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總共分為六章，在第一章中說明本論文研究動機，並透過簡要的文獻分析，說明國內相關文獻對此問題的思考方向及不足之處，進而提出本文之研究架構。 在第二章中嘗試對企業福利的內容進行瞭解，針對企業福利組成性質的不同，將企業福利的定義與內容類型化，進而探討企業福利與勞工福利、勞動條件之間的關係，最後針對企業福利發展過程作一介紹與瞭解。 在第三章對美、日企業福利進行探討，由於我國勞工福利制度深受美、日兩國影響，但兩國的企業福利在內容上與發展上仍有差異，各有所長，因此分別探討美國、日本企業福利發展的情形與運作狀況並比較其中的特色與差異。 在第四章中提出台灣企業福利發展現況金問題，先就台灣企業福利的歷史發展過程作一介紹，再藉由相關法令與實行現況，提出我國企業福利實行上雇主與政府責任劃分不清所造成的問題。 而在論文第五章中就台灣地區企業福利提出改革與建構，根據企業福利的相關理論、美日企業福利制度的現況以及我國的勞資關係發展狀況，界定政府與企業在企業福利上的角色、責任劃分以及企業福利未來發展的規畫。 在第六章中針對文中的論述，提出兩點整合性的結論，（一）針對企業福利的不同性質，提出不同的制度設計與規範方式，在法定福利項目上應予以社會保險化，而在非法定福利項目上則應該勞資協商化；（二）建立政府、企業與勞工工會分工的福利保障制度。並且依據政府、企業、勞工角色之不同，提出個別的建議，以作為將來政府與企業推行企業福利的參考，以增加企業福利施行的效果。

政治與經濟為支配人類生活的主要勢力，而政治與經濟的交互影響可塑造社會生活方式，但社會系絡實為決定政府與企業運作之主要因素。當企業的經濟活動與公眾期望產生差距時，民眾常希望透過政府進行干預，政府干預市場的主要途徑即為管制性政策，管制會使企業增加利益或成本，故企業常會介入公共政策形成、制定及執行的過程，以促進偏好政策的產生而扼阻不利管制措施的發生。本文企圖探討在社會系絡因素下，美國管制性政策與企業的互動影響情況，藉以建立一個嘗試探索政經關係的雛型架構。全文梗概編排如下： 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及限制；再從文獻探討中形成研究定向與焦點；並提出研究觀點將研究重心組織成本文研究加構。 第二章敘述管制的社會系絡，以市場失靈、社會價值與意識型態、社會價值的選擇與分配為中心概念，分述管制的經濟面、文化面、政治面理由。 第三章為反拉斯管制，以限制企業的市場權力為核心概念，從市場結構與行為方面分述獨占、合併、勾結、差別訂價、排他性業務等政策領域問題。 第四章為環境政策，以使企業降低或內化其外部性為主要概念，從價格與數量工具探討水污染、空氣污染、有害廢棄物等政策領域問題。 第五章為企業的回應，以企業的政治策略為核心概念，敘述企業的溝通、參與、順服等策略，此些策略乃經由華府辦事處、政治行動委員會、公共責任委員會等制度而運作。 第六章敘述解除管制與管制的改革，並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旨在從歷史觀點說明管制性政策之演進與展望。

本論文分析在不同產權制度下的政府與企業關係，以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為例，試圖回答下列問題：蘇南地區鄉鎮政府對於企業的干預一向不遺餘力，而且堅守集體所有制的精神，當它們放棄所有權時，它們要如何從私有的企業汲取充分的財政收入？而鄉鎮政府願意放棄所有權的原因又是什麼？讓出所有權的鄉鎮政府又如何維繫和私有化企業、新興私有制企業的關係？改革後的政府與企業關係和過去有何差異？ 鄉鎮幹部基於經濟表現、財政收入、意識型態的考量選擇了集體所有制。在短缺經濟、勞動力過剩的條件下，鄉鎮集體企業創造一番榮景。集體所有制下政府與企業是「依賴的侍從關係」（dependent clientelism），政府壟斷創辦集體企業所需的資源，壓制私營企業發展，維持集體企業的獨大局面。集體企業經營者必須依賴政府提供的土地、資金、勞力以及其他的行政優惠或保護。政府雖然扶植企業，但是並非建立客觀中立的投資環境，政府作為所有者，政治考量通常大於經濟理性，因此盲目負債擴大產值、企業規模。因為缺少競爭性、監督成本與訊息成本太高，政府無法有效監督、激勵企業，無法抑制企業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經濟效益低落並未讓鄉鎮政府進行改革，直到意識型態桎梏解除，鄉鎮政府才逐漸摸索改革之道，其主要的考量原因為財政收入，因為缺少現代化的稅收體系，鄉鎮政府首先改革的是小型或是虧損企業，這些企業對財政的影響不大，直到替代財政方案確定，能夠從私營企業汲取收入後，鄉鎮政府才逐漸退出企業經營活動、大幅改革所有權。因為有能力購買集體企業者有限，缺少競爭性與公開、透明的改革程序，主要是原經營者購買，在改革過程中幹部和原經營者有很大的議價空間，導致集體資產流失，而且未能切斷政府與企業間密切的關係。所有權改革後，因為稅收體系不健全，所以政府還是提供特殊利益給予個別企業，以拉攏彼此關係，所有權改革後，政府與企業關係轉換為「共生的侍從關係」（symbiotic clientelism），企業的自主性提高，政府對企業的依賴增加，但是，兩者還是建立非正式的關係，政府並非客觀中立地創立投資環境。因此所有權改革只是改變侍從關係的性質，政府並未轉型為客觀中立的發展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