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臺灣「隘制」的研究成果頗豐，不過多數研究時期集中在光緒朝以前。1895年以後，由於山區勇營撤防，許多番界外已開墾的土地又被原住民搶奪回去，當時稱為「生蕃奪卻地」，一直到明治35年(1902)，日本官方才藉由隘勇線的推進，重新形成清末的番界。 日治來臨以後，初期官方分別透過「撫墾署」來認識與綏撫原住民，接著也透過許多探險隊伍進入山區，掌握與認識生蕃地的情勢，大概從1920年代以後，探勘次數明顯變少，代表日本官方已逐漸掌控原住民。隨著「隘勇線推進」推進政策施行，「蕃地測量」也配合著隘勇線推進與探險隊進行，因此留下《臺灣蕃地地形圖》(1907〜1916)圖集，除了少部分沒有完成測繪外，範圍幾乎涵蓋所有蕃地，是日治山區理蕃重要成果之一。 日治初期，各地的隘防除位置退卻外，也並未連成一線包圍原住民，直到「南庄事件」(1902)後，日本官方才將隘勇納入警察本署管理，並漸次透過隘勇線推進方式，包圍蕃地，迫使原住民歸順。當時針對「北蕃」的蕃情，隘勇線等級分為三級，藉由警備單位的數量多寡與人員配置來決定等級，也同時反映蕃情。文獻顯示官方規定的隘勇線線幅約有18公尺寬，不過視地形而有所增減；另隘線上有隘路用以巡邏，隘路路幅約90〜120公分寬；警備單位規模由小到大可分為隘寮、隘勇分遣所與隘勇監督所；警備人員則有警部、警部補、巡查、巡查補、隘勇(警手)。另設置通電鐵絲網(鐵絲網)、地雷、木柵等防禦工程，用以包圍與禁止原住民越過隘勇線。 本文透過大量的田野調查與縝密的史學研究，整理出日治時期的隘勇線推近次數，並利用GIS系統繪製出隘勇線位置。若以推進次數來看：臺北地區有9次、桃園地區有11次、新竹地區有29次、苗栗地區有8次、臺中地區有8次、南投地區有8次、宜蘭地區有16次、花蓮地區有9次、臺東地區有3次。 依照隘勇線所在位置、隘勇線工事、隘勇線位置與原住民傳統領域之關係、官方理蕃政策的多重影響下。隘勇線的推進可分為六期：一、官、民隘並存與隘勇線退縮時期(1895〜1901)，二、小規模整理、恢復清末隘線與納入警察管理時期(1902〜1903)，三、大規模隘勇線推進與包圍原住民聚落時期(1904〜1909)，可為「大規模隘勇線推進」(1904〜1906)與為「大規模包圍原住民聚落」(1907〜1909)兩階段，四、軍警聯合討伐與隘勇線深入蕃界時期(1910〜1914)，五、後隘勇線推進時期(1915〜1917)，六、理蕃道路取代隘勇線時期(1918〜1926)，進入第六期後，隘勇線也逐漸被理蕃道路所取代，消失在蕃界之中。 而當時隘勇線所包圍的土地，倘若要從蕃地變成普通行政區，則需有下列四種過程：一、地圖測繪，二、登錄地籍。三、開墾(開發)與移民，四、編入戶口與納稅，不過還得看區域間差異性，順序稍有不同。隨著北邊推進「隘勇線」，南邊設置「蕃務官吏駐在所」，也逐漸把蕃地納入國家行政治理，大概有三種類型： 一、生蕃地→隘勇線包圍→蕃地行政區化→蕃地(國家所控制)→蕃地行政區。 二、生蕃地→隘勇線包圍→蕃地行政區化→蕃地(國家所控制)→普通行政區化→普通行政區。 三、生蕃地→設立蕃務官吏駐在所→蕃地行政區化→蕃地(國家所控制)。 日治時期「推進隘勇線」被型塑成「可移動式的蕃界」，從早期緩慢、漸進式的變化，演變成「推進隘勇線」來包圍蕃地。山區的蕃界區隔了「民」與「蕃」、「安全」與「不安全」、「普通行政區」與「生蕃地」、甚至是「蕃地行政區」與「生蕃地」，也作為不同人群與異文化的區隔，而後期隘勇線如同利刃般，直接入侵原住民的傳統領域，進而控制原住民。 雖然1920年代以後，更多的蕃地納編成為普通行政區，隘勇線也逐漸被理蕃道路所取代，但仍然有許多隘勇線轉變成原住民鄉鎮與平地鄉鎮界線，亦或是原住民鄉鎮內之各村界線，這些虛擬的界線，替代實質的隘勇線，繼續存在臺灣的歷史與地理空間之內。

直到清領後期、日治初期之交為止，東台灣的原住民仍處於部落（tribe）社會的狀態，各社自成一個「酋邦」（chiefdom），晚清對東台灣的經略成效甚微，國家力量在東台灣的落實，不得不從日治時期算起。 　　本研究分為五章，首章綜論象徵東台灣國家統治的兩套機制，二、三、四章分述東台灣原住民在法政、經濟、教育、信仰上的變化，末章再以人口變遷作為總結，以觀察日治五十年間，東台灣原住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日治時期的國家力量，是牽動東台灣民族發展的最大原動力。因此，首章先討論代表國家力量的兩套機制：一是地方行政機構，二是隘勇線制度。前者是從台東撫墾署演變成東部兩廳，一言以蔽之，即「從蕃政到民政」的一段歷程；後者則是伴隨著原住民抗日事件的發生，而逐步落實下來，最後終於將東台灣分隔成兩個世界：界內的一般行政區、以及界外的特別行政區。 　　第二章討論部落警政與成文法對原住民的影響。 　　日治時期的蕃地警政可分為三期，一是撫墾署以來的撫育期，二是五年計劃以來的創建期，三是霧社事件後的重整期。東台灣的地方行政，雖歸結於東部兩廳內的總務課（日後改隸警務課），但對部落原住民而言，則是由警察行政來實踐；至於教育、醫療、衛生等等，也都是部落警政的業務。 　　至於成文法的施行方面，隘勇線內的平地原住民在明治末年已部份實施國家律法，但在界外的山地原住民，其舊慣仍能發揮一定程度的效用。由於舊慣具有不成文法的約束權威，當一個傳統社會的不成文法，被近代社會的成文法取代之後，慣習就只留下其風俗的面向，而不再具有強制性的制裁，這種「由慣例到法律」的過程，是原住民在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徵。 　　在東部原住民從慣例到法律的歷程上，我們看到了一種由法律所規範的新秩序，逐漸出現在東台灣的原住民部落裡。從國家對頭目職權的認可、民法取代慣習、取消封建業主權等三個面向，可以獲得一些瞭解。 　　第三章是針對水稻種植與貨幣使用的討論。 　　就糧食作物的這個意涵而言，到1920年前後，水稻已在糧食的意涵上取代了小米。相對於水稻種植的擴張，我們討論了小米種植的衰退，並略論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如何看待水稻種植。 　　其次，日治時期的東部開發論的主張，為地廣人稀的東台灣帶來甚大的勞力需求，因此也將原住民納入這樣的勞動市場裡面，這又帶動了一個新的面向：貨幣進入部落。透過水稻種植及貨幣使用，最遲到1920年代，東台灣平地原住民已經在許多方面發生鉅變：老人家認為年輕人不能守住傳統，年輕人違反甚至挑戰傳統。 　　第四章討論兩個主題：近代教育與衛生醫療。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教育，其過程主要是在「蕃人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中完成的。在隘勇線外的教育機構以「蕃童教育所」為主，而在隘勇線內的教育機構則以「蕃人公學校」為主。 　　日語教育是初等教育的一大重點，所以「國語」的授課時數也最多。日本當局所要進行的，不只是語言教育或文學教育，而是藉由語文教育而達成「涵養國民性」之國民教育。此外，日治時期對於非學齡兒童的人，也有作為輔助教育之不足的社會教化機構，如青年會、國語講習所等。 　　日治時期影響到原住民傳統信仰的，除了近代教育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力來自衛生療醫，這主要是施藥與預防注射所帶來的影響。但對原住民社會而言，最多只發揮了鬆動其傳統信仰的作用，並未使原住民走上集體改宗的地步。 　　第五章是從人口現象來做為總結，以觀察原住民在質與量上的變化。依日治初期的人口調查，原住民占東部總人口的九成以上，且平埔族仍是個獨立的人群統計單位；到了日初中期，原住民人口已占東部總人口的六成，而且在民族識別上，也出現了民族混同的趨勢：譬如東台廳的平地部份是阿美族與卑南族之間的趨近，山地部份則是排灣族與魯凱族之間的趨近。到了日治末期，原住民已占不到東部總人口的一半，而且，最後連原住民與本島人也成為同一統計單位。 　　從這裡可看到一個趨勢：透過國家力量的長期統治，東台灣各民族呈現出混同為一的態勢，但仍有些邊界存在，特別是做為殖民母國的「內地人」，以及做為這個行政區域之外的「外國人」，這反映了在國家力量的作用下，民族融合的階段發展及其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