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國民黨在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中失利，國民黨失去中國的大片江山。面對中國內戰局勢的變化，美國政府公佈中美關係白皮書，將國共內戰失利的責任歸責於國民黨的腐敗，並採取等待塵埃落定的袖手旁觀政策，避免被捲入中國內戰的漩渦當中。 但1950年6月25日韓戰的爆發，改變了美國對台的政策，杜魯門總統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讓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隔海分治的局勢成形。美國政府也對台灣進行軍事、經濟上的援助，改變了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的情勢。同時，韓戰的爆發加速了對日和平條約的簽訂的時程，美國也居中促使日本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日和約。 1954年以及1958年，中國共產黨發動兩次對外島炮擊的軍事行動，引起台灣海峽的危機。美國為支持國民黨政權，保衛台灣、澎湖的安全，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經由國會通過台灣決議案。同時，美國與中國共產黨在華沙藉由大使級的會談，展開了外交的對話。 在第二次台海危機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為避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產生，放棄攻下外島的計畫，台灣海峽情勢因此趨於緩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相隔台灣海峽分治的情勢也確告定型，形成今日美國、台灣、中國三方關係的樣貌。

第二次世界戰後琉球在美國的軍事統治下，其主權歸屬尚未決定，而其地位依然不穩定。戰後當初中華民國政府根據與琉球歷史關係，主張對琉球群島有領土主權，試圖收回琉球，然而，因為國共內戰等的政治混亂，使其無暇進行對於琉球群島主權宣示的具體行動。而後，中華民國雖得到了美國支援而進入穩定期，卻仍未對琉球群島之主權作出明確之宣示。1953年8月美國表示願將奄美群島交還日本，中華民國政府收到此消息之後，改變原來的消極態度，闡明對琉球問題之其立場，反對奄美群島交還，依據相關法理，主張有決定琉球最後處理之權利及責任。然而，1970年前後，當美日兩國開始就沖繩主權之歸屬談判時，中華民國政府僅僅向美日兩政府表達反對日本收回琉球之意見，即未再進行更進一步的行動。1971年起中華民國失去了中國代表權並退出聯合國，而後1972年與日本斷交，相繼發生嚴重衝擊國家外交之挫敗，造成中華民國於國際上之地位日漸低落，使其無力伸張對於琉球之權利。 　　中華民國政府對琉球政策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將琉球放在自己影響力之下，第二則是阻止琉球之赤化，為避免刺激美日兩國政府而進行對琉政策，中華民國政府自二戰結束後，在台灣幫助組織民間團體，透過該團體代表蔡璋運用其蒐集琉球問題的相關資訊、對外宣傳中琉關係淵源，以及進行對琉球政治性活動，試圖達成其對琉球政策，並且透過民間管道盡力推動與琉球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方面的交流。涉及60年代後，尤其是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前理事長方治與琉球的政治經濟領導人士之間建立密切管道，擁有對琉球不小的影響力，實際上60年後期，政府以他個人力量可以進行對琉球政策，成功培養對中華民國（台灣）內向的情緒，而能防止中國共產黨勢力侵入琉球。琉球歸還日本後，沖繩縣民對台灣情緒依然很好，因此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仍可以繼續與沖繩（琉球）密切交流，在於沖繩（琉球）的政經方面能夠發揮一些影響力，但方治過世後，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對沖繩（琉球）之影響力大幅衰退，只能維持半官半民聯繫而已。 　　隨著台灣政府與北京政府互改善雙方關係，台灣政府對琉球政策之中，削弱了反共政策的性質，並且關於琉球最終地位，事實上默認日本對琉球主權，目前琉球群島的狀態，但因由釣魚台問題，尚無正式公開承認。從而，現今台灣政府對琉球政策似乎失去了其存在意義。

本論文根據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及美國國務院外交解密檔案（FRUS）等史料，說明1949年到1979年的台美關係史，其中美國對台政策與「台灣地位未定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戰後美國政府對台灣地位的認知，雖曾經認為根據開羅會議公報、波茨坦宣言等已經確定台灣歸屬於中國，但五０年代特別是韓戰所凸顯的冷戰架構，一方面定調「台灣地位未定」一方面承認中華民國有效統治台灣，要之，美國在舊金山和約簽訂過程中努力運作造成台灣地位未定狀態，然後就一直維持此一未定論的立場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而未定論一直是美國「合法」介入台海事務，阻遏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台灣的重要理據。 　　不論從1954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乃至1971年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以後，尼克森訪中發表上海公報，繼而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非但美國沒有改變「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立場，沒有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台灣主權之宣稱，反而在1978年美中建交之後以「台灣地位未定論」為前提，制定台灣關係法，保障台灣的安全，繼續維持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台灣。 　　不過「台灣地位未定論」並不能解釋一切，不論在現實政治或是在國際法理論都可能受到挑戰，所以本論文除了檢視學界各種說法，亦隨時注意時代背景以說明其所以然，並參酌政治人物的議論，以便在說明「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源起與經過之後，還能做成公允的評價。

台灣和美國的關係自冷戰以來即維持密切的互動，從1950年代中期的反共軍事同盟至冷戰結束後台灣的民主化，台灣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乃至國家安全的發展變遷上，都深受美國的影響。雖然台灣與美國於1979年經歷斷交的陰影，但台灣與美國至今仍保有相當友好的關係。 目前學界對台美關係的觀察多由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為途徑，例如由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僅探討台美關係在亞太地區軍事戰略的物質結構，缺乏對身分認同及戰略利益的連結關係，因此在解釋台美關係動態變化時，有其無法涵蓋之處。為彌補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解釋台美關係的缺失，本文由國際關係中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出發，以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執政時期同時具備外交、兩岸與塑造台灣主體意識效果的兩次總統大選公民投票政策為例，詮釋台灣與美國如何透過身分認同及因身分所衍生的戰略利益兩項主要變數，進而影響雙方的政策產出與關係變動，作為對現有台美關係研究途徑的補充。 由國際關係理論中社會建構理論的奠基者溫特的身分概念，分析台美關係，其中具有可以合作協調的部分，亦有美國因霸權角色身分所衍生的戰略利益與一中政策，是台灣在爭取美國支持我國主權國家地位時，最艱鉅的挑戰。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美在台灣兩次總統大選公民投票議題所形成的戰略利益分歧，即是由台美雙方參照國際政治體系的角色身分所衍生的戰略利益不協調所導致。 /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intained clos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 since the Cold War era.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from the mid-1950s to now, Taiwa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U.S. i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democratization and even national security. Although the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was terminated in 1979, but they still maintain strong bilateral ties. The popular approaches in academic area for the analysis concerning Taiwan-U.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depend on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cluding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se two theories emphasize on power structure and material interest, but ignore the causality of ident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 of states. This thesis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in 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complementary approach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dynamic changes and identity factors in Taiwan-U.S. relations. The research takes the twice national referendums held together wi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04 and 2008 during the Chen Shui-bian Administration period as case studies. Chen’s referendum policies presented the effects of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ategy of foreign and Cross-Strait policies, those effects can help us interpret the ident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 variables in Taiwan –U.S. relationship. When using the conception of identity from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observe Taiwan-U.S. relations, we can figure that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persist in some issue areas, but we also can find there are some divergences of strategic interests between U.S. and Taiwan driven by the role identity factors. The hegemonic role ident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drive the insistence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as her national interest, 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for Taiwan to seek the U.S.’s support for Taiwan’s sovereignty. The strategic divergence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in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the referendum policie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 come from the role ident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