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存在的目的，在維持制度的有效運作，而政府在「經濟目標」或「社會公平」的前提下，當市場運作效率不佳，或是制度產生問題時，為創造有利的環境或解決「市場失靈」，對市場或多或少會適度的介入，以提高市場效率，即「政府干預」；政府干預（或管制）除針對「市場失靈」的解決外，在經濟計劃的前提下，政府亦可能對市場進行干預，主要目的在「增加市場效率」。本研究基於以上觀點，針對過去台灣工業用地政府干預市場機制的程度以及其效果進行分析研究，同時對在此種用地制度下私部門廠商生產效率進行分析驗證。 戰後台灣百廢待舉，快速的經濟成長成為重要課題，在此情況下政府主導編定工業區之劃設，提供工業生產用地，目的在以充裕及低廉之土地提供生產所需，解決廠商因市場失靈情況造成工業用地取得的阻礙，屬於經濟計劃的手法。都市計畫工業區政策意義，在保障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經濟上的政策意義不明顯；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體系上受區域計畫指導，目前非都市土地制度及其管制效果，經濟政策意義並不明顯，管制效果亦不佳。經研究台灣地區工業用地的三種提供來源，在政府制度及優惠上，以編定工業區所受到的制度支持最多，從用地價格以致行政程序的獨立等，都較都市計畫工業區及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完整，且經濟上的政策目的明顯；依經濟學上政府干預之觀點，由制度完整性及政策目標來看，工業用地中私部門廠商生產效率應以編定工業區最高，都市計畫工業區次之，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最低，此推論符合一般對工業區用地普遍之看法。 為瞭解制度效率是否如設計所預期，本研究以生產效率的觀點檢驗制度下廠商的生產效率，在不同工業區用地來源其制度不同的前提下，反映於生產效率上的效果亦應有所不同。研究採用的方法為資料包絡分析法（DEA），投入要素包括土地、勞力、資本等項目，產出則以產值及薪資代表其效果。 由廠商生產效率分析結果發現，工業用地廠商生產效率與行政區域並無直接關連，行政區域層級之高低並無明顯生產效率高或低的一致性結論；縣市工業用地總面積之大小對於該縣市廠商生產效率亦無明顯之影響。檢視三種不同工業區用地來源時發現，一般認為應具有最佳私部門廠商生產效率的編定工業區效率最低，生產效率最高者為都市計畫區違規工業使用、非都市土地次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居第三；此一結論與政府推動工業區開發制度所要支持的結果相反，亦即政府對編定工業區眾多的政策及制度支持並未如預期一般，顯著的提高廠商生產效率，此結論驗之於科學工業園區，亦得到相同之無效率結果。 本研究相互檢驗政策與生產效率的結果，顯示出政府愈多的干預，廠商生產效率愈低，廠商生產時會尋求最有利之生產要素投入生產，以達到「利潤最大」之目標；因此未來政府對於工業用地政策擬定時，應以制訂完整工業用地供給之「遊戲規則」機制，由需地廠商及用地供給者在市場機制下自由運作，以有效達到政策效率與市場效率並具之理想狀況。

本文共分為八章分別是緒論、相關文獻回顧、產業合作網絡分析架構、數位遊戲產業個案研究、自行車產業個案研究、鶯歌陶瓷產業個案研究、政府干預產業合作網絡模式、結論與建議。前言除回顧文獻與展望理論外，簡約地敘述台灣產業發展歷史，使讀者對不同產業變化具全面性與概況性的了解。相關文獻回顧內容除討論『國家發展理論』與『網絡理論』相關文獻外，加入了『國家創新系統』觀點，以探討對產業自發性合作，具有深遠影響的議題，期藉由理論對話提供不一樣的視野，建立研究觀點與分析架構。分析架構一章，包括廠商在全球生產裡的各種策略，國家創新系統和自發性合作行為邏輯二者對促成產業網絡的影響。再者為建構不同產業合作網絡發展模式，四至六章策劃「數位遊戲產業個案研究」、「自行車產業個案研究」、「鶯歌陶瓷產業個案研究」三部分。內容涵蓋各個產業在全球化衝擊下的生產/銷售議題、所採取因應策略－是傾向依賴政府扶植或自發性合作，及其發展出的合作網絡；兼顧高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 以數位遊戲產業為例，在國家創新系統下廠商會基於技術和知識理由，透過不同網絡關係，在產業內部形成不同的集結或次級團體。而且不論是技術或知識的合作網絡，具有官方色彩的研發機構或被扶植廠商二者經常處於網絡核心位置，並扮演知識技術轉化者與媒介者關鍵角色。其次依據連結對象，本文發現網絡內次要集結比主要集結，其成員間更具有近似社會關係，例如大專院校彼此之間存在許多重複合作連結對象。整體而言，數位遊戲產業網絡內部的主要集結，其擁有的組成份子近似性低、異質性高，甚至包含國外公司與中華電信；如此看來，相較於國家創新系統有關政府資源投入與部門功能論述，這類由政府主導的網絡內部集結，對於數位遊戲產業因應全球發展議題的創新合作策略，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自行車產業從OEM 轉型為OBM 的經驗裡，企業家精神和國家創新系統二者的相互配合被視為成功的關鍵。自行車業的轉型經驗暗示後進者在全球生產網絡中，並非只能扮演旗艦廠商代工廠的宿命角色，後進者是有機會運用商業模式創新與區域治理，提升其全球生產網絡的位置，成為品牌廠商。而此過程端賴企業家精神和國家創新系統二者的相互配合。產業發展初期，由於廠商缺乏規模、品牌故被動地納入全球生產網絡，此時政府應整合不同廠商，建立中衛體系改善廠商關係來做為發展合作網絡基礎，並和世界知名旗艦廠商談判，維繫該地區的全球連結，如引進外資、代工生產訂單和取得技術…。而當廠商轉型為OBM 時，政府應改變主導者角色，成為合作參與者之一，適時提供領域內的行政協助與公權力；讓龍頭廠商繼續地帶領合作網絡，面對全球競爭、維持品牌聲譽。 最後，本文透過調查與訪談，探索傳統工藝產業－鶯歌陶瓷業的合作網絡。研究發現鶯歌陶瓷產業浮現類似義大利Tuscany 陶瓷產業的發展軌跡。它們的合作網絡早已跨越到不同地區；主要合作對象多數不在鶯歌鎮內。因此「鶯歌」之於陶瓷產業，除了固有的技術工和原料土質的生產優勢外，產業空間聲譽與集體行銷合作效應其實大於傳統的生產網絡。當然，這和近年來政府資源，如觀光、文化活動與空間規劃的投入，促使其成為重要的行銷地點，繼而誘導在地行動組織的合作，有密切關係。如此可知，傳統工藝產業在面對全球發展議題，發展自發性網絡組織時，可能需要政府不同於以往的關注方式。既非利用扶植目標產業廠商來主導產業的合作網絡，亦非運用對外談判或外部壓力，重新調整廠商關係，促成彼此合作；而是透過在地網絡行動組織來主導發展議題，尋找發展走向。

從實務面來看，總額支付制度（global budget）的施行絕非僅止於管制成本的手段，還必須觀照該管理的制度設計。畢竟制度不但能夠彙集各種資源，同時也成為資源使用的指標，影響行動者間的策略選項。另外，針對政策實施後的監控與評估檢討，也是修正制度與提升品質的反饋歷程。然而，學界與實務界在總額支付制度設計原則的研究卻十分有限，究其原因，重要的是主要集中於制度在實際的應用與效果，缺乏以一套適用的「方法」（methodology）來審視。誠如Elinor Ostrom所言，「政策分析家的工具箱有各式各樣的工具，但還缺乏一種具體明確的集體行動理論。」，共有資源管理的例子到處都有，但是分析家卻沒有很好的在理論上總結他們。他藉由制度分析與經驗實例，衍生出來的「制度設計原則」（Design principles），研究各種共有資源管理的問題：從不同類型的資源系統如灌溉系統、捕魚等自然資源或網路資源、財政預算等、到公共財制度研究等，都已經獲得豐碩的成果。本文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既有的理論基礎上，討論應用制度設計原則來進行「總額預算評估」的可能內容，並提出政策建議與後續研究的可能內容提出建議。 本文主要分為：（一）導論（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三）研究設計（四）中醫總額支付制度的演變（伍）中醫總額的自主管理（六）結論。希冀對學界或實務界在健保改革評估未來的發展，能有所啟發與助益。 / From the practice, global budget is not just the means to control cost, must also take the design of management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stitution not only can gather various kinds of resources, but also become the indexes, and influence the tactics among the persons who take action to select. Since a global budget married to fee-for-service payments directly analogous to a common-pool resources, we use a framework of design principl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outcomes of management, and to discus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Sincere as what Elinor Ostrom said, ' the policy analyst's box has many kinds of tools , but still lack a kind of concrete and clear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 example there are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ommon everywhere, but it is the getting better to summarize they in theory. In addition, the “self-governing institutions” designed by each local medical association must be flexibly adapted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is applied. To foster the cooperation among physicians, the medical associations of local level should also play the role to provide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for collective 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 The medical associations of national level ought to change the financial incentives facing the physicians to induce the rational patterns of medical behavior so that the allocate efficiency of medical resource and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budget management can be impro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