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古時代以禮祭祀的主體儀式看來，禮是與征伐同樣重要的家國大事，它連接了天人關係，指導了政治上的地位，說明了關於身分地位的行為規範，大部分是儀式的成分居多。後來周公制禮作樂，以德代禮；孔子賦予禮以一種倫理性解釋，即「仁禮一體」；孟子認為仁義禮智根於心，將恢復社會秩序的期待，寄於心性道德的確立上，可說是內在於禮的誠摯尊敬態度的發揚；荀子寄託禮義的王道思想，考量現實與理想，一方面倡言以王道取代霸道與強道，一方面將法適度地滲於禮的統攝之下，使得儒家價值理想具備現實色彩，使禮能與時俱進、體常而盡變。 荀子的禮治思想以心性論、天論、禮論為理論基礎。禮治思想是以觀察到人性的不完整開端的，荀子察覺到人性屬於一種「素樸之資」，但是人的欲求若不加節制，即使人皆有成為聖賢的可能，也將導致社會的偏險悖亂，所以必須依禮來導正人欲，「化性起偽」。而荀子思想最具理性色彩的，當為對於心的看法，與對於天的觀察；有別於孟子的道德心，荀子講求認知義的心，也就是心具有主宰、知道的功能，對於事務的掌握，必須是一種「以類行雜、以一行萬」的統攝境界，而「虛壹而靜」的大清明，才能去除各種偏蔽、冷靜思考、掌握道義。荀子天論講求「天生人成」，要求以理智的態度掌理人事，並且以禮義的原則與方法彰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透過心性論所深化人在自我實踐的自主性，以及天論所彰顯人在宇宙中的能見度，禮論是整個人文化成思想的運行原則；禮的作用在「養、分、節」使民無所乏，有理可循並且截長補短、無所偏倚；其次是「禮義之統」能識綱紀而明統之理，是一切事類依據的原則；再次是「道貫」，以道貫作為應變的原則，即能夠以一持萬、以淺持博。 「禮治思想的內涵」主要包含禮治思想的特質以及目的。禮治思想包含了對人與規則的重視，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說明君子是治之源，而法是治之數，位階上人是高於法的；這樣的概念並非西方法政思想的「人治」，因為治人受到客觀禮義的「中庸」、「道貫」所約束，而這樣的概念雖然不是準確的「法治」，但是其所宣示尊重「規則」的「規則的道德」與尊重「人」的「德性的道德」，卻是禮治思想中具有全面性、整體性的考量。我們在這裡發現，「規則」雖是保障體制運行的一種機制，不過規則由人所制定，提昇人的品質與修養，才有可能使可操作的制度與理想的價值和諧並進。 最後則嘗試以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將禮治思想應用於現今社會。這一項命題得自於林毓生對於傳統與現代多方面的觀察，其認為傳統可經轉化而活絡於現代，不過據筆者的觀察，林毓生雖有肯定傳統的理念，但在落實的路數上卻流於崇拜西方，故筆者將荀子所提供的概念，試著將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予以再思考。而基於對傳統資源的考量，現今民主社會已經可以用明顯的指標來加以評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不過外在的指標始終是外在的框架，對於內在的人文素養，也就是「德性的道德」，即對制度的尊重、對理想的追求、對價值的追求，才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對於儒家所強調的「內聖外王」，應當是一種對於「人」與「制度」的同行並重，不應只是「由內聖必定開出外王」的單向思路，自宋明一代片面注重內在修養的理路，也許已經偏離如莊子等先秦思想家，對於內聖外王「皆源於一」的理想。而荀子禮治思想所提供的「盡倫」、「盡制」就是內聖外王的「既聖且王」。這一項命題，在現代民主社會更應該重新重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簡稱「教師社群」）是一種協助現場教師突破孤立狀態、與同儕相互學習、以持續專業發展、進而提升創意之重要方式。 本研究透過量化模式的檢驗，探究教師社群互動、工作希望感受與創造性轉化之關係，以問卷調查法，針對台灣地區教師，進行取樣研究，有效問卷共計891份。研究工具包括「社群互動品質量表」、「工作希望感受量表」與「創造性轉化行為量表」。此外，並透過對典型個案之訪談，探究四個「創意教師行動研究」成功社群的經營策略。 量化研究主要發現：「教師社群互動、工作希望感受與創造性轉化」模式之驗證獲得支持。此模式的意義在於：良好的教師社群必須兼顧認知與情感層面的互動；如此，除了可直接促進教學上的創造性轉化之外，認知與情感互動尚可以透過工作希望感受之中介效果來影響教師的創造性轉化。至於教師工作希望感受的提升，則能直接影響創造性轉化的展現。其次，根據個案分析整理歸納出經營社群的重要策略，如：「感動策略」、「友誼策略」、「共同解決問題策略」、「榮耀共享策略」、「低調漸進緩慢策略」、「彰權益能策略」、「成就感策略」、「資源網絡拓展策略」、「雁行領導策略」以及「持續互動策略」。 最後，本研究根據上述發現並針對教育實務與未來研究層面，提出具體建議以供參考。 / Nowadays, the concept of a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eacher Community, TC)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ultivate, develop, and susta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reativity.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 how to facilitate teachers’ creativity is also valued under the Creative Education policy. However, empirical evidence is rarely discussed. Thus, this study addresses two aspects: (1) the relationship of TC, work hop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tudy I), (2) to explore the main strategies of managing teacher communities (Study II). In Study I, a SEM model is proposed using the 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 (LISREL)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with the data from 891 valid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Instruments used include Interactions of Communities Scales, Work Hope Scal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cale.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proposed model are found to substantia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eneral LISREL model. The majority of the fit indices have indicated good fit of the model to the data.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1) Cognitive interactions of communities have significantly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work hope 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2) Affective interactions of communities have significantly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work hope 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3) Work hope has a significantly direct effect 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These results have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work hope, and their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interactions in commun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addition, work hope has played a role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interactions in communities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Study II, teachers in communities of four typical cases funded for four years under the Project on the Enhancement of Creative Education are interviewed. Based on the data, there are several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teacher communities: (1) witnessing strategy, (2) friendship strategy, (3)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4) honor- sharing strategy, (5) low-profile strategy, (6) empowerment strategy, (7) sense of achievement strategy, (8) networking strategy, (9) flying geese strategy, and (10) sustaining strategy.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teacher community were discussed.

本文所謂「五四意識在台灣」係指三方面而言。其一、在思想觀念上，台灣這一政治社會實體所蘊生的文化思想體係，對五四思想文化觀念的接受、批判、轉化和變遷；其二、從人物與台灣的關聯淵源上著手，考量其深淺遠近，以及出版著作在台灣的傳播影響；其三、在資料性質上，以呈現出台灣五四特質的出版論著、對話回憶、成果回顧；包括中國大陸及海外之資料，也以對於台灣五四思想研究和闡述為主。在此三者的界定下加以運用說明，並且從「五四意識在台灣」，逐漸產生「台灣的五四意識」的發展趨向，形成與其他五四觀點相通但也有區別的五四立論，表現出台灣特殊時空環境下對五四的認知和變遷的理路。 五四意識在台灣，隨著不同政治文化形勢的轉變，分別呈現橫向移植與縱向傳承的特色，亦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以台灣史的分期而論，五四曾以不同姿態，經過三次主要的起落，分別在不同時期展現其不同的歷史角色。首先在1920年代開始至30年代初期，五四主要以台灣新文學及新文化啟蒙的形態，以《台灣民報》等報章雜誌為途徑，傳播、影響了台灣思想文化運動。初始是以黃呈聰、陳端明、黃朝琴等人扮演重要的推手；1924年以後，張我軍（1902–1955）鼓吹的白話新文學更掀起了全面的論戰與風潮。直到隨著中、日關係的緊張及日本軍國主義的肆虐，30年代中葉遂步入衰退期；況且台灣新文學及新文化，也於此之前就產生了本土化及左翼化的現象。張我軍、許乃昌、賴和、黃呈聰、黃得時、陳端明、蘇薌雨等曾經留（遊）學中國的台人，其努力未竟全功，可說只有橫向的移植，難以形成有效、廣泛且影響持續的縱向傳承。除了掀起新舊文學、白話文及台灣話文的論爭外，對新文化的思想啟蒙雖有一定的成效，但都為擁有強勢政經實力的日本文化壓制，終而在戰爭後期成為以日文為主導的文化主流，加上日本的現代化本較中國成功，因而除了民族主義的號召——「對抗同化」與彌補認同「文化的缺口」等心理層面的需求之外，台灣實質現代化的動力，不應忽視日本帶來的影響。有人認為日治時期五四在台灣的移植，是一個「失敗的移植」。 但即算是失敗，也仍有其影響，並成為後來五四意識在台灣延續的火苗。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說，五四意識實未曾在台灣完全斷絕過。 其二、在1945年戰後，由於大陸籍各式立場文人的來台，加上五四有著濃厚的中國民族主義色彩，再度於台灣引起討論，也可謂是「再中國化」的文宣教材之一。其中，魯迅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五四人物，此時期對於他的紀念與研究，象徵著1949年之前，兩岸無分省籍的推崇。經過二二八至白色恐怖的鎮壓，五四左翼風潮瞬間殞落，因此一段左翼風潮持續時間短暫，故可以一漣漪視之。然即在稍後，跟隨國民黨遷台，1950年代初期，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亦期盼在台灣獲得一片新天地，冀盼一方面以五四自由傳統作為反共的利器，另一方面則能以此思想價值作為鞭策國民政府實現民主憲政、自由理想的指標。五四自由主義傳統影響的文人、學者，甚至政治人物移居台灣後，五四自由主義的思想觀念，在當時反共的需求下，反而得到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機會，戰後台灣民主自由觀的形成，與反對運動精神形塑的第一階段，頗受胡適、雷震與殷海光等五四自由傳統人物的影響。 余英時認為《自由中國》陣營可說是「五四」主流的新發展，他們結合本土勢力與一黨專政的對抗，終於使得民主、自由的種子流傳下來，因而雷震、殷海光在後來的反對黨方面仍享有很高的聲望， 甚至造成後來五四思想觀念在台灣縱向傳承的可能，其影響幾延續至今。五四口號——「民主」、「科學」一時之間又頗受強調，《自由中國》陣營的胡適、雷震、殷海光是主要代表，特別殷海光是此時宣揚五四精神的首屈建筆，此一趨向在《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日趨緊張後，五四更成為批判國民黨的符號象徵。1960年9月《自由中國》停刊，特別是在1962年2月胡適去世之後，除了《文星》、《大學雜誌》的局部火花之外，五四意識在台灣的延續，又告中落，政治霸權又再一次壓抑了思想文化、自由民主的發展進程。 其三、此種情況，直到五四60週年（1979年）前後，由於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勃興，及國民黨當局希望藉由相對中國的民主開放，而以繼承五四理想正統自居的地位，批判中共的專制政體。被壓抑許久的五四紀念風潮，瞬時大舉復甦，幾乎延續至1989年中國八九民運之時，五四成為中國民主自由燈塔的形象更為鞏固。不過，或許極盛而衰，也大約在此時，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已逐步邁向新的階段，本土化趨向勢不可擋，五四80週年紀念的氣氛已不如60、70週年時熾烈，但台灣主體的五四觀，卻在此期間趁勢而起，更彰顯了台灣歷史多元的文化特色，五四在台灣又進入了新的階段，未來的演變仍值得持續觀察。但是，政治力量——無論台灣本身或是中國大陸的情勢，都深深影響了台灣歷史文化的演變，五四意識即是其中突出的事例。 在這三起三落一漣漪中，五四意識在台灣並非突然興起，或突然完全斷裂已至消失終止，而是在退潮時，以隱而未顯的方式，繼續存在台灣社會的角落，以不同的型態延續存在。如以文學形式、或在批判五四、學術思想等方面，都仍有五四的遺緒和影響。特別是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論，浪漫主義、唯理主義的探討與批判一直是貫穿台灣五四意識史的重要部份。五四是台灣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史的極具意義的大熱點的原因，除了兩岸關係對立複雜又難以逃避之外，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亦是凸顯五四意識在台灣變遷重要性的一大關鍵。無論統獨的立場如何，雙方多能夠肯定五四對於提倡自由民主的理想價值，也都肯定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五四自由思想人物；若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他們對台灣、中國的努力，實是具有歷史前瞻性的貢獻，也是兩岸雙方應共同珍視的文化資源。此外，通過長期的五四探究與批判，產生了五四以降，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建設的諸多觀點，其中林毓生「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思考，可說是其針對五四意識型態化的思想困局，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 May Fourth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are very important for our.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part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social movement. On the cultural side, the students had been inspired in the preceding two decades by Western thought, creating a feeling of frustra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ese tradi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ferment that resulted from this, answers were sought for the questions why and how China had lagged behind the West. Taiwan intellectual user May Fourth Consciousness look for Taiwan and China's modern world.

教育現場第一線面對學生的教師是培育創造性人力資源的重要舵手，探究複合性人格特質與教學內在動機對於教師創造力的影響，將有助於更清楚的瞭解教師教學創造力從何而來。 本研究以台灣北、中、南、東等地區共計599位公立國民中學（包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教師作為研究對象，並透過量化研究的問卷調查法來探究國中教師複合人格特質、教學內在動機與教學創造性轉化之關係。研究工具有：研究者自編的「工作紀律量表」及研究者修訂的「樂觀量表」、「悲觀量表」、「教師玩興量表」、「教學內在動機量表」與「教學創造性轉化行為量表」。本研究以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法進行量表與研究假設的驗證。 研究結果顯示： 1、現今國中教師樂觀、悲觀分數都偏高，越樂觀則教師的創造性轉化表現越好，越悲觀則教師的創造性轉化表現越差；樂觀、悲觀的程度能夠有效預測教師的創造轉化表現；然而悲觀程度越高，則越不利於教師「理論學習到實務應用」的轉化表現。 2、現今國中教師玩興、工作紀律分數都偏高，越有玩興或越有工作紀律的教師，則越能在教學創造性轉化上有好的表現；玩興、工作紀律能夠有效預測教師的創造轉化表現；然而在「理論學習到實務應用」的轉化表現上，玩興的影響力顯著地大於工作紀律，但是到了「實務應用到個人作品」的轉化表現時，玩興與工作紀律卻變得同樣重要。 3、現今國中教師對教學工作都還是具有熱忱的，而教學內在動機越高教師的創造性轉化表現也會越好。 4、教師樂觀、悲觀與教學內在動機能夠顯著地預測教師「理論學習到實務應用」與「實務應用到個人作品」的創造轉化表現；縱使內在動機皆為主要的預測變項，但尤在「理論學習到實務應用」轉化階段，越悲觀則轉化表現會越差。 5、教師玩興、教學內在動機能夠有效地預測教師「理論學習到實務應用」的創造轉化表現，工作紀律在此階段並無功用；到了「實務應用到個人作品」的轉化階段時，內在動機固然同樣重要，但工作紀律的影響力則大過於玩興。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提出建議，以供相關單位、教師甄試選才及未來相關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