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時期的中共軍隊，以中共中央軍委指揮各戰略區與其下的野戰軍、軍區進行作戰。本論文即以中共中央軍委、共軍戰略區、共軍部隊三個層次來探討國共內戰時期共軍的組織結構。 本論文發現國共內戰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各機構相當簡單，人員很少，機能也不健全，當時中共中央指揮幾百萬共軍作戰、軍隊政治工作、軍隊後勤工作主要是直接與各戰略區以電報往來，並不依靠作戰部(相當於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軍委後勤部。而中共中央在總部機構並不健全的狀態下仍然可以順利的指揮各戰略區的共軍，主要在於中共根據地的黨政軍民一元化領導體制。 在一元化領導體制下，各大根據地的中央局是該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局書記與以下區黨委、地委書記兼任同級軍區、軍分區政委，在黨、政、民眾團體的實際最高領導者之外，也是該地區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力集中且極大，中共中央要處理某地區黨、政、軍以至於其他經濟、政治事務直接找該地區中央局即可，也因此中共中央軍委的機構不健全對於中共領導人指揮戰爭實際上沒有影響。 中共的戰略區是以黨的中央局、中央分局來進行領導，各戰略區並不是只有軍隊而已，還包括黨組織、共區政府、人民群眾、群眾武裝等，這些組織以黨委為核心組成一個有機體，跟敵方進行總體戰，也就是所謂的「人民戰爭」。中共在縣以上實行黨政軍民的一元化領導，縣以下的基層組織則加以改造，在鄉村建立了黨支部，建立群眾武裝、政府、群眾團體並加以控制，將所有男女老幼納入各種組織、加以組織，因此中共有辦法動員廣大民眾支援共軍作戰與從事各種戰爭勤務。 中共的軍隊分為野戰軍與軍區管轄的地方部隊，中共各戰略區的軍隊編制並不統一，但無論是哪個區域的野戰軍或地方部隊，它們都有共通之處，也就是中共為控制共軍而在軍中建立的政治委員制、政治機關制、支部建在連隊上以及國共內戰時期正在恢復當中的黨委會制，中共軍隊軍中有黨，黨組織才是軍隊決策核心而非軍事指揮員。

提　要 國民黨在1949年遭遇的大潰敗，經常被學界描繪成一種「啟示錄」般的刺激力量，1950年在台灣的黨務改造運動則是該黨生聚教訓之後的有力回應。對此，本篇論文嘗試提出兩項修正觀點：第一、1949年的局勢與1950年的事件確實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關係，但是人們仍然不宜忽視早在這兩個年份之前，國民黨機器與國民黨人就已經發出各式各樣的黨務改革呼聲，甚至採取了某些行動。這類呼聲與行動的時段如果離1949年愈遠，就愈可能是為了主動解答、解困「它們當下」坐落的動盪年代，並非作為政權日後潰走的時代布景而屈身歷史舞台。第二、1949年作為促成國民黨在台改造的關鍵性意義，充其量，只能嚴格限定在一種短暫時間以及外部挑戰的解釋效果上。表面上，國民黨誠然透過改造做出了新一波的回應，但是回應的方式與形貌，泰半還是國民黨自己透過既往自省經驗的內在脈絡，長期積累、變化的結果，不完全是1949年這個特殊年代替它應急抉擇。

本片的故事背景設定在民國五十三年－－「八二三炮戰」的五年後。以持續於金門、廈門兩地所展開的兩岸心理喊話戰為主題。 在那段「單打雙不打」的期間，明確的停火協議遙遙無期，兩岸間習慣性的軍事騷動漸轉為一種象徵式的零星炮火。反倒是僅只兩千一百米的金、廈海域上空，每天十八小時，兩岸各自以大型擴音喇叭放送著「嘴上烽火」。政宣、口號、加上愛國歌曲和民俗歌謠，還有偶一為之的親情呼喊。 本片即以這段歷史為背景，並結合當時各種軍事與民情元素，成為一個帶著無奈又諷刺的懷舊故事。 本片雖以軍事與戰地為主題，但焦點其實關注在「人」與「時代」，強調人物情感以及時代的悲涼與諷刺。並藉由特定角色，如播音員、士兵、軍官等，來反映出其於執行嚴肅的軍事任務以外，卻仍騷動不安的人性。在仍然緊繃的政治局勢中，戰地生活卻漸轉為一種百無聊賴。那些苦中作樂的氛圍裡，卻透出更多的矛盾與無奈。

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可以透過意識型態與國際關係理論兩種方式去解釋其行為。以二次世界大戰做分水嶺，筆者透過西班牙內戰（1936-1939）與國共內戰（1945-1949）兩場戰爭分析：一、兩場內戰前時代背景的差異及當時蘇聯國內領導者的思維。二、蘇聯援助中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目的。三、蘇聯對雙方提供的援助內容。四、歐美列強的態度對蘇聯援助政策的影響。五、蘇聯援助行動所獲致的成效及影響。六、綜合比較兩場戰爭蘇聯的行為模式。七、兩場戰爭後各自對國際情勢發展的影響。 　　筆者認為，藉由兩場內戰，可得出米爾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最足以解釋蘇聯的國家行為。意識型態對於蘇聯的領導者而言只是包裝，其影響程度要讓步給蘇聯自身的國家利益。 / To study Soviet Union’s foreign policy, we can mainly use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o explain its behavior. World War II as a watershed, the author thro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 analyze: (1) Two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wars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 (2) Why Soviet Union wanted to ai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panish Republican government. (3) The aid provided by Soviet Union in two wars. (4) The attitude of other European powers towards Soviet Union’s policy. (5)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Soviet Union gained via the aid. (6)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Soviet Union’s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se two wars. (7)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two wa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y two civil wars, offensive realism which was maintained by John Mearsheimer, was the most adequate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Soviet Union. For the leader of Soviet Union, ideology was package. I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decides Soviet Union’s behavior.

1949年6月，中華民國政府宣佈，將「關閉」所有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國領水以及海港，並以海空武力禁制各國船隻進出。之所以使用「關閉」一詞來描述此種近乎海上封鎖的行為，是為了避免引發關於交戰權利以及其他國際法理的爭議，並藉以強調，「關閉本國港口」乃是行使主權。然而，大多數主要國家，基於對華貿易以及航運的利益起見，都不接受此種說法，並視之為一種不合法理的手段。在關閉政策實施後，國軍為了執行關閉任務，不斷與外籍船舶、軍艦在中國沿海爆發衝突，效忠於中華民國的反共游擊部隊也對沿海航運進行襲擾，對大陸東南的海運活動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關閉政策的初衷，是避免中共藉由發展外貿，進而與各國建立實質關係；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後，阻絕中共對外接觸已不可行，關閉政策則成為台海防務的手段之一；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雖實行「台海中立化」政策，要求關閉政策暫停執行，但是隨著東亞戰局的轉變，美國軍方及情治單位放任甚至指使中華民國武裝部隊破壞大陸沿海航運，作為牽制中共軍力的利器。1953年初「解除中立」後，中華民國政府不僅恢復「關閉」，更配合美國要求，在公海上多次截捕東歐及蘇聯船舶，包括轟動一時的蘇聯油輪陶普斯號(Tuapse)截捕案。 本文利用新近開放的中華民國外交部與國防部檔案，以及英美等國已出版的官方文件，探討1949至1960年間，關閉政策的始末及其設計與實施的情形，並試圖利用前述新開放史料釐清、補充若干細節，如1951年「聯合國禁運決議」與關閉政策的關係、台海中立時期國軍干涉外輪活動的轉折，以及中美雙方聯手以關閉政策為名截捕外輪的行動等。此外，國軍在執行關閉時，最常對抗的竟是理論上同屬反共、民主國家陣營的英國、巴拿馬等歐美國家船艦，本文也力求呈現並解釋此種現象，為冷戰時期的對峙提供另外一種不同的面貌與註腳。

國共內戰時期費孝通撰寫大量時論文章，他的文章引發知識分子回應與批評。探究其理由，筆者認為他的文章所討論的議題，像是「紳權緩衝」或「鄉土復員」、「地主階層的出路」，觸及到知識分子對內戰的認知與自我定位的敏感神經，與當時的內戰僵局與時代氣氛有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