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研究主要以簡鴻模老師所著《眉溪部落生命史》、《清流部落生命史》、《中原部落生命史》，以及《從杜魯灣東遷花蓮Tgdaya部落生命史》四本生命史為主要研究範圍。藉由四本生命史完整呈現出Tgdaya群活絡的遷徙年代、強盛與興衰、散居與被同化、傳統文化的流失、對天主教的皈依與疏離，以及自我認同的多元與矛盾。 本論文將 Tgdaya 群的民族發展歷程分為婚姻、 教育、職業、宗教與語言等五個部分進行研究與探討。 第一章談婚姻，主要是藉由通婚關係來看Tgdaya群，以及各年代的所呈現出的不同的婚姻風貌以及影響。第二章談教育，則是透過Tgdaya群的觀點或經驗來看教育制度的影響。第三章談職業，探討Tgdaya群在職業轉換歷程中，兩性之間的職業選擇有何不同或相同之處，以及選擇職業的不同會影響到工作的地區不同，進而影響到其居住地方的不同，而這種現象也連帶影響到整個Tgdaya群的分布範圍，形成值得探討的特殊現象。第四章談宗教，宗教形成了Tgdaya群的文化與傳統，試圖探討Tgdaya群在傳統祖靈信仰與基督信仰之間，如何取得和諧共存前面四章從婚姻、教育、職業與宗教去討論 Tgdaya 群的傳統文化與其傳承，而第五章則是利用語言做為聚焦的焦點，進而探討Tgdaya群的民族發展。

蕃政事務的核心為開發蕃地資源，以達「殖產」台灣的目的。因此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原住民各族治理的態度便建立在開發蕃地的戰略眼光上。為了方便開發「蕃地」，日本政府將「蕃人」居住的「蕃地」劃為特別的行政區，與普通的行政區分開治理。國民政府來台後，為推動地方自治上的方便考量，也仿效日本政府的作法，將「蕃地」從新編組為三十個山地鄉，至於日本時代已編入普通行政區的「蕃人」雖承認其「山胞」身分，但並無將其分佈地編組為山地鄉，依舊納入改制後的平地鄉鎮中。回顧原住民族之行政區劃，不論日本政府抑或是國民政府，基本上皆否定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屬性。視原住民族「開化」、「進步」的程度，硬性劃入兩種行政區統治。隨著原住民族分開被統治的時間越長，影響也越深。 經過本文之研究，我們發現所比較的山原鄉-金峰鄉與平原鄉-太麻里鄉，不論在政治參與、經濟發展、教育文化及醫療衛生方面，確實深受原住民族行政區劃之影響，隨著行政區劃之時間越久，所影響的層面越廣越深。正當，全球吹起轉型正義之風潮時，且臺灣業已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同時，原住民族行政區劃有必要重新檢討之。因此於文末結論中提出下列建議方案，1. 擴大辦理原住民行政區劃之相關研討2. 原住民族政策應朝向「民族發展」思考3. 宜建構排灣族跨界治理相關組織4. 應廢止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之分類，俾利解決原住民族行政區劃或自治尚未全面改革或開辦前，目前原鄉因為行政區劃所面臨的窘境。

直到清領後期、日治初期之交為止，東台灣的原住民仍處於部落（tribe）社會的狀態，各社自成一個「酋邦」（chiefdom），晚清對東台灣的經略成效甚微，國家力量在東台灣的落實，不得不從日治時期算起。 　　本研究分為五章，首章綜論象徵東台灣國家統治的兩套機制，二、三、四章分述東台灣原住民在法政、經濟、教育、信仰上的變化，末章再以人口變遷作為總結，以觀察日治五十年間，東台灣原住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日治時期的國家力量，是牽動東台灣民族發展的最大原動力。因此，首章先討論代表國家力量的兩套機制：一是地方行政機構，二是隘勇線制度。前者是從台東撫墾署演變成東部兩廳，一言以蔽之，即「從蕃政到民政」的一段歷程；後者則是伴隨著原住民抗日事件的發生，而逐步落實下來，最後終於將東台灣分隔成兩個世界：界內的一般行政區、以及界外的特別行政區。 　　第二章討論部落警政與成文法對原住民的影響。 　　日治時期的蕃地警政可分為三期，一是撫墾署以來的撫育期，二是五年計劃以來的創建期，三是霧社事件後的重整期。東台灣的地方行政，雖歸結於東部兩廳內的總務課（日後改隸警務課），但對部落原住民而言，則是由警察行政來實踐；至於教育、醫療、衛生等等，也都是部落警政的業務。 　　至於成文法的施行方面，隘勇線內的平地原住民在明治末年已部份實施國家律法，但在界外的山地原住民，其舊慣仍能發揮一定程度的效用。由於舊慣具有不成文法的約束權威，當一個傳統社會的不成文法，被近代社會的成文法取代之後，慣習就只留下其風俗的面向，而不再具有強制性的制裁，這種「由慣例到法律」的過程，是原住民在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徵。 　　在東部原住民從慣例到法律的歷程上，我們看到了一種由法律所規範的新秩序，逐漸出現在東台灣的原住民部落裡。從國家對頭目職權的認可、民法取代慣習、取消封建業主權等三個面向，可以獲得一些瞭解。 　　第三章是針對水稻種植與貨幣使用的討論。 　　就糧食作物的這個意涵而言，到1920年前後，水稻已在糧食的意涵上取代了小米。相對於水稻種植的擴張，我們討論了小米種植的衰退，並略論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如何看待水稻種植。 　　其次，日治時期的東部開發論的主張，為地廣人稀的東台灣帶來甚大的勞力需求，因此也將原住民納入這樣的勞動市場裡面，這又帶動了一個新的面向：貨幣進入部落。透過水稻種植及貨幣使用，最遲到1920年代，東台灣平地原住民已經在許多方面發生鉅變：老人家認為年輕人不能守住傳統，年輕人違反甚至挑戰傳統。 　　第四章討論兩個主題：近代教育與衛生醫療。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教育，其過程主要是在「蕃人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中完成的。在隘勇線外的教育機構以「蕃童教育所」為主，而在隘勇線內的教育機構則以「蕃人公學校」為主。 　　日語教育是初等教育的一大重點，所以「國語」的授課時數也最多。日本當局所要進行的，不只是語言教育或文學教育，而是藉由語文教育而達成「涵養國民性」之國民教育。此外，日治時期對於非學齡兒童的人，也有作為輔助教育之不足的社會教化機構，如青年會、國語講習所等。 　　日治時期影響到原住民傳統信仰的，除了近代教育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力來自衛生療醫，這主要是施藥與預防注射所帶來的影響。但對原住民社會而言，最多只發揮了鬆動其傳統信仰的作用，並未使原住民走上集體改宗的地步。 　　第五章是從人口現象來做為總結，以觀察原住民在質與量上的變化。依日治初期的人口調查，原住民占東部總人口的九成以上，且平埔族仍是個獨立的人群統計單位；到了日初中期，原住民人口已占東部總人口的六成，而且在民族識別上，也出現了民族混同的趨勢：譬如東台廳的平地部份是阿美族與卑南族之間的趨近，山地部份則是排灣族與魯凱族之間的趨近。到了日治末期，原住民已占不到東部總人口的一半，而且，最後連原住民與本島人也成為同一統計單位。 　　從這裡可看到一個趨勢：透過國家力量的長期統治，東台灣各民族呈現出混同為一的態勢，但仍有些邊界存在，特別是做為殖民母國的「內地人」，以及做為這個行政區域之外的「外國人」，這反映了在國家力量的作用下，民族融合的階段發展及其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