的兩次總統大選公民投票政策為例，詮釋台灣與美國如何透過身分認同及因身分所衍生的戰略利益兩項主要變數，進而影響雙方的政策產出與關係變動，作為對現有台美關係研究途徑的補充。 由國際關係理論中社會建構理論的奠基者溫特的身分概念，分析台美關係，其中具有可以合作協調的部分，亦有美國因霸權角色身分所衍生的戰略利益與一中政策，是台灣在爭取美國支持我國主權國家地位時，最艱鉅的挑戰。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美在台灣兩次總統大選公民投票議題所形成的戰略利益分歧，即是由台美雙方參照國際政治體系的角色身分所衍生的戰略利益不協調所導致。 /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intained clos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 since the Cold War era.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from the mid-1950s to now, Taiwa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U.S. i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democratization and even national security. Although the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was terminated in 1979, but they still maintain strong bilateral ties. The popular approaches in academic area for the analysis concerning Taiwan-U.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depend on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cluding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se two theories emphasize on power structure and material interest, but ignore the causality of ident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 of states. This thesis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in 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complementary approach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dynamic changes and identity factors in Taiwan-U.S. relations. The research takes the twice national referendums held together wi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04 and 2008 during the Chen Shui-bian Administration period as case studies. Chen’s referendum policies presented the effects of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ategy of foreign and Cross-Strait policies, those effects can help us interpret the ident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 variables in Taiwan –U.S. relationship. When using the conception of identity from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observe Taiwan-U.S. relations, we can figure that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persist in some issue areas, but we also can find there are some divergences of strategic interests between U.S. and Taiwan driven by the role identity factors. The hegemonic role ident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drive the insistence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as her national interest, 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for Taiwan to seek the U.S.’s support for Taiwan’s sovereignty. The strategic divergence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in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the referendum policie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 come from the role identities.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是一種決策程序上的改良，它本身具有程序上的優先性，企圖透過儘早評估與整全評估，將環境因素與其他無法量化的環境適性、人文價值能妥善考量、公平對待，同時透過資訊公開、替代方案的調查研析、各方意見的討論與協商等過程，以獲取對環境衝擊最小之最佳決策。 台灣引進此項制度，除了基於環境保護的目的外，也希望透過此一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無法兩全的問題。然而，國內《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至今已滿十年，我們仍可見到層出不窮的環境保護衝突，尤其是近幾年來地方民眾甚至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表達捍衛地方環境、生存權益的自主權，這也突顯出地方民眾的意見往往與環境影響評估結論差距甚遠，以及地方民眾缺乏實質參與權力的狀況。 本研究透過政治經濟學中關於權力的探討，以及規劃理論思潮中對於權力的詮釋，說明現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受到政治與經濟勢力不當操控、以及民眾部門被排拒於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以外的事實。接著，本研究以權力的觀點作出發，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得與公民投票進行整合；並主張透過賦權與社區居民，使其擁有創制與複決權，而能以公民投票方式進行決策，而提升其決策地位，以獲取其他決策主體的尊重與重視，並且突破有權力者在決策制訂、議程設定、意識型態掌控上的宰制。 最後本研究以「北宜高速公路坪林交流道開放爭議」之研究個案，說明公民投票確實可為地方民眾爭取意見表達、贏得更多政策選項、與協商空間的工具。然而，公民投票也決非萬靈藥，在實際運作上，應謹慎面對諸如：議題如何設定、選區如何劃定等問題，以避免多數暴力的問題。另外，健全國內的公民投票制度也是必須的。

本文研究行政院下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下簡稱「審議委員會」）之運作；審議委員會依據公民投票法（下簡稱「公投法」）創設至本文2012年4月完稿截止，共經歷兩屆任期，已召開16次正式會議，並對12次人民提出之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做成認定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決議；審議委員會係我國公投立法者特殊之創見，也是公投法立法過程中政黨協商之產物，因此，自第一屆審議委員會組成以來，其運作便無法擺脫政治爭議問題，即便第二屆審議委員會已依據大法官釋字645號解釋確立其合乎我國憲法之行政地位，有關審議委員會存廢之爭論仍沒有間斷過。 為探求審議委員會存廢爭議之答案，本文從靜態的制度面向及動態的實務面向加以研究，審議委員會運作之「價值」；本文以我國憲政權力分立制度為論述之基準，先從我國有關公民投票及行政程序之法律、制度變遷角度，探討審議委員會、乃至於包括審議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在內之「行政上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機制」，其創設之合憲性，但主要上，本文還欲藉由審議委員會開會之實務案例研究，即歸納審議委員會16次正式會議過程之爭點，深入審議委員會的運作核心－如何審議人民提出之全國性公民投票提案。 本文認為，審議委員會不應貿然以公投法修法廢除之，只要審議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展現其「獨立性」，則現階段我國公民票制度之落實，仍有審議委員會發揮「協助人民有意義的行使創制、複決權」及「過濾人民提出之全國性公民投票提案」功能的必要，且可供公投法修正方向之鑑借；本文僅屬「初探」之研究，隨著審議委員會及有關其運作之司法實務經驗增加，相信審議委員會存廢之爭論亦會趨明朗。 關鍵詞：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大法官釋字645號解釋、中央選舉委員會、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行政獨立性 / This paper is about a research of the operation of Referendum Review Commission of Executive Yua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Until April 2012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has held 16 formal meetings and has reviewed 12 proposals for national referendum to determine whether those proposals mee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Referendum 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is the result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the operation of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constantly causes controversy and the argument that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should be abolished never ends even though the Judic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645 has confirm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does not contradict the Constitutional of the Ru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s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our constitutional system, starting with reviwing relevant laws and systems in respect of referedum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Furthermor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referendum review mechanism is examined, including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and the Petitions and Appeals Committee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is article also summarizes the issues raised in the 16th formal meeting of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This pape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should not be rashly abolished by amending the Referendum Act as long as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is able to maintain its independancy in the process of exmination and that the existance of the Referendum Commission is necessary as it could assist people to exercise their tights of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and could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Referendum 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