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中學生網際網路使用行為的主要目的有三：在瞭解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特性、中學生使用聊天室的互動特性，網路聊天室與學習的關係。文獻探討方面，本研究以資訊社會為背景，探討資訊素養問題，然後使用者與環境兩方面進行探討。從網路空間，鎖定在聊天室的網路環境下，使用者從青少年、匿名性到虛擬社群角度，經由使用符號在聊天室產生互動的分析，包括互動禮儀等相關主題。研究方法分調查與質性研究兩方面，調查方面針對台北市內外中學生經由網頁網路調查，質化部分分為觀察法，觀察聊天室的環境、訪談法，訪談中學生中學教師以及空大使用聊天室環境進行教學的教師。 研究結果發現：一、中學生網路使用的特性方面，使用經驗主要「半年至三年」，使用時段為18：00-21：00，最常從事的活動為聊天交友，上網地點以「家中」最多。2.使用網路交友動機主要為：想交新朋友、排遣寂寞感、打發時間、好奇等。3.中學生學會使用電腦網路與聊天室的都以朋友為主要來源。4.中學生選擇聊天室的條件包括：功能較豐富，畫面多采多姿，人數適中，主題相符，與室內對象的互動感覺不錯的人數越多等。 二、中學生使用聊天室的互動特性：1.聊天室互動與面對面互動皆需語言與非語言符號，但呈現方式不同。中學生使用者在「追求速度」以及「夠炫」的價值觀驅使下，產生當前的網路次級語言。2.使用匿名主要原因是「保護自己、隱密」，匿名產生兩極化現象，化名的命名包括：與姓名有關、與自己的表徵相關、自己想的理想名字、戲劇或故事角色中的名字、比較奇特沒有重複的名字等。化名以自己的考量為出發，而非為以吸引聊天對象，而除了化名外，在性別、年齡、職業。學歷上，大多數不使用假身份。3.互動對象上，「男女都有」最多，幾乎都為學生，以15-18歲高中生最多。網友數量上，十位以上最多。在網友與面對面情境的朋友差異上，大部分傾向認為面對面情境的朋友瞭解較深，而對網友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但仍有認為網友較能無所顧忌的聊天，及交往容易而較能認同網友。 4.聊天社群遵循的互動禮儀，主要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基本原則」，以不造成身心傷害或不愉快的基本規則，大都屬於網路禮貌（netquette）的範圍，包括不暴露真實身份，不激怒對方，不羞辱對方，及自我保護等。第二層次為「順利原則」，不讓雙方產生誤解或困窘的規則，包括：1.成員發言權利平等，2.同時多人對談，3.「插話」行為的正常，4.高度的流動性，5.主題規範言論範圍，6.「舉止」文雅卻開放，7.關係的速成與脆弱，8.聊天室的社群關係（「我們一體」）。第三層次為「愉快原則」：此為更高的層次即是讓對方在互動中覺得愉快，包括：1.儘速的回應，2.善用聊天室的功能，3.使用網路次級用語。 三、網路聊天室與學習的關係方面：使用聊天室所習得的資訊素養上，在操作能力方面，是網路的操作熟練度；在技能上主要在「打字速度」，並且有較多的機會從中學習表達自我，抒發內在的情感，對網路的資訊採「半信半疑」的「後設處理」態度。適法性與倫理問題，則與聊天室的禮儀有關。使用聊天室的缺點在：1對資訊類科學生，可能無心學習程式設計等基礎課程2.網路次級用語，對傳統的國文教育，影響使用錯別字，不會斷句等。3.下課時間上網聊天，容易將聊天時後無論正向或負向的情緒，帶到下一堂課。4沈迷者無法自拔，影響功課。使用聊天室的好處在：1.相關的網路使用更為順手。2.機會學習電子郵件的使用、ICQ聊天，等相關軟體環境。3.短期內的「記憶」能力可能較佳。 教學的作法與注意事項方面，就環境特性而言包括：1.空間解放，2.時間解放，3.使用化名，4.兩極化現象，5.善用聊天室功能。就互動特性而言：1.輕鬆的氣氛，2.創造學習社群的「我們一體」感，3.社會建構主義式教學，4.協同教學，5.教師扮演導引的角色，6.教師仍擁有的絕對權力，7.人數的限制，8.善用「面子」問題，9.鼓勵正向自我坦露，10.激發集體智慧。11.先以閒聊開場。 建議方面，對中學生學校教育的建議：1.資訊素養的培養，2.與人交往的技巧，3..多元化的休閒活動，4.教師應親自使用網路，5.網路使用行為良好習慣的培養，6.多元使用教學管道，7.網路在學習上的運用。對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的輔導建議：1.對同學平時的關心與瞭解，2.傾聽多於建議，施以適時的輔導，3.注意交友狀況，4. 指導學生正當的情緒抒發行為，提供多重的抒發管道，5.多與他人接觸，學習人際相處之道，6.建立網路使用行為的責任，7.使用網路自我保護行為的教導。 / There are there main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1.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havior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using Internet, 2.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using chat room, 3.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hat room with learning. The research begins with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n it analyzes the human interaction through Internet from two aspect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eople in it. The environment started with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 then it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yberspace and further focused on the chat room. The user of the Internet discussed including 'anonymity', 'virtual community' and the 'youth'.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surve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found as follows: Mos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using Internet at home at 18:00-21:00, and they have been using Internet for half to three years. The motivation of using Internet to make friends for: 1.making new friends,2. to let go of the loneliness,3. playing around and 4.curiosity etc. The interaction in chat room takes both language and non-language symbol. For the purpose of 'speed' and to 'show off', youth create and use sub-language in the Internet, it represented a kind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The anonymity is served to protect and conceal the users themselves. But except alias most youth user show their real status in chat room. The people they interact with including both sexes and most are students. Most users think their classmates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an net friends, but still others think net friends are easier to talk any secrets without worrying they might tell other people users know around. There are three levels about ritual in the internet: 1.basic principle；2.smooth principle；3.pleasure principle. Every principle and its rules contain are also discuss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using chat room includes: 1. For students major in computer too early to use Internet may let them disconcentrate on program design, 2. Chatters of chat room always use bad Chinese grammar, 3.When chatting between two courses, the mood will affected even next course begins,4. Users who indulge in it will badly affect their learn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using chat room including: 1.they can use Internet more smoothly, 2. They Have more chances to learn to use e-mail, ICQ etc., 3.they may remember things better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en teaching through chat room, it will help teachers to achieve the aim by noticing following notes: 1.create the easy atmosphere, 2.forming 'we-us' learning community, 3.social constructivism teaching, 4.corporate teaching. 5.the leading role of teacher, 6.absolute power for teacher, 7.limitating the number participators, 8.make best of 'face value', 9.encouraging positive self-expression, 10.arous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11. courses begin with chatting. Suggestions for secondary school,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and for further study are also described.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究鄉土教育中應具備的教育性思維，凸顯以學習者為主要關懷的教育精神所在。蓋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之後，以重視台灣主體性為主要訴求的鄉土教育逐漸受到重視；甚至在民國八十年代形成討論的高峰，官方亦將「鄉土教學活動」與「認識台灣」正式納入國民教育課程中。然而，在政治意識型態的爭辯中，教育的焦點被模糊了；鄉土教育在政治角力中成為企圖主導學習者認同（identification）的手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源於對學習主體性的關心，首先探究台灣鄉土教育由被貶抑到普獲重視的過程中，前後影響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諸多背景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並從相關教育思想（以自然主義、存在主義、批判教育學為主），深化正向「自我認同」在鄉土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進一步以米德（G. H. Mead）、哈伯瑪斯（J. Habermas）之社會學理論的探討，瞭解自我認同的基礎條件、歷程、危機、機制與影響，以建構對鄉土教育完整性的理解。希望在「過度政治化」與「忽視符號問題」的兩極論述外，補充兼具微觀基礎與鉅觀批判的、具理論完整性的論述。 本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分析台灣鄉土教育的潮流。茲分四節，「大中國主義式教育的反動」不僅在內容上爭取台灣主體性的教育，更在制度上反對中央集權式的教育模式。「族群文化的追求」同樣以建立正面健康、具有尊嚴的的自我認同為目標。但除了政治、文化霸權的操控外，族群文化尚受到經濟結構轉變與流行文化的影響。「疏離生活世界的反省」指出了台灣人對於歷史意義斷裂、人際關係疏離與教育活動僵化的檢討；政、經批判之外，尤其展開功利主義的省思。欲重新在傳統精神中、人際互動裡及鄉野自然的懷抱下，拾回作為一個與鄉土緊密聯繫的、完整的「人」。「共同體的呼籲」則強調團結實踐、投入鄉土的重要，與多元鄉土間和平共處的理想。但在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問題牽扯的背後，四個面向應有其一致的教育關懷，即「自我認同」的議題。尤其在實際運作上，主體仍岌岌可危，顯見一般對鄉土教育真正的認識尚有不足。 第三章以「自然主義的關心」、「存在主義的關懷」與「批判教育學的關切」等教育哲學的角度，思考鄉土教育的有機性，使之更具意義與生產性。並以此基礎提出鄉土教育與自我認同的相關性，包括： 一、 危機中的主體 二、 鄉土教育應肯定每一個體 三、 鄉土教育是自我認同的基礎 四、 鄉土教育激發主體能動性 五、 鄉土教育強化自我與社會的聯繫 六、 鄉土教育培養個體對自我與鄉土的責任 七、 異質相處的共同體問題 本章並分析以米德與哈伯瑪斯學說做為自我認同理論探究的幾點後設認知。 第四章以米德的符號互動論為基礎，輔以哈伯瑪斯對於結構性問題的批判。第一節「自我的起源」：米德反對傳統的意識哲學，分析自我形成的社會性，其基礎在於人類可藉「姿勢互動」（gesture interaction）並「自我反省、參照」的能力，達成「主我」（I）與「客我」（Me）的對話。第二節「自我認同的發展」：米德以為自我認同的歷程在於「掌握更廣共同體的態度」。指出在互動經驗中，學習了「角色扮演」或「角色取替」（play a role or role-taking）的能力，並在遊戲的階段（game stage）掌握了「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的概念，因而瞭解自我在社會中的位置而完成了自我的觀念。米德認為自我認同是「主、客我統合」。哈伯瑪斯則強調自我的個別性，主張超越僵化「角色認同」（role identity）的「自我認同」（ego identity）。其實，米德的角色認同是活化而開放的概念，但其理論缺乏對結構性力量的批判，未分析「概化他人」中的宰制因素及其傷害自尊的深層意義。所以第三節「認同的危機與轉機」：先談米德對於「符號」此聯繫與創造媒介的主張。再以哈伯瑪斯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分析，指出（一）自我認同相關趣向（interests）的萎縮，及（二）符號扭曲與無意義感等自我認同的危機。此危機與「合法化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及「動機機制危機」（motivation crisis）息息相關。故要恢復健全而隨境互動的自我認同機制，除了個人層面的「自我反省」與實踐外，尚須在制度面上建立理想的溝通機制。第四節「溝通行動與共同體」：米德認為「理想的社會」有兩個條件，（一）是創造性個體的充分表達；（二）是被其他成員所理解。故米德認為溝通（communication）是人類的理想，能協助社會的進步與個人的成長。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不僅得力於米德對生活面的互動、活動的關注，更進一步以其「理想社會」的特徵，建構溝通行動與論辯的條件。其中，集體認同必須建立在「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尊重，允許不同意見與立場在開放的溝通空間中彼此參與。米德認為，我們必須選擇讓人類「一體感」的凝聚力導向於「溝通互動」，而非內部團結卻對外暴力相向的非理性運作。至於溝通的結果與共識，米德反對教條式的宣稱，如同所言「We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but we know we are on the way.」 第五章「結論」，第一節以理論所得，從歷史的角度詮釋與反省台灣鄉土教育中自我認同議題。第二節則以理論的角度，試圖描繪鄉土教育中應有的思維與考量，使自我認同的教育更具周延性。研究結果如下： 一、 關於認同的基礎與界線：確切、獨特與無限的時空 二、 關於自我認同的機制：個別化「符號」與「互動」兼顧 三、 關於批判：兼及「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反省與重建 四、 關於他者與共同體：多元並存也力求溝通 五、 自我認同與鄉土認同的永恆辯證 六、 自我肯定、共創願景的鄉土教育 最後第三節以「歷史與理論的交會」，談鄉土教育問題和相關論述的發展脈絡，及與本研究的關係。並分析鄉土教育由熱烈討論到逐漸沈澱的過程。希望鄉土教育一詞的熱潮消退之後，教育對自我認同的基礎仍能持續關心與重視。讓鄉土教育最初的關懷：學習者主體性的追求，能夠落實。

本論文以布里斯本澳籍台裔的族裔認同為研究對象，從符號互動論角度瞭解移民如何在傳播互動中建構認同並形成共同體，以此探討「認同」、「傳播」與「想像共同體」間之關係，在澳洲布里斯本台灣移民社區進行田野調查並深度訪談六十五位台灣移民，以實際的經驗研究和兩個本文欲互補或質疑的觀點展開對話：一為Anderson以媒介資本主義作為傳播構連想像共同體之核心角色，在傳播建構認同的過程中是否充分？二為離散理論當中的「母國導向」與「邊界維持」觀點，對澳籍台裔離散經驗的適用性為何？研究目的除了回饋符號互動論，重新思考該理論在探討當代跨國移民認同建構之不足，並增添一些在跨文化／國情境下影響移民認同建構之相關傳播因素，以符合跨國移民認同研究所需；而從符號互動論角度研究想像共同體之形成，其想像機制能夠與Anderson的鉅觀角度產生哪些互補？希望藉此提供思考「認同」、「傳播」與「想像共同體」三者關係新的想像視野。 本文在理論耙梳與田野來回交錯中，發現Mead符號互動論在互動中構連認同與想像共同體的關鍵傳播因素是「重要象徵符號」，不過，Mead似乎只考慮了一個共同體中個體「趨同」的重要象徵符號，但忽略和外部社群互動接觸的「區異」重要象徵符號也會形成自我所從出的共同體，這種由「區異」所形成的「重要象徵符號」，更具有以「想像」構成共同體之性質，雖然處在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並不相識，但是當我們和他群接觸有共同的差異感產生時，這種共同的「差異感」讓我們有同屬一個共同體的感覺。本論文於是結合Mead符號互動論與Barth族裔邊界理論，且不偏廢根基論的族裔認同，提出離散族裔的族裔認同來自族裔內根基（同一性）與邊界互動（差異性）所形成的重要象徵符號構成了族裔象徵邊界（symbolic boundary），正是這些被社群成員認為”重要”、”可區辨”不同族群的重要象徵符號，構成集體認同之基礎，提供族裔認同之來源。澳籍台裔離散認同是一個「混雜的想像共同體」，其中的族裔認同「想像共同體」是透過傳播互動中社群成員認為重要可區辨不同族裔的「重要象徵符號」實踐形成之邊界所構成，族裔邊界維持與變遷之機制，來自於對母國原生情感或宗主國情感的強弱、族裔評價之抉擇、家鄉情懷的強弱、宗主國溝通能力之具備與否以及在社會互動中自我與他者關係之多重匯聚。 台裔離散的族裔認同是由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共同建構的，傳播科技連結了”根”與”路徑”，藉由個人對於母國強烈的原生情感和家鄉情懷作為觸媒，使得族裔媒介透過解鄉愁、更新家鄉記憶、增進母國和同族裔親友間交流而喚起族裔認同；對年幼移民後裔而言，由於自小離鄉或在澳洲出世，對於原鄉的記憶與感情變得遙遠模糊，族裔中重要他人的文化傳承以及對於媒介中母國風土民情的解釋互動，搭起了族裔媒介建構認同的橋。同樣的，宗主國的主流媒介建構跨界認同，是移民積極運用媒介內容作為和澳洲人建立友誼和相互交流的工具，在與宗主國人際互動中，跨界的認同在一來一往的認肯中逐漸形成。 本文認為，在應用Anderson「想像共同體」觀點解釋媒介內容建構或凝聚集體認同之推論應有所保留。形成族裔認同感的傳播機制，在Anderson那裡，是將現代時間觀念的改變與印刷資本主義和統一方言使用做了扣連，廣大的讀者同胞因而產生共時性的連結，形成想像共同體的胚胎（Anderson, 1991），在Mead這裡，形成共同體的語言過程，是一種「重要象徵符號」的溝通（Mead, 1934），個人即使沒有和共同體中的所有成員碰面，但認同也不可能在真空中產生，沒有社會互動，自我和共同體都不可能生成，是「重要象徵符號」構連了許許多多未曾謀面的共同體成員。象徵符號原本是具有多義性的，但「重要象徵符號」卻能在彼此之間形成共同的態度與反應，以致形成一個「想像共同體」。本研究發現族裔媒介引發族裔情感的方式其實還有「原生情感」、「濃烈鄉愁」、「同族裔同胞或母國親友交流」作為觸媒；主流媒介建構「澳洲人」認同也是透過人際傳播中介，受到互動中澳洲人的認肯，才引發「澳洲人」的認同感。因此，大眾媒介或許只是強化原有的族裔情感或是作為人際互動中促使認同更容易產生之內容來源，是和人際傳播互動共同建構了族裔認同，而非單一造就。 澳籍台裔的離散認同由三種族裔想像共同體組成：「Chinese共同體」、「台灣人共同體」與「澳洲人共同體」，源自三種共同體的自我認同有八種樣貌：「在澳洲的台灣人」、「也（不）是台灣人也（不）是澳洲人，或是不同比例的兩種組合」、「台裔澳洲人」、「華裔澳洲人」、「中國人 or Chinese from Taiwan」、「在哪裡就是哪裡人」、「國際人」與「亞澳居間人」。三個族裔想像共同體擁有各自分享的評價標準與重要象徵符號，形成族裔認同邊界：台灣人共同體主要是以「和來自中國大陸予人負面印象的Chinese不同」為核心評價；Chinese共同體多以策略性本質主義定義「Chinese」為「中華文化」、「華裔血緣」，作為提升己身認同以對抗環境中多數認為「Chinese=來自中國大陸」之意含；澳洲人共同體則多欣賞澳洲的價值觀和生活形態，如：平等、守法、輕鬆隨和、熱愛戶外運動、注重隱私、獨立自主、友善親切等。 台裔離散認同流動的大方向為：「中國人」的認同如同母國的流動方向一般，當面對真實而非課本上虛幻的中國人時，大部分會轉向「台灣人」；第一代移民大多停滯於「在澳洲的台灣人」；1.5世代認同以「半個澳洲人半個台灣人或也是澳洲人也是台灣人」居多，會逐漸流向「澳洲人」，但不會出現純粹的「澳洲人」認同；而中、英語流利且和多國人接觸的移民最終會流向「國際人」；在澳洲出生或三、四歲就移民澳洲的1.5代移民，其認同會從原本自以為是「澳洲人」回流為「台裔澳洲人」或「華裔澳洲人」。就台裔離散而言，「離散」有另一種新的詮釋，離散認同的邊界不盡然維持，也不盡然腐蝕，有的只是邊界的跨越、衝突、矛盾與協商。 過去離散研究強調離散族裔有共同鄉愁以及「母國導向」的論點並不適用於澳籍台裔離散。雖然對第一代台灣移民而言，台灣家鄉和原生情感以及族裔認同分不開，「出生地」、「成長地」、「父母家人都在台灣」、「台灣是我的國家」是其家鄉歸屬感之來源，但即使「家鄉」是台灣，由於這群移民當初選擇的是澳洲優質的生活環境，因此大多數仍會選擇在澳洲定居，回歸母國或落葉歸根的比例並不高，第一代僅18%表達會回台灣長住，後裔更僅有9%有此意願。雖然大部分1.5代高中以上年齡移民仍和第一代一樣，覺得「親情」、「家鄉」和「成長地」的構連形成強烈的台灣歸屬感，但傳播科技的發達以及大眾交通之便捷，打破了時空界線，使得「多重的家」、「跨國的家」逐漸取代單一「台灣是家鄉」的意義，「家鄉」象徵”多重的地方”，「台灣、澳洲都是家鄉」使得「家鄉」與「母國地域」的關係開始鬆動，「家鄉」成為一個連結母國和宗主國的空間；更年幼移民澳洲的1.5代，或是「澳洲人」認同感較多的移民後裔，大多會認為「家人在澳洲，澳洲就是我的家」，甚至直接稱澳洲是自己的家鄉，原本第一代「家鄉」、「母國親人」和「母國地域」三者構連的家鄉歸屬感開始解構，轉為「在澳洲親人」和「去母國地域」的家鄉。台裔離散的「家鄉」意義，已從第一代與「母國」、「出生地」、「成長地」、「國家」、「親人所在地」緊緊扣連，提供族裔認同重要來源，逐漸在後裔於澳洲久居生根之後，意義變遷為「多重的地方」、「跨國的家」，使得移民後裔的認同也有了多元的變貌，「從何處來」與「身在何處」兩者間的抉擇，在「台灣出生地」與「久居澳洲」、「家人在澳洲」兩方的牽引中，後裔逐漸選擇在澳洲的親情和經歷成長已習慣的澳洲生活作為「家鄉」意義之來源，「日久他鄉是故鄉」是離散後裔「澳洲人」認同漸多時家鄉意義的變貌，「台灣」對年幼移民後裔而言，漸漸只剩下「好吃、好玩、度假、買便宜東西的地方」。 /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identity, communication and imagined community. Mead’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Barth’s theory of ‘ethnic boundary’ have been employed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frames in this study. Furthermore, extended from Mead’s and Barth’s theory in assist with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65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Brisbane, I argue that ethnic identity of diaspora is constructed by the symbolic ethnic boundary which is formed with identical ( primordialism ) and different ( boundary interactions ) significant symbol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ternalized and externalized practice of these significant symbols. The results revealed from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the Australian-Taiwanese diasporic identity is a ‘hybrid imagined community’ being constituted by Chinese, Taiwanese and Australian imagined communities. The transitional mechanism of ethnic boundary is driven by the convergence of attachments to homeland or host country, the choices of ethnic appraisals, the possession of the host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s, and the self-other relations with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ethnic identities of Taiwanese diaspora are constructed by both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This finding is complementary to Anderson’s stance that mass communication is centr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capitalism. Namely, only mass media isn’t sufficient enough for constructing the imagined communit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another concerned factor. Taiwanese diaspora cannot be simply viewed as a homeland-orientated ethnic group. The meaning of homeland has been changed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After staying longer in a place far away from home, gradually, young generations will identify this place as their homeland. For Taiwanese descendants who immigrated to Australia at their young age, when they grow up in Australia and become more Australian, they will feel Australia is their 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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