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僅五十餘年歷史，國土面積小，人口與敵對的阿拉伯國家相較不成比例。三軍常備部隊始終維持在十餘萬人；惟軍事力量強大，足以稱的上是世界的強國之一，更是中東地區一流的軍事強國。自建軍以來，軍事成就不但令人刮目相看，政治上，更成功扮演維護國家生存的重要資產角色。其建軍如何影響陸軍之發展、在全般戰略與戰爭中的地位、作戰思想及軍事準則之形成與實踐等成就之內涵，均具深入研究價值。 以色列近兩千年歷史中，不曾擁有國家及軍隊，在短短數十年內，能將複雜的軍事藝術發揮的淋漓盡致，究其核心價值，是猶太人的「生存」問題。而軍隊是龐大而複雜的戰鬥組織，其發展及改革長囿於現況或傳統思路，當面對新的戰場時，往往失去其適應能力。然而，以色列陸軍在戰爭中所表現的，是始終引領著戰爭的發展。 以色列因戰爭而全國皆兵，並進行軍隊的建立及脫胎換骨，其成就是從摸索與錯誤、實驗與辯論中將所得實際經驗，從最基本的技能，到錯綜複雜的大軍作戰訓練自己，並在戰爭中通過檢驗。戰爭中，以色列陸軍始終主宰戰場形勢，其成功不僅是作戰準則、戰術及組織進步而有效率，甚至是與他人不同，但全部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創造出來。而永遠準備打下一場戰爭是其不變的信條，從質與量的提升、作戰指揮及戰略、戰術運用、逐次發展到聯合作戰型態及新式武器裝備發展與運用等，均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最寶貴的經驗教訓，是以色列決心自行發展遂行長期作戰所需武器，不再完全依賴外來的武器供應。 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形成、制定，有其歷史、地理及心理的複雜因素，這也是它比對手擁有更勝一籌軍事技巧的原因。其攻勢及守勢準則根源是建立在以色列一貫的安全概念上，戰略是守勢的，陸軍的運用向以攻勢為主。關鍵因素為政治孤立、戰略縱深不足及缺乏作戰持續力、強敵環伺及超強干預的脆弱性等考量。作為一個小國，以色列陸軍只有較少的選擇與較小的自由發展適合於自己的軍事準則，即先尋求可用武器，再擬訂其準則。所以其準則主要是可用武器功能之發揮。他充份瞭解大國的準則，僅能有限度地運用於解決小國的問題。因此，以色列在發展自己的準則上，是成功的典範，它經常不斷變化、修正與革新，因為，下一場戰爭必定不同於上一次。所以必須注意戰爭的積極經驗及教訓；且對消極的教訓也相當注意。準則的彈性與不受拘束，使他在研究每一次戰爭教訓時，係假定以軍戰敗，而不是以戰勝者的態度自許。這方面以色列充分掌握小國不似大國，小國通常只需發展適合於地區情況的戰略及軍事準則，因此，機動性與適應性相對提高。 戰略環境改變，因應潛在威脅方面。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已逐漸傾向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然而，潛在威脅並不因此而消除。陸軍為因應新情勢變化，主在加強指揮及作戰運用更具彈性，提升三軍聯合作戰能力及相應的軍事準則之革新。在因應恐怖攻擊方面，長期以來，對於阿拉伯人恐怖活動做出的反應都是使用軍事手段，非但未使巴勒斯坦人屈服，反而擴大恐怖攻擊規模，致以色列陸軍傷亡持續增加，反制恐怖主義投資也相對增加，更投入龐大經費構築安全隔離牆。面對與巴勒斯坦衝突持續發生「質」的改變同時，以色列陸軍所擔負對付恐怖攻擊活動的難度將會更高。 以色列陸軍未來仍將強調以實力為原則，始終保持對敵國的絕對優勢：保證「質」的優勢，藉以抵消阿拉伯國家「量」的優勢；保持對阿拉伯國家的嚇阻態勢，準備與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戰爭。但是以色列對敵人的軍事嚇阻，卻也有限制：(一)嚇阻態勢是一種不得已的暫時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長期衝突的事實說明，如果雙方缺乏邁向政治妥協的行動，嚇阻終必失敗。(二)倚賴軍事力量對付侵略的嚇阻戰略，在敵人不顧一切、估計錯誤或以克勞塞維茲戰爭思維(除非軍事結果對政治的後果有極不利的影響，否則政治後果才是至關重要的，而不是立即的軍事結果)的方法下從事，嚇阻也終究會失敗。

自從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共經濟發展的成果顯現，在經濟規模以及軍事力量的成長上，中共已經成為了東亞地區乃至於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國，對於國際結構的變化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面對中共崛起這個後冷戰時期以來的最大的國際結構影響，攻勢現實主義便根據歷史上大國之間的權力變化導致的行為進行分析，認為在擔憂自身國家安全的影響下，中共必然會追求權力的擴張，進而與周邊國家與原先的大國美國發生衝突。 本研究即是希望了解中共的國家安全以及國防現代化二者之間的關聯性，並透過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加以分析，了解攻勢現實主義是否足以解釋中共權力擴張的行為。因此，本研究內容者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分析中共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內涵，了解中共的安全問題；其次，了解中共國防現代化的起源及成果；再次，探討中共的國防現代化對維護其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的影響；最後，分析中共在國防現代化後的周邊國家的反應、對中共安全環境的再影響以及中共的回應，是否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模式，以回答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對上述四個部分的論述鋪陳，能對於中共未來的軍力發展及戰略規劃的可能方向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可以透過意識型態與國際關係理論兩種方式去解釋其行為。以二次世界大戰做分水嶺，筆者透過西班牙內戰（1936-1939）與國共內戰（1945-1949）兩場戰爭分析：一、兩場內戰前時代背景的差異及當時蘇聯國內領導者的思維。二、蘇聯援助中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目的。三、蘇聯對雙方提供的援助內容。四、歐美列強的態度對蘇聯援助政策的影響。五、蘇聯援助行動所獲致的成效及影響。六、綜合比較兩場戰爭蘇聯的行為模式。七、兩場戰爭後各自對國際情勢發展的影響。 　　筆者認為，藉由兩場內戰，可得出米爾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最足以解釋蘇聯的國家行為。意識型態對於蘇聯的領導者而言只是包裝，其影響程度要讓步給蘇聯自身的國家利益。 / To study Soviet Union’s foreign policy, we can mainly use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o explain its behavior. World War II as a watershed, the author thro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 analyze: (1) Two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wars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 (2) Why Soviet Union wanted to ai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panish Republican government. (3) The aid provided by Soviet Union in two wars. (4) The attitude of other European powers towards Soviet Union’s policy. (5)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Soviet Union gained via the aid. (6)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Soviet Union’s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se two wars. (7)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two wa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y two civil wars, offensive realism which was maintained by John Mearsheimer, was the most adequate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Soviet Union. For the leader of Soviet Union, ideology was package. I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decides Soviet Union’s behavior.

長期以來兩岸關係，都是依附在美中關係權力結構下的結果，台灣政權輪替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起伏動盪，應以深層的國際體系下權力結構宏觀觀察，始能獲致較完整清晰客觀的看法。新現實主義認為分析一個國家的行為，必須從結構去觀察，而國際結構由無政府狀態、國家與權力的分配所組成，無政府狀態和國家是運作的基本形式，屬於不變項，權力的分配才是真正決定國際結構的重要變項，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而不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所處的地位會決定國家的行為，結構與單元之間互為影響，從此互動過程可以分析國家行為的原因與後果。 　　　　　　　　　　　　　　　　　　　　 從新現實主義觀察小布希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可以以九一一事件做為區分，九一一事件之前，小布希的對華政策有向台灣傾斜的趨向，而台灣也積極接攏與美國的關係，使兩岸關係維持對立僵持的局面，九一一事件之後，由於美國全球反恐戰略布局的考量，積極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中國大陸第四代領導階層也順勢改善與美國之關係，使美中朝「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小布希的對華政策向中國大陸傾斜，此一政策的調整，係基於美中雙方在全球及亞太權力平衡的考量的結果，另外中國大陸藉由社會化融入國際社會，提昇其地位並增強影響力，美中關係在小布希第一任任期期間變化，至少在一部分驗證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合理性。 台灣2003年台灣的相關作為似乎在尋求自己的能動性，以擺脫美中兩強的束縛，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現象亦間接證明新現實主義理論結構的限制－過分強調結構的自主性存在，強調其對系統變化及單元行為的強大約束力而忽視了單元的能動性，但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的結果是台灣陷入美中兩強間的雙緩衝國的困境，似乎反而證明了新現實主義結構理論的合理性，即在國際體系結構中小國僅能依附於大國的結構體系，任何溢出此一概念的作為將危及小國的生存安全。

中共與歐盟自1975年建交至今已滿30年，兩者已建立成熟的合作夥伴關係。尤其，在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已轉化為「一超多強」，中共與歐盟作為兩支在國際舞台上正在崛起的重要力量，均具有長遠的戰略目標，以實現各自的國家利益。故本論文乃藉由攻、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探究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之戰略。 基本上，中共與歐體(歐盟前身)雖於1975建交，但在當時冷戰的內外條件下，雙方都將不可能發展經貿關係，作為具根本意義的戰略選擇。直到1978年底中共改革開放實施，同時歐盟整合亦不斷深化及廣化，雙方關係才日趨緊密。然而，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卻使得中(共)歐關係嚴重倒退。1990年代中期，由於中共經濟實力快速成長及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因此歐盟在政治、經濟等多重因素考量下，重新體會到亞洲和中共之重要性，並於1995年對中共發表《歐盟對中國長期政策》第一份文件，其後又相繼發表《歐盟對華新戰略》(1996年)、《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1998年)、《國家戰略文件2002-2006：中國》(2002年)、《歐中關係的共同利益與挑戰－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2003年)等四篇文件，並視中共為其全球六大戰略伙伴之一。而中共亦於2003年10月13日發表有史以來第一份對外關係文件－《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公開闡明中共在中(共)歐關係中的國家利益與目標，更標誌著中(共)歐總體關係邁向一個新階段。 由於歐盟欲透過政治與人權對話、經濟及貿易關係、安全合作計畫之三大途徑來達成其所規劃之中共政策目標。因此，中共對在追求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提昇之國家發展目標下，亦欣然接受。同時，中共在國家內部和對外皆做出許多彈性調整，以進一步發展與歐盟的友好關係。 進而言之，中(共)歐雙邊關係迅速提升，以2004年為例，歐盟已超越美國，成為中共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然而，中共對於歐盟重視的人權問題等有所堅持，故在經貿利益上，雙邊呈現是利益互補、各取所需之態，但對於普世人權價值卻呈現「同床異夢」現象。另外，在國際安全上，雖然中共與歐盟兩者並無直接威脅及利益衝突，且皆共同主張多極化，但為維持「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實現其「三步走」戰略目標，故筆者認為中共對歐盟戰略目前乃採取「明聯歐，暗制美」的積極守勢戰略。

論文摘要 本文最主要討論的核心在於研究國際體系中，國家在何種情形下會偏向抗衡，何種情形下又會偏向於推卸責任？由此本文從攻勢現實主義出發，列出主要三大要素：極性、相對地理位置、有無潛在霸權，針對戰國時期各主要大國的互動行為觀察。本文利用個案分析法，透過控制類比與個案內比較的方式進行研究，總共整理戰國時期的兩百次戰爭紀錄，並且區分為四個主要時期：BC419-360、BC359-318、BC317-260、BC 259-221。藉由衡量潛在霸權國，並且分析各時期的聯盟、戰爭參與國家，證明：一)戰國時期的主要大國如理論所預期，傾向於選擇推卸責任；二)戰國時期的主要大國在多極體系下，其戰略選擇會受潛在霸權國、相對地理位置的影響，在有潛在霸權國、地理位置接近時，大國會選擇抗衡，其餘則傾向於推卸責任。本文同時發現，潛在霸權國的存在不影響戰爭發生的頻率。 關鍵詞：攻勢現實主義、推卸責任、戰國、相對地理位置、聯盟

美國在2008年經歷金融風暴，面臨嚴重衰退，似乎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神話，反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大幅成長，隨著國力的提升，中國政府在國際外交的態度與立場漸趨強硬，中國對於核心利益的重視程度可謂與日俱增。與此同時，美國在結束中東戰事後，開始將其注意力轉向亞洲，冀能強化其在亞洲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存在，因而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09年提出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南海由於位居航運要道，居豐富天然資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來南海由於主權領土問題，各方爭議不斷，中美雙方亦在此議題上多次交手。 本研究擬採用米氏對於霸權與國際體系的論述，以觀察中美關係與兩國在南海的戰略走向。根據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本研究預期美國身為既有霸權，為保有其主導優勢地位，將會以離岸平衡者的姿態，採取推諉卸責以及制衡政策，避免亞太地區新興區域霸權的生成，因而在面對潛在霸權(中國)崛起時，美國身為區域霸主，符合米氏設定將採取「維持其全球主導地位的現狀」之戰略，而中國身為崛起中的大國，則將把握機會，提升自身權力，並渴望「改變現狀」，以求取代美國在亞洲地區的主導地位，成為亞太的區域霸主。 整體而論，中美兩國雖然在東亞體系處於競逐關係，但短期內仍會維持鬥而不破的往來模式。美國以離岸平衡姿態觀望，期望不與中國產生直接衝突；中國則把握戰略機遇期，提升實力，避免其崛起之路受到阻礙，兩國在經貿交流方面則最有可能因為共同利益攜手合作。

西元2014年3月16日原屬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舉行了全民公投， 其最終的結果，超過九成的選民贊同加入俄羅斯聯邦。就筆者從俄羅斯相關的外交政策觀察中發現，兼併克里米亞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原因不僅僅只是為了領土的增加，更多的考量是在於地緣利益的維持與獲得。因此本文將從地緣政治的觀點切入，企圖了解克里米亞半島對於俄羅斯的地緣重要性為何？俄羅斯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收回克里米亞後對於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產生何種影響？ 收回克里米亞的迫切性起因在於2013年底烏克蘭親歐盟示威，俄羅斯明顯感受到來自於歐盟和北約不斷地東擴的壓力，因此不得不做出回應，以俄裔人口為居多的克里米亞成為俄羅斯發揮其影響力的首選之地。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中，俄羅斯的態度和作為符合國際關係中「攻勢現實主義」的圭臬，即強調大國會不斷尋求機會採取攻勢獲取最大權力，俄羅斯的主動出兵和強硬態度便是最好的佐證。 最後，本文認為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即便國際社會普遍撻伐俄羅斯的行為，並祭出經濟制裁懲罰性手段，然而對於自身俄羅斯而言，不僅成功收回克里米亞，還重獲地緣政治利益，可以說是蘇聯解體後，地緣競逐中最大的一場勝利。 / On March 16, 2014, a referendum was held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which was one part of Ukraine. The final result was over a 90 percent vote for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 in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ith an 83.1 percent voter turnou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observation on some related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the cause of the initiative and motivation of annexing Crimea is not only increasing its territory but also retaining and obtaining its geopolitical benefit.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geopolitics to understand what Crimea is, why it matters, which role does Russia play during the Crimean crisis of 2014, and what will be the influence after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In the end of 2013, Euromaidan in Ukraine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Russia to take back Crimea urgently.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EU and NATO to post-soviet countries, Russia had no choice but to react to the threat. Consequently, Russia tried to make a great impact on the status of Crimea, where ethnic Russians are dominant. In the event of the Crimean crisis of 2014, Russia’s attitude and behavior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Offensive Realism”, that is to say the great power emphasized on a non-stop way in search of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maximum authority, and Russia spontaneously sent military troops with a solid attitude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as the best proof of evidence. Finally, the study shows that after the Crimean crisis of 2014, even though lots of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lamed it on Russia, and imposed economic sanctions on Russia for its illegal annexation of Crimea, Russia has successfully retaken Crimea and regained the geopolitical advantage. It was the biggest victory of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since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隨著冷戰後中國經濟上的快速成長，中國權力在東亞的崛起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股趨勢下，日本首當其衝的要面對中國的壓力。中日之間在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東亞權力結構轉移對日本國家行為的影響，又可以具體而微的從東海爭議近20年來衝突的升高來觀察。 因此，本文試圖經由中日東海爭議這一案例，來分析中國崛起與東海爭議升高之間的關聯。並以結構現實主義的兩大分支：攻/守勢現實主義作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透過驗證指標的設計，來檢視中日在東海的立場與作為，比較符合攻勢或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期待。 透過指標的驗證，本文的研究發現中國在東海爭議的立場與作為上，比較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期待，但卻仍存在部分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期待的作為。相對於中國，日本在東海爭議上的立場與作為更能夠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期待。關於海權國日本在東海爭議中展現出比陸權國中國更強烈的攻勢作為的解釋，本文認為這與爭議焦點有關，當海洋成為問題焦點時，海上力量的對比才是權力最主要的內容。儘管日本在整體權力的競逐上逐漸落在中國後面，但在當前仍然擁有不遜於中國的海洋力量，以及美日安保作為後盾的日本，自然能夠在東海爭議中展現出比中國更強烈的攻勢作為。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China has been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 and beyond. It has introduced a new term to describe its pre-superpower status - a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PRC has been creating a new country brand for its legitimacy as a rising power - it underlines that it doesn’t want to interfere in any country’s internal matters, an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mutually beneficial to all, who choose to cooperate with it. The brand-creation process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recent Olympic Games held in Beijing in August 2008. China showed its rich history and tradition, connected with high level of governmental and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hip, which has brought it to the position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same brand creation strategy, as in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has been used towards the Taiwanese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big dream of “One China”- to reach the strategic goal of unification. Taiwan Strai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potential trouble spots in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current (USA) and coming (PRC) superpowers. For this reason, researchers, political advisers and decision-makers need to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events in the Strait. Currently the Taiwan – China relations seem to experience a détente, but as Taiwan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here are other than KMT players o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rena, next president might change his perspective and lead the Formosa to the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PRC and the PLA. Therefore the matters regarding bilateral relations of the ROC and the PRC need to be handled with a particular care in order not to cause an unnecessary military confrontation, most likely even the nuclear one.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is paper is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ing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on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try to predict the future of Taiw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C. That is why this study want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China’s means to achieve its most wanted goal - incorporation (integration) of Taiwan and obtaining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Greater China”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