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學者在研究北洋政治時期的政治史時，或許由於意識型態的關係，認為軍閥主政本身就是一件負面的事，常常預先做了價值判斷，而導致多從批判的角度切入。對於北洋政府時期的描述，也多在軍閥間的權力鬥爭，大小戰役，和國際關係之間為主，對於此一時期人物的研究，也較多關注於各大軍閥領袖，或是革命派人士身上，甚少將重點放在此時的國家元首－大總統上面。本文從制度的角度出發，分析在臨時約法、新約法、曹錕憲法等不同的時期之間，總統與國會、國務總理及軍閥之間的關係，對於總統權力的大小及運作有何影響。 研究發現，北洋政府時期的總統權力，在初期袁世凱執政的時候是由小而大的變化，經過一連串有計畫的步驟，其權力在廢棄臨時約法，實施新約法後達到最高峰；在曹錕執政的時期則次於袁世凱時期，因為他掌握了軍閥的主要勢力與國會的多數，而且曹錕憲法中總統的權力也較臨時約法中略大；其次是徐世昌執政的時期，雖然他為文人出身，但他能周旋於各大軍閥之間，從中取得平衡並適時的施展自己的主張；黎元洪與馮國璋執政的時期則是權力最小的，在有一個強勢國務總理的狀況下，大部分的政治權力都被總理所掌握，此時的總統最為符合虛位元首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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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九○三年美、巴兩國締結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之後，七十餘年來，這條長達五十 一英里的國際性水道就一直是兩國不睦的主要來源。巴拿馬人民視美國在運河區的地 位為「帝國主義」的象徵；而美國人民則不願將經營了四分之三個世紀的運河拱手攘 人。雙方的爭執到了一九七八年才有了轉機。該年九月，美巴兩國元首在華府簽署了 巴拿馬運新河新約，結束了長久以來的運河衝突。本論文先從歷史上對運河問題作扼 要回顧，繼而對運河新的萌芽、背景、簽署、內容、批准及影響分別陳述，最後除了 探討若干爭論已久的問題外，還就個人心得提出數項結論。全篇一冊十章，除導論及 最後兩章外，另分十八節，約六萬餘字。

由於海外華人分布區域廣闊，各地國情不同，各國華僑的適應情況亦相異，即使華人研究之成果已相當豐碩，對特定地區和議題的華人，例如海外領事館和華人的互動關係，仍然有待更多的耕耘和開墾。 從清末以降，中國人或為謀生或為政治，開始南移至南洋。在馬來亞地區的華人移民靠著礦業和商業的經營逐漸培植出經濟勢力，因而引起當地政府和馬來人之疑慮。日後經歷英國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和日本軍政府的「種族分離」政策，在政治上受到扶持的馬來人漸漸地對具有經濟優勢之華人產生嫌隙，埋下華巫種族問題的伏筆。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大多數的馬來亞華人對政治並不熱衷。直至中國對日抗戰，民族主義的浪潮席捲新、馬的華人社會，傾中國的政治意識才在華人之間擴散。戰爭結束後，英國勢力重返馬來亞，實行開明的政策，當地各華人政黨、社團均因而得到自由發展的空間，中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和馬來亞共產黨都趁機擴展了本身的勢力。隨著英國為馬來亞安排獨立自治的進程而制定新憲制，華人的政治認同與馬來人要求華人同╱歸化的訴求，成為英國殖民政府和華人、馬來人之間交涉的重要課題。馬來亞共產黨在戰後改走武裝鬥爭路線，其發動叛亂使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政治情勢更為混亂。在當地嚴峻的政治考驗之下，馬來亞華人必須自行抉擇將何去何從，中國的國共內戰復讓華人意興闌珊，去留問題再無法逃避。正當政治動盪不安的年代，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要在馬來亞推行僑務並爭取華人的支持也就面臨更大的困難。 中華民國駐馬來亞領事館非正式的外交機構，其職能是維護當地中國僑民的權益與促進當地與本國的商業利益，而領事館在僑務上的作為乃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新馬兩地的華人政治十分複雜，益以戰後華巫種族衝突日漸惡化，英國殖民政府又先後推行馬來聯邦和馬來亞聯合邦政策，駐馬來亞領事館欲推行保僑工作，經常須與當地政府進行交涉，而交涉過程中所透露的訊息，當有助於了解領事館與華僑之間的關係。由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閉館為止，乃中華民國駐馬來亞領事館的運作最積極的階段。雖然抗日運動將馬來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重新密切相連，可是戰後的時局瞬息萬變，馬來亞的住民要爭取獨立，又面臨國內種族融合的問題，華僑的國籍認同和公民權問題頓成燃眉之急。當地華人分別集結爭取權益，由於不同的華僑╱華人團體看待中國政府之態度日益分歧，領事館的保僑工作亦面臨更大的挑戰。當華僑面對保留中國國籍或歸化當地國籍的重大抉擇之時，中國駐馬來亞領事館在維護華僑權益的前提之下如何應對時局變化，並維繫華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其中曲折頗有研究之價值。 本研究擬從中國駐馬來亞地區領事館出發，透過外交部檔案之爬梳，探討領事館在當地推動保僑工作的歷程，期望透過對領事館的研究，進一步觀察戰後馬來亞華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由於現今國史館館藏之外交檔案中，有關駐馬來亞各領事館的史料仍未得到充份利用，而各領事館卻是少數得與華僑直接接觸並推行僑務政策者，相關檔案可能是呈現當時當地華人社會之情況的一手資料，亦期能藉由研究基層的僑務運作，思考中國僑務政策之得失。是故使用此一批外交檔案進行研究，可從領事館的實際運作，了解中國僑務政策之實然面，或許也可以從新的角度一窺當地華人社會和政治之發展。 本論文從緒論到結論共分作五章，各章節內容分別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架構，並簡略地介紹與本論文密切相關的參考文獻。 第二章：戰前的馬來亞與華人概況。本章節先敘述馬來亞華人的社會概況，然後論述中國的僑務機構與海外華僑的關係，同時也敘述了華僑的國籍問題，以及駐馬來亞領事館的沿革。最後，英國在馬來亞地區的殖民統治，與日本軍國主義的短暫佔領，也是討論馬來亞華人歷史所不能忽略的歷史背景。 第三章：戰後的領事館與華僑。本章節除了簡單地敘述戰後駐馬來亞各領事館的工作概況，將針對中英新約在馬來亞實施，以及緊急狀態時期的保僑工作如華僑被遣返、墾民搬遷等問題，進行重點且深入的探討，希望了解立場分歧的華人社會，如何與領事館產生互動。 第四章：華僑國籍與認同問題。本章將針對馬來亞聯邦政策、馬來亞聯合邦政策對華人的國籍和身份認同的衝擊，探討各領事館甚至中國外交當局對華僑爭取當地公民權的事件究竟如何看待，又採取了哪些策略。章節中也將論及馬來亞華人公會在緊急狀態時期之崛起。 第五章：結論。綜合各章的研究分析，論述戰後的駐馬來亞領事館與馬來亞華人社會的關係，並嘗試評析其中的得失進退，以補充並豐富有關戰後馬來亞華人政治發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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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至馬來亞的歷史相當長遠，但馬來亞華人參與馬來亞政治的運動卻從戰後才風起雲湧。1945年日本戰敗，大英帝國重拾對馬來亞的控制。1946年出現的馬來亞聯盟（或名聯邦）計畫（Malayan Union）擴大了馬來亞境內公民權的取得資格，並且中國與英國於1943年簽訂的中英新約，廢除過去英國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與英國互為平等國家，此舉是否侵犯了馬來亞華人擁有的各種通商權益，立場不同的各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1948年大英帝國毅然實施與馬來亞聯盟計畫迥然不同的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短縮了公民權的取得，並且以馬來人的利益至上。面對此一變局，馬來亞華人團體各自採取了不同的管道來應變：有從政治層面下手的溫和手段，也有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暴動。在戰後初期，1940年代末的馬來亞地區經歷了種種巨大變革，華人就在這種劇烈變幻的世局中試圖力挽狂瀾，從公民權到通商權益的爭議，至1950年代馬來亞華人爭取官方語言與教育的權利，都是戰後一連串爭取政治平等運動的延續；最後1957年馬來亞獨立，今日馬來西亞華人的處境就在那時成形。

ギリシア語訳旧約聖書である七十人訳の擁護者たちに対し、ヒエロニュムス（347–420）はヘブライ語原典の優越性、すなわち「ヘブライ的真理」を主張した。しかし、その聖書翻訳論と旧約引用理解とを考慮すると、ヒエロニュムスが「ヘブライ的真理」と言うとき、彼はヘブライ語テクストと七十人訳との文献学的な問題に留まらず、これら二者と新約聖書における旧約引用との神学的な問題をも解決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と言える。 / Against many defenders of the Septuagint, namely, the Greek transl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Jerome (347–420) claim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original Hebrew text. Jerome names this idea Hebraica veritas, or "Hebrew Truth." Considering his theory of biblical translation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Old Testament quotations in the New Testament,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Jerome's real purpose concerning Hebraica veritas is to solve not only the philological problem between the Hebrew text and the Septuagint, but also the theological problem between these two texts and the Old Testament quotations. / 博士(神学) / Doctor of Theology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