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鄉鎮企業作為對照，運用「政企關係」，解釋中國大陸的「三線」企業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情況。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三線」建設，被稱為中國工業化的一次西進運動，中國大陸將大量的工業基礎建設投注於西部內陸地區，為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建立了物質、技術上的基礎。這些擁有來自中國中央的資金挹注、配有先進設備與優秀人才的工業基地，在中國實施經濟改革後，發展情況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本文認為，受到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的影響，致使「三線」企業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出現差異。若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維持良好關係時，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碰上難題時，地方政府將會不吝伸出援手，同時，與地方政府維持良好關係的企業，對於取得地方政府資金、優惠政策的協助較為容易。相反地，若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疏離，則不僅企業較難獲得地方政府資源挹注，當企業發生經營困難時，地方政府也往往坐視不管。

走過三十載的改革開放，中國確立走向市場化道路，「中國製造」為世界經濟帶來低廉產品價格，成就中國「世界工廠」之名。東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站，享有經濟政策優惠的保護傘，地方官員握有大權引領經濟發展與市場同軌並行，緊密政企網絡關係造就經濟奇蹟，「關係政治學」成為企業前進大陸必備的生存法則。然而隨著中國加入WTO後，逐步展開制度化建設，同時提出新勞動法、肅貪、稅制改革回應社會要求。地方轉型聲浪與之呼應，廣東省委書記汪洋2008年展現「騰籠換鳥」之決心要帶領廣東重返風華。 立基上述制度環境的變化，本文的問題乃為浮現，東莞的「政企關係」是否有其轉化？為了解答此問題，本研究以廣東省東莞市作為研究區域，並以台商公關模式切入，深入田野進行觀察。本研究認為透過對台商企業公關模式的變化進行觀察，能夠掌握其政企關係之質變，以三種面向切入 - 企業公關對象、企業公關目的、企業公關型式進行往昔比較。 本研究發現，隨著外在制度環境變遷，企業公關模式與往昔出現差異。首先，企業公關對象的優先順序不再以地方官員為優先，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則被企業納入，與地方官員保持「有限關係」。其次，企業公關目的從過去滿足企業利益為主到如今希望能夠提高企業形象為考量。而公關型式也從以利益交換轉變為配合政策、作政績以提高企業競爭力為主的方式。本研究進一步發現，這些層面的轉變，更導引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正在各個企業中蔓延，呼應市場潮流趨勢。

傳統尋租理論認為當政府有職權得以創造超額利潤、且企業為複數時，企業除投入成本進行尋租外，會產生重複投入成本競租的後果，直到超額租金耗盡為止。但無法解釋，何以在中國政府干預市場嚴重的情形下，為何總體經濟與企業投資、獲利均保持高度成長？經由筆者實際走訪昆山進行調查後認為，尋租相關的賄賂及交際行為在具政治風險的情況下確有削減。但相關支出及支付對象乃以合法的方式固定下來，並非消失。本文認為此政企利益分配制度包含以下：土地增值的獲利及租金、企業委託報關行的外包支出、土地仲介佣金、招商業績獎金、鎮級地方政府稅收、以及各種明文規定的規費。此種相關支出的固定與合法化，筆者認為此制度有助於企業的成本評估及經營。 關鍵字：尋租、政企關係、規費、利益分配、地方政府

在忽略企業主體性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往往被視為被動的行為體，然而「中國電信」卻透過破壞性創新模式，以「小靈通」突破政府的產業監管原則，為企業開創市場機會。本研究透過理性選擇制度論，恢復國有企業的主體性，探討在改革的制度環境中，「中國電信」經理人如何思維「小靈通」業務？政府如何考量監管內容的變更？以及管制與放鬆管制的變遷過程中，政企之間的互動。 研究發現，在政府政策預期的方向上，找到規制與企業利益的平衡點，乃是微觀放鬆與宏觀加強管理體制下，企業的生存之道。個案中，自主性提升的「中國電信」，便是在制度規範中找到追求利益的空間，推出「小靈通」，並透過改革過程中未能徹底解決的產權問題，利用國家重視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弱點，以及斬不斷的政企裙帶關係，促成最終的管制放鬆。 / Under the situation without caring about subjectivities of businesses,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ave been defined as the passive actors. China Telecom, however, depended upon “Xiao-ling-tong” (China’s PHS system) to break through the norms of Chinese government by us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Model and got the opportunity into the market. This volume in the light of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got the subjectivities of SOEs back and discussed with how the managers in China Telecom considered the strategies of “Xiao-ling-tong” in the circumstance during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reform. And would like to know how the government faced the changing of norm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the SOEs into the process of control and vice versa at the same time. We found, fortunately, that getting the balancing act between government’s principles and SOEs’ interests is the way which could accord with expectations of government’s policy for businesses to exist. The cases showed the reason why China Telecom with added subjectivity can get its own rooms for profit in the norms is by using “Xiao-ling-tong” and through the property rights problems that couldn’t be resolv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cares about his properties perpetually or increasingly, and by utilizing the uninterrup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commerce to push the deregulateon fin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