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在「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關鍵時期「始終活躍在思想界的中心人物」，更是被公認為整個中國歷史上「繼往開來的一位啓蒙大師」。本文研究1891至1917年間胡適的「國家」概念。研究從指出他在這個時間段三個不同時間點的故事中關於國家概念論述的差異性出發，首先追問的便是各種指稱國家的語詞與實體國家之間是否可以具有內在統一性的問題。於是在第一章中，本文圍繞故事一與故事三中胡適用詞與用句的特點進行了文本分析，闡明它們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並進一步將與兩個故事存在密切關聯的相關概念分別做了比較研究。總體來看，得到的結論有兩點：1.一個語詞在同時代的不同個體理解下存在差異;2.一個個體也會經常修正自己的語詞使用，從而導致同一語詞在不同的時間點可能代表著不同的含義。這就為我們理解語詞與事物的關係提出了挑戰--究竟我們能不能談論所用的語詞來指稱某個對象時具有正確性？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第三部份「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中的理論架構，為擺脫這個困境提供了很好的論證途徑。通過關於上帝語言的討論來承接古希臘的邏各斯與語言現象中的概念構成，伽達默爾意在指出，只有語詞的使用才是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的，而語詞本身都是正確的、「合適」的。於是，接下去的問題便是為何個人在使用語詞上會出現偏差？對偏差的修正又是如何可能發生的？第二章便是通過對於胡適案例中三個故事的詳細展開，將胡適的國家概念呈現為是一種連續不斷地圍繞著一個個具體的事件來回展開思辨的過程。這個概念構成的過程，是在伴隨著胡適對於自己舊有概念不停再檢驗的同時，慢慢深化與拓展的。而伽達默爾在世界經驗的思辨結構中所指出的事件性與創造性，為我們理解這樣的國家概念提供了理論幫助。最後，本文採用「民族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系統性地整合第一、二章中對於國家概念的兩種歷史性的追溯方法。概括來說，政治參與作為一種世界經驗，能促使具有特殊性意味的歷史文化認同發生反思，並進而與發現的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政治認同進行調和。也正是由於要突出思辨的過程性質，不同於以往對於胡適政治觀的普遍認識，本文指出留美時期的胡適更多意義上體現的是一種「共和派的愛國主義」。就這點而言，胡適案例意在表明，思想史的研究需要盡力在歷史環境中恢復概念思想者在過去、現在與將來之間複雜的應用過程，從而讓歷史學免於成為哲學或是文學。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u Shi's usage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referring to guojia from his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during 1891-1917.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discovery of inconsistency in terms of Hu Shi's usage of words and understandings of guojia in his three stories at different points of time, also in his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uojia over the period, this study has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Hans-Georg Gadamer's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 and object from hi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fter doing textual analys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wo of the three stories about Hu's understandings of guojia respectively in Chapter One, Chapter Two tries to bring to atten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cessual and creative elements in Hu's concept formation by show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disintegration of his former ideas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 new understandings, with what he has experienced in Shanghai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corded in the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study finally examines his thoughts on the legitimacy of guojia, especially pointing out hi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y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specificity and political universality on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新月月刊」的政治言論，全文共六章十二節。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方法與限制；並介紹「新月月刊」的創刊經過、內容演 變及其政治言論的代表人－－胡適、梁實秋與羅隆基。 第二章「新月月刊」的政論背景，以國民黨的建國理論與行動，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等 來闡釋。 第三章對訓政時期政制的評論，首先針對理論層次，批評中山先生的訓政理論；再者 著眼實際層次，批評國民黨的黨治型態；最後即針對政制的缺失，提出替代性的看法 －－廢除－－黨專制、實行民主政治。 第四章探討人權的言論，首先介紹「新月月刊」的人權定義與中山先生的民權意義， 並加以比較；其次說明「新月月刊」重視思想、言論自由的原因；最後揭諸「新月月 刊」保障人權的方案。 第五章對訓政時期約法的評論，則從兩個方面來說明，第一針對人民權利方面；第二 針對政府組織方面。 第六章結論，並對研究的結果做評估。

論文架構——梁實秋先生的事蹟與著作╱梁實秋先生的散文作品的分類與考述╱梁實秋先生的文學觀與批評觀╱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觀與雜文觀╱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藝術成就╱梁實秋先生的雜文藝術成就。 第一章緒論中，敘述研究動機、方式。第二章勾勒作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生活經歷、時代背景，都會影響到他的創作與風格。並且將梁實秋先生畢生著作，涵蓋散文、文學評論、翻譯、英語辭典編著、英語讀本與教材的編著等，按年代先後順序一一羅列，並且說明出版社、版本及頁數，以完整呈現梁實秋一生的重要著作。第三章進一步將梁實秋先生的三十六本散文作簡介與考述。 第四章是論述梁實秋先生的文學觀與批評觀。梁實秋在華學校就讀時期，創作理念接近於浪漫主義，但到美國哈佛留學後，在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響，思想轉到了古典主義。因此，在這部分，分述梁實秋的浪漫主義、古典主義及人文主義的思想。此外，自西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梁實秋與魯迅之間的論戰，震撼了整個中國文壇。梁魯之間論戰的主旨，著重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文學的階級性和普遍的人性問題；另一則是關於翻譯中的硬譯問題。但是爭論的核心是文藝批評中最引起爭論的問題──「人性論」，其他爭論都環繞此軸心而轉動，並以此為焦點擴散延伸。其次是文學批評觀，主要從《文藝批評論》及《梁實秋論文學》二書中，去闡發論述其在文學批評上的觀點。 梁實秋在〈論散文〉一文中，曾指出散文的形式、特色、文調及原則；也論及散文最常見的毛病，如：太多枝節、太繁冗、太生硬、太粗陋等。透過他散文作品的分析、論述及舉證，可以歸納出梁實秋的散文創作理念包含了散文要忠於自我，切記模倣；散文講求感情滲入與文調雅潔；散文的根本原則是「割愛」；散文的最高理想是「簡單」。此外，檢視梁實秋的散文創作，有半數均是「雜文」寫作的風格及題材；而有些著作甚至直接以「雜文」命名，如：《實秋雜文》、《秋室雜文》及《雅舍雜文》等。因此在第五章中，根據作品內容，整理、歸納出梁實秋的雜文創作觀點。 第六、七章分別就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藝術成就與的雜文藝術成就作闡述與探討。從題材、情趣、風格、修辭等方面，作分析與舉證，以凸顯梁實秋先生散文作品之成就。 　 第八章結論，簡論梁實秋先生一生在學術、編輯、散文、翻譯等方面的成就，進而肯定梁實秋在現當代文學史上絕對有明確的定位。

本文所謂「五四意識在台灣」係指三方面而言。其一、在思想觀念上，台灣這一政治社會實體所蘊生的文化思想體係，對五四思想文化觀念的接受、批判、轉化和變遷；其二、從人物與台灣的關聯淵源上著手，考量其深淺遠近，以及出版著作在台灣的傳播影響；其三、在資料性質上，以呈現出台灣五四特質的出版論著、對話回憶、成果回顧；包括中國大陸及海外之資料，也以對於台灣五四思想研究和闡述為主。在此三者的界定下加以運用說明，並且從「五四意識在台灣」，逐漸產生「台灣的五四意識」的發展趨向，形成與其他五四觀點相通但也有區別的五四立論，表現出台灣特殊時空環境下對五四的認知和變遷的理路。 五四意識在台灣，隨著不同政治文化形勢的轉變，分別呈現橫向移植與縱向傳承的特色，亦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以台灣史的分期而論，五四曾以不同姿態，經過三次主要的起落，分別在不同時期展現其不同的歷史角色。首先在1920年代開始至30年代初期，五四主要以台灣新文學及新文化啟蒙的形態，以《台灣民報》等報章雜誌為途徑，傳播、影響了台灣思想文化運動。初始是以黃呈聰、陳端明、黃朝琴等人扮演重要的推手；1924年以後，張我軍（1902–1955）鼓吹的白話新文學更掀起了全面的論戰與風潮。直到隨著中、日關係的緊張及日本軍國主義的肆虐，30年代中葉遂步入衰退期；況且台灣新文學及新文化，也於此之前就產生了本土化及左翼化的現象。張我軍、許乃昌、賴和、黃呈聰、黃得時、陳端明、蘇薌雨等曾經留（遊）學中國的台人，其努力未竟全功，可說只有橫向的移植，難以形成有效、廣泛且影響持續的縱向傳承。除了掀起新舊文學、白話文及台灣話文的論爭外，對新文化的思想啟蒙雖有一定的成效，但都為擁有強勢政經實力的日本文化壓制，終而在戰爭後期成為以日文為主導的文化主流，加上日本的現代化本較中國成功，因而除了民族主義的號召——「對抗同化」與彌補認同「文化的缺口」等心理層面的需求之外，台灣實質現代化的動力，不應忽視日本帶來的影響。有人認為日治時期五四在台灣的移植，是一個「失敗的移植」。 但即算是失敗，也仍有其影響，並成為後來五四意識在台灣延續的火苗。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說，五四意識實未曾在台灣完全斷絕過。 其二、在1945年戰後，由於大陸籍各式立場文人的來台，加上五四有著濃厚的中國民族主義色彩，再度於台灣引起討論，也可謂是「再中國化」的文宣教材之一。其中，魯迅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五四人物，此時期對於他的紀念與研究，象徵著1949年之前，兩岸無分省籍的推崇。經過二二八至白色恐怖的鎮壓，五四左翼風潮瞬間殞落，因此一段左翼風潮持續時間短暫，故可以一漣漪視之。然即在稍後，跟隨國民黨遷台，1950年代初期，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亦期盼在台灣獲得一片新天地，冀盼一方面以五四自由傳統作為反共的利器，另一方面則能以此思想價值作為鞭策國民政府實現民主憲政、自由理想的指標。五四自由主義傳統影響的文人、學者，甚至政治人物移居台灣後，五四自由主義的思想觀念，在當時反共的需求下，反而得到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機會，戰後台灣民主自由觀的形成，與反對運動精神形塑的第一階段，頗受胡適、雷震與殷海光等五四自由傳統人物的影響。 余英時認為《自由中國》陣營可說是「五四」主流的新發展，他們結合本土勢力與一黨專政的對抗，終於使得民主、自由的種子流傳下來，因而雷震、殷海光在後來的反對黨方面仍享有很高的聲望， 甚至造成後來五四思想觀念在台灣縱向傳承的可能，其影響幾延續至今。五四口號——「民主」、「科學」一時之間又頗受強調，《自由中國》陣營的胡適、雷震、殷海光是主要代表，特別殷海光是此時宣揚五四精神的首屈建筆，此一趨向在《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日趨緊張後，五四更成為批判國民黨的符號象徵。1960年9月《自由中國》停刊，特別是在1962年2月胡適去世之後，除了《文星》、《大學雜誌》的局部火花之外，五四意識在台灣的延續，又告中落，政治霸權又再一次壓抑了思想文化、自由民主的發展進程。 其三、此種情況，直到五四60週年（1979年）前後，由於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勃興，及國民黨當局希望藉由相對中國的民主開放，而以繼承五四理想正統自居的地位，批判中共的專制政體。被壓抑許久的五四紀念風潮，瞬時大舉復甦，幾乎延續至1989年中國八九民運之時，五四成為中國民主自由燈塔的形象更為鞏固。不過，或許極盛而衰，也大約在此時，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已逐步邁向新的階段，本土化趨向勢不可擋，五四80週年紀念的氣氛已不如60、70週年時熾烈，但台灣主體的五四觀，卻在此期間趁勢而起，更彰顯了台灣歷史多元的文化特色，五四在台灣又進入了新的階段，未來的演變仍值得持續觀察。但是，政治力量——無論台灣本身或是中國大陸的情勢，都深深影響了台灣歷史文化的演變，五四意識即是其中突出的事例。 在這三起三落一漣漪中，五四意識在台灣並非突然興起，或突然完全斷裂已至消失終止，而是在退潮時，以隱而未顯的方式，繼續存在台灣社會的角落，以不同的型態延續存在。如以文學形式、或在批判五四、學術思想等方面，都仍有五四的遺緒和影響。特別是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論，浪漫主義、唯理主義的探討與批判一直是貫穿台灣五四意識史的重要部份。五四是台灣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史的極具意義的大熱點的原因，除了兩岸關係對立複雜又難以逃避之外，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亦是凸顯五四意識在台灣變遷重要性的一大關鍵。無論統獨的立場如何，雙方多能夠肯定五四對於提倡自由民主的理想價值，也都肯定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五四自由思想人物；若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他們對台灣、中國的努力，實是具有歷史前瞻性的貢獻，也是兩岸雙方應共同珍視的文化資源。此外，通過長期的五四探究與批判，產生了五四以降，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建設的諸多觀點，其中林毓生「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思考，可說是其針對五四意識型態化的思想困局，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 May Fourth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are very important for our.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part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social movement. On the cultural side, the students had been inspired in the preceding two decades by Western thought, creating a feeling of frustra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ese tradi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ferment that resulted from this, answers were sought for the questions why and how China had lagged behind the West. Taiwan intellectual user May Fourth Consciousness look for Taiwan and China's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