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生產性污染行為之政策主要有四種：課稅、補貼、管制（含懲罰），與可轉讓污 染權等。其中補貼被認為是控制污染的有效手段，原因在於廠商會將補貼視為一種機 會成本，與課稅一樣使邊際成本提高，因而減少污染。但此種說法受到許多經濟學家 質疑，其原因有二：１．由於以廠商目前的污染水準作為計算補貼之污染基準，補貼 會使廠商提高它目前的污染水準，以獲取更多的補貼；２．對接受補貼的產業而言， 補貼將形成超額利潤，誘使其他廠商加入該行業，結果產業總污染增加。一般理論研 究，多假設補貼金額大小係按生產者污染量之減少程度而定；但實務上，各國對污染 控制之補貼方式，卻未必與上述理論假設一致。例如，對防治污染機器設備給予投資 抵減，便是我國與許多國家常採用的一種補貼政策。由於補貼方式不同，故對污染量 之控制效果也就不同。而本文之目的，即在比較採行投資抵減政策，與採行其他主要 污染控制政策，對污染性生產行為的不同影響。 本文除第一章為緒論外，第二章旨在整理及說明過去學者們討論過的不同補貼方法， 對個別廠商，以及整體社會之污染水準的影響效果。第三章利用個別廠商之極大化行 為假設，建立有關模型，並比較投資抵減與一般性補貼政策，以及投資抵減與課稅政 策，對個別廠商產出及污染水準的不同影響。第四章則就總體產業面，分析前述不同 污染控制政策的影響效果。第五章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