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文化」是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主要是認為一國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態等內在生成的條件會影響該國決策精英的思想、觀念、認知，從而影響、導致該國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具有基本一致的戰略偏好，進而做出與他們觀念認知相符合的戰略行為，此可為理解中國對外戰略認知與行為，提供一個文化觀點的研究途徑或理論解釋。 本論文借用美國學者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對「戰略文化」的分析，實際考究兩漢與隋唐對外來威脅的認知、用武的態度、和戰的立場與偏好，發現古代中國王朝具有對外壓制的戰略偏好，與江憶恩認為中國是強勢現實主義（parabellum）戰略文化的觀點一致；但本論文認為，造成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受到為儒家提倡與擁護的「天下觀」理念之影響所致。 「天下觀」理念是中國周朝思想家們對於爭奪及治理天下領土、政權及民心的思想或觀點，他們以推動及維護「中原王朝主導的天下秩序（中原天子為天下唯一主宰，外邦族皆應臣服）」為核心價值，並透過型塑「禮治等級制度」推動「以夏變夷」，外部勢力若悖於該一文化結構，就視同破壞天下秩序，視同是對中原政權的安全威脅，武力在此情況下就被賦予了「誅暴平亂」的道德化與除罪化的工具意義而被允許使用。在「天下觀」理念影響下的中原君臣，會認為最大的不安全感來自於一個不臣服且實力又大的外部政權，因此對外以壓制、凌駕、征服來袪除他們的不安全感，此即構成封建中國對外用兵、崛起稱霸的戰略文化邏輯。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ursuit the reason of the ancient China’s rising and its triggering a war toward foreign threat. By analyzing the percep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of the Han, Sui,Tang Dynasties when dealing with the external threat, this paper, using the approach of the strategic culture analysis by the American scholar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has found that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had a coercive preference toward the external threa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lusion of Johnston that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China is parabellum(realpolitik).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such preference was affected by the “Tianxia discourse”(a thought toward the world)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ianxia discourse” mainly acclaimed by the Confucianism is a paradigm of how the Chinese emperor dominates “the world”. In” Tianxia discourse”, the ideal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should establish or maintain the unipolar structure of “Li(禮) hierarchy system ”.In other words, the world order must under control by the Chinese emperor, any regimes that try to rebel this structure is regarded as a threat to the Empir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is order, the use of force is allowed and necessary. Through “Tianxia discourse”, we can well understand the strategy and behavior of the empire, knowing the logic of the use of force when it faces an external threat and discovering the reason of the ancient china’s expansion.

從上古時代以禮祭祀的主體儀式看來，禮是與征伐同樣重要的家國大事，它連接了天人關係，指導了政治上的地位，說明了關於身分地位的行為規範，大部分是儀式的成分居多。後來周公制禮作樂，以德代禮；孔子賦予禮以一種倫理性解釋，即「仁禮一體」；孟子認為仁義禮智根於心，將恢復社會秩序的期待，寄於心性道德的確立上，可說是內在於禮的誠摯尊敬態度的發揚；荀子寄託禮義的王道思想，考量現實與理想，一方面倡言以王道取代霸道與強道，一方面將法適度地滲於禮的統攝之下，使得儒家價值理想具備現實色彩，使禮能與時俱進、體常而盡變。 荀子的禮治思想以心性論、天論、禮論為理論基礎。禮治思想是以觀察到人性的不完整開端的，荀子察覺到人性屬於一種「素樸之資」，但是人的欲求若不加節制，即使人皆有成為聖賢的可能，也將導致社會的偏險悖亂，所以必須依禮來導正人欲，「化性起偽」。而荀子思想最具理性色彩的，當為對於心的看法，與對於天的觀察；有別於孟子的道德心，荀子講求認知義的心，也就是心具有主宰、知道的功能，對於事務的掌握，必須是一種「以類行雜、以一行萬」的統攝境界，而「虛壹而靜」的大清明，才能去除各種偏蔽、冷靜思考、掌握道義。荀子天論講求「天生人成」，要求以理智的態度掌理人事，並且以禮義的原則與方法彰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透過心性論所深化人在自我實踐的自主性，以及天論所彰顯人在宇宙中的能見度，禮論是整個人文化成思想的運行原則；禮的作用在「養、分、節」使民無所乏，有理可循並且截長補短、無所偏倚；其次是「禮義之統」能識綱紀而明統之理，是一切事類依據的原則；再次是「道貫」，以道貫作為應變的原則，即能夠以一持萬、以淺持博。 「禮治思想的內涵」主要包含禮治思想的特質以及目的。禮治思想包含了對人與規則的重視，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說明君子是治之源，而法是治之數，位階上人是高於法的；這樣的概念並非西方法政思想的「人治」，因為治人受到客觀禮義的「中庸」、「道貫」所約束，而這樣的概念雖然不是準確的「法治」，但是其所宣示尊重「規則」的「規則的道德」與尊重「人」的「德性的道德」，卻是禮治思想中具有全面性、整體性的考量。我們在這裡發現，「規則」雖是保障體制運行的一種機制，不過規則由人所制定，提昇人的品質與修養，才有可能使可操作的制度與理想的價值和諧並進。 最後則嘗試以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將禮治思想應用於現今社會。這一項命題得自於林毓生對於傳統與現代多方面的觀察，其認為傳統可經轉化而活絡於現代，不過據筆者的觀察，林毓生雖有肯定傳統的理念，但在落實的路數上卻流於崇拜西方，故筆者將荀子所提供的概念，試著將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予以再思考。而基於對傳統資源的考量，現今民主社會已經可以用明顯的指標來加以評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不過外在的指標始終是外在的框架，對於內在的人文素養，也就是「德性的道德」，即對制度的尊重、對理想的追求、對價值的追求，才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對於儒家所強調的「內聖外王」，應當是一種對於「人」與「制度」的同行並重，不應只是「由內聖必定開出外王」的單向思路，自宋明一代片面注重內在修養的理路，也許已經偏離如莊子等先秦思想家，對於內聖外王「皆源於一」的理想。而荀子禮治思想所提供的「盡倫」、「盡制」就是內聖外王的「既聖且王」。這一項命題，在現代民主社會更應該重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