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刑事審判負擔日益增加，為解決案件負荷的問題，各國均設有簡易程序或是採取認罪協商機制，以解決刑事審判案件負荷為主要目的。 我國係屬大陸法系國家，引進源於英美法系國家之認罪協商制度，就條文明文規定「認罪協商制度」而言，因此可說是充滿了實驗性，屬於先進且大膽之立法例。故本論文擬從比較法學之宏觀，對於我國協商程序制度與美國、英國等國立法例予以比較分析，藉以巡歷可資借鑑之處，以作為將來修法上之參考。 為了能有效解決法院運用協商程序制度偏低所導致案件承重負擔之問題，對於刑事訴訟法中協商程序制度之規範內容如何予以解釋適用？實務運作有何？問題現行法有無缺失或不足之處？各界對認罪協商制度之看法？本論文擬於文中將彙整指出我國現行協商程序制度，有何不足之處，並提供解決之方法。

「認罪協商」制度即為美國刑事訴訟程序中之Plea Bargaining ，但美國為一聯邦制國家，各州在司法實踐上運作均不相同，Plea Bargaining 的型態也不儘相同，不過其共同點係指刑事案件不經通常審判程序，由檢察官或法官與被告就案件進行協商，以妥協換取被告自我認罪所構成。我國於一九九七年修正之刑事訴訟法正式將「認罪協商」制度引進，體系上置於第七編「簡易程序」內，以第四五一條之一為整個制度之核心條文。 本論文所研究之「認罪協商」不僅指美國之Plea Bargaining ，兼及各國類似制度，其共通特徵乃是刑事案件不經由通常的審判程序，以較簡略之特別程序終結案件，處理速度較一般程序快，目的均在因應大量刑事案件帶給司法當局的壓力。 本論文透過比較法研究，介紹美國實行「認罪協商」制度的情形，以及另一個英美法系國家--英國的情況，並以同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德、法、義三國實施「認罪協商」制度所遭遇的難題與挑戰，及其本土化的融合過程，做為我國實施「認罪協商」制度的參考；另外，日本的簡易訴訟程序綜合了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特色，可為借鏡。 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介紹論文研究動機、目的，研究對象與範圍，以及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第二章至第四章以介紹美國認罪協商制度為主。第二章闡述認罪協商之概念、定義及發展，從對美國刑事訴訟制度作--概述，找出認罪協商在整個刑事訴訟體系的定位，再對認罪協商作--定義；接下來對認罪協商之歷史沿革、發展作詳細介紹，以瞭解認罪協商制度發生的成因。第三章則介紹認罪協商之法律規範，從憲法基本權利保障條文出發，闡述認罪協商中被告放棄憲法保障的爭議，接著介紹聯邦刑事訴訟規則，描述認罪協商後被告為有罪答辯之前提要件及效果，以及被告撤回有罪答辯之間題；聯邦判決準則則為近年來美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大變革，對檢察官協商權限監督以及裁量權之規範，產生許多極為深遠的影響。第四童廣泛闡述影響認罪協商因素，首先介紹協商參與者在協商過程中所造成之影響，接著描述協商結果產生的模式，犯罪侵害性、證據強度也都是影響認罪協商的因素。第五章則從法律經濟學之角度出發，探討認罪協商制度，並以選擇理論、均衡模型以及逆選擇現象，解釋協商者的行為趨向。第六章則引介歐洲各國及日本類似制度，英國同屬英美法系國家，認罪協商的施行與美國卻有截然不同的歷史進程；德國與法國則是透過處刑命令之特別程序，非正式地進行認罪協商；義大利則是大陸法系國家中首先明文於刑事訴訟法中規定認罪協商程序的首例，許多規定均足為我國借鏡；日本的簡易公判手續規定，有一些美國認罪協商制度的影子，略式手續則為德國處刑命令的翻版，均值為我國參考。第七章結論部分，則介紹我國簡易程序演進之歷史沿革，以及我國引進之認罪協商制度，對於各界對於認罪協商制度引進國內的看法也予以介紹並對其中部分反對意見加以回應，最後指出現行條文之缺失，並提出改進之建議，期望我國之認罪協商制度能更完善，發揮更多積極的功能。

本文之所以選擇協商過程中被告陳述之效力為研究對象，乃因協商程序起源於美國法，而為當事人進行主義下之產物，其中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七規定，立法理由指出基於鼓勵被告認罪協商，故參照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e）（6）及聯邦證據規則第四百十條規定而制訂，然美國法上開規定內容及適用範圍為何？國內文獻幾無人予以介紹，故引起本文研究之興趣，想進一步瞭解美國實務上檢察官要求被告拋棄上述權利，其方式及適用範圍為何？有無值得我國將來修法參考之處？ 因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七規定乃係參考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e）（6）及聯邦證據規則第四百十條規定而立法，因此有必要先瞭解美國協商程序之規定。故本文第二章先就美國認罪協商制度，作一簡單介紹，並對其運作有一基本之認識。次再於第三章針對美國法上被告如與檢察官未達成認罪協議時，於認罪協商過程中被告陳述之效力及美國實務上所發展出之棄權制度為介紹。 再者，協商程序立法迄今已二年有餘，協商程序依現行法規定如何解釋適用？有無缺失或立法不足之處，本文均將於第四章中予以討論，並嘗試提出本文之見解。 此外，本文特別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七規定，法院未為協商判決者被告或其代理人、辯護人於協商過程中之之陳述，不得於本案或其他案件作為認定被告或其他共犯不利之證據，單獨列為第五章加以討論。嘗試從解釋論觀點，探討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七規定於我國法解釋適用上有何疑義？ 第六章部分，則因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七規定，立法理由指出乃係參考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e）（6）及聯邦證據規則第四百十條規定，再者，美國實務上尚發展出檢察官得於進行認罪協商前要求被告拋棄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e）（6）及聯邦證據規則第四百十條規定之權利，上開美國法上之規定與我國法制上有何不同？有無值得參考之處，本文將於第六章中從比較法之觀點加以討論。 第七章部分嘗試對我國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七規定提出若干修法建議。第八章則為本文之結論，希望藉此研究結果能帶給將來立法者或司法實務工作者於修法或解決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七規定個案糾紛上有所啟發或幫助。

本論文將研究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上任不到幾個月以來，並在中國共產黨不斷承諾要改善國家法治的情況下，中國為何在國家電視台上開始播出犯罪嫌疑人的電視認罪。這些電視認罪的播出引起了來自海外的廣泛譴責，從某種程度上在國內也受到了批評，因為電視認罪的播出被視為國家非法壓迫人的手段，並被認為是在重演當年毛澤東時代不公正的批判鬥爭行為。本論文是第一項對這種新侵權行為的系統研究，並試圖填補該研究領域的空白。本作者通過採訪在電視上曾經認罪過的人發現許多電視認罪是有“表演”色彩，往往犯罪嫌疑人被迫“背台詞”、穿著特定的服裝、在攝像頭面前“演戲”等。這表明國家在利用電視認罪來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作者對90個2013年至2016年之間播出的電視認罪進行了分析並發現認罪者當局故意讓嫌疑人感到恥辱來強調他們有罪，使用嫌疑人認罪時所使用的話來牽連他人或貶低他人，以支持中共的這種行為並對於來自國外批評的聲音做出回應。本論文借用François Bourricaud （1987年）對合法性的概念作為一種活躍的合法化進程以表明中國新的電視認罪行為不只是簡單的進行壓迫的工具，而更多是一種強制性推動共產黨合法性的戲劇表演。 / This study asks why China started broadcasting confessions of suspects on national television in 2013, just months after the accession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despi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s) repeated promises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rule of law. The broadcasts have triggered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oversea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t home, for being illegal, another example of state repression, and resembling the unjust public struggle sessions of the Mao era.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fill a gap in scholarship and provide the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this new and understudied human rights violation.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those who had confessed on television revealed that many are “show” confessions, where the suspect is made to memorise “lines,” get in “costume,” and “act” in front of the camera, 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produced” for a specific purpose. In addition, an analysis of 90 confessions aired between 2013 and 2016 revealed that deliberate efforts were made to shame the confessor, emphasize their guilt, and use the words of their confession to incriminate and denigrate others, promote support for the CCP and its actions and respond to outside criticism. Borrowing François Bourricaud’s (1987) concept of legitimacy as a dynamic process of legitimation, China’s new televised confessions can be seen as much more than simply another tool of repression, rather they are acts of forced theatre aimed at furthering CCP legiti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