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政事務的核心為開發蕃地資源，以達「殖產」台灣的目的。因此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原住民各族治理的態度便建立在開發蕃地的戰略眼光上。為了方便開發「蕃地」，日本政府將「蕃人」居住的「蕃地」劃為特別的行政區，與普通的行政區分開治理。國民政府來台後，為推動地方自治上的方便考量，也仿效日本政府的作法，將「蕃地」從新編組為三十個山地鄉，至於日本時代已編入普通行政區的「蕃人」雖承認其「山胞」身分，但並無將其分佈地編組為山地鄉，依舊納入改制後的平地鄉鎮中。回顧原住民族之行政區劃，不論日本政府抑或是國民政府，基本上皆否定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屬性。視原住民族「開化」、「進步」的程度，硬性劃入兩種行政區統治。隨著原住民族分開被統治的時間越長，影響也越深。 經過本文之研究，我們發現所比較的山原鄉-金峰鄉與平原鄉-太麻里鄉，不論在政治參與、經濟發展、教育文化及醫療衛生方面，確實深受原住民族行政區劃之影響，隨著行政區劃之時間越久，所影響的層面越廣越深。正當，全球吹起轉型正義之風潮時，且臺灣業已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同時，原住民族行政區劃有必要重新檢討之。因此於文末結論中提出下列建議方案，1. 擴大辦理原住民行政區劃之相關研討2. 原住民族政策應朝向「民族發展」思考3. 宜建構排灣族跨界治理相關組織4. 應廢止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之分類，俾利解決原住民族行政區劃或自治尚未全面改革或開辦前，目前原鄉因為行政區劃所面臨的窘境。

臺灣地區地方政府的行政區域，自民國三十九年實施地方自治以來即少有變動。現行的行政區域乃依照自然環境、人口分佈、人文環境、政治因素、生活習慣及交通情形而劃分，但是經過五十年，都市化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政黨政治生態丕變、國際經濟競爭壓力等外在環境變遷下，前述劃分條件已有變化；再者，省政府與中央之土地面積、人口、經費的過度重疊性，因此行政區域實有重行調整的必要。行政區劃與地方政府層級調整在近年憲政地方制度改革過程中，因牽涉層面廣泛與受影響對象眾多而為各方矚目。 本研究計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即探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方法與限制。並蒐集近十年有關行政區劃調整文獻資料，來源有三：一為學位論文、二為政府機關研究報告、三為民間智庫研究報告。第二章地方政府行政區劃調整之基本概念：「行政區劃」就是根據國家行政管理和政治統治的需要，遵循有關的法律規定，充分考慮經濟關係、地理條件、自然環境、歷史傳統、風俗習慣、地區差異和人口密度等客觀因素，進行行政區域的分級劃分，將國家的國土劃分若干層次、大小的不同的行政區域系統，並在各個區域設置相應的地方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建立政府公共管理網路，為社會生活交往明確空間定位。因此，廣義的行政區劃應包括對行政層級的調整與行政區域的劃分。而行政層級的調整勢必連帶影響行政區域的變更劃定。任何一個政府層級的變動都會涉及所轄行政區域的調整，而行政區域的調整亦將造成地方政府所有行政權與自治權限的變遷。 第三章國外行政區調整經驗：將國外行政區調整經驗作為我國未來區劃的借鏡參考。以英、法、日三國行政區調整經驗為例，二級制或三級制的地方政府，孰為最佳的政府層級，並無一放諸四海皆準之準則，應視各國政治文化環境與時勢所趨。例如英、日兩國將三級制之地方政府改為二級制；法國卻是在省、縣（市）二級制地方政府之上，增設行區一級，而為三級制。另外在地方行政區域劃分上世界各國都有一共同的趨勢，就是行政區域的不斷擴大以及跨層級間與跨地域性政府間的共生合作。 第四章臺灣地區行政區劃發展過程與檢討：臺灣地區行政區劃肇始於明鄭時期，俟後隨著改朝換代、統治者的更易，歷經滿清時期、日本佔據時期、光復後迄今的中華民國政府時期計四個時期，共計約三百四十餘年。光復後的行政區劃，係承繼大中國四級政府體制所制定的，四級政府體制與行政區劃的不當造成了許多問題。就政治面言之，中央與省的重疊性過高、縣市自主性不足、以及鄉鎮市自治績效不彰。就行政面言之，政府層級太多劃的不當、以及地方政府職能與權限劃分有待釐清。就經濟社會面言之，有資源分配不均、區域發展城鄉失衡與都會發展等問題。針對上述問題，產、官、學界提出不同方案，歸納有三：一省多市制、多省制、與多縣市制三個方案。其中，以一省多市制變動幅度最小，最為可行。然自八十六年修憲確定精簡臺灣省政府組織後，大幅度修正的多縣市制案顯然成為未來的趨勢。 第五章精省後地方政府的定位與行政區的調整：八十六年的修憲、八十七年的精省暫行條例、八十八年的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部分條文修正相繼制定通過，也確立精簡省級組織、加強縣市的職能。修憲後的省非自治法人，但仍為政府一個層級；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省諮議會取代省議會，不再是具有立法權之民意機關，而為「行政院派出機關之諮機關」。至於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級政府，舉凡人事權、組織權、財政權、立法權等配置都有或大或小的調整與修正。精省後，重行調整現行不當的行政區域劃分將列為下一階段政府再造的首要目標，以縮短各縣市區劃所造成的嚴重失調。現代的行政，是民主的法治行政，因此儘速通過行政區劃法草案則為當務之急。 第六章研究發現與建議：綜合本文之研究，未來的行政區劃調整將是全面性、全方位、非片斷性的思維，並應就政治面、行政面、經濟面、生活圈、以及法制面等層面考量。

我國行政區域之劃分，自民國39年以後即未有大幅變動。而歷經時代更迭、政府層級體制轉變，加以人口、產業、經濟、區域發展以及全球化所造成地理空間結構之變遷，不但於現況產生許多問題，亦未能配合未來國家發展與國土政策之趨勢與需求，實有重新檢討、調整之必要性。因此，本研究以「經濟生活圈」之觀點與現象為出發，配合各國制度比較、台灣地理空間分析以及專家學者問卷結果，探討地理空間結構變遷下，台灣行政區劃之現況問題與未來調整之方式，並檢視現行行政區劃於行政治理、實質規劃、經濟產業與生活環境等面向所存在之問題，進而據以擬定台灣行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案。 本研究藉由區域及都市體系理論、網路及網絡城市相關理論，歸結至經濟生活圈與「中地網絡體系」觀點而為論述基礎，探討地理空間結構變遷下台灣行政區劃調整之課題。爰此，主要研究結論與建議有： 一、經概述台灣、日本兩國近代國土政策之演變以及日本市町村合併之沿革後，可發現台灣之國土政策理念深受日本所影響，而日本透過市町村合併減少地方行政區數量之過程與精神，亦值得台灣參考；綜以台灣自明鄭時期以後行政區劃沿革之概述，以及各國行政區劃與政府層級之比較，亦能發現台灣地方行政區劃數量過多、地方政府層級架構不對稱之問題，以及人口/面積原則考量之重要性。 二、藉由北部區域城市層級體系、自然與社經空間、交通以及流動空間之分析結果，除證明地理空間結構確有產生變遷之事實外，更凸顯區域發展空間極化、公共設施配置與財政問題、「住—學」「住—業」失調以及行政區劃與生活圈範疇不盡一致之問題。 三、依據上述比較與分析之結果，設計三種不同考量之行政區劃調整方案，並藉以：1.透過專家學者問卷驗證台灣行政區劃之問題與調整方式、比較調整方案之優劣，據以提出「6市10縣2特別行政區」之建議方案。2.透過鄉（鎮、市、區）級行政區劃之整併，將鄉（鎮、市、區）數由368個減少為182個。3.基於廣域行政「區域合作」模式之運用，劃設跨域「都會聯盟」之治理範圍。 關鍵字：行政區劃、地理空間、網絡城市、經濟生活圈、區域合作

近年來政府機關為提升行政效能與國家競爭力，積極運用「職務輪調制度」及「組織改造」以精簡組織人力，迫使人員改變既有熟識環境及伙伴關係，致提高其離職意願；然個人日常生活、工作態度與工作動機等行為表現均受到個人特質所影響，且面對風險之決策行為亦與個人心理預期有絕對關係；故個人風險傾向、官僚人格特質與公共服務動機差異會影響個人在工作上行為，也會影響個人職業選擇及生涯規劃。 本研究係以民國100年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委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辦理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規劃案為個案，而以依變項接受改變意願為主軸，分別對影響行為意願之「個人因素」及「組織因素」等自變項進行探討，以了解行政區劃調整是否因個人風險傾向、官僚人格特質、公共服務動機及預期職務調整效益等變項考量，影響接受職務調整之意願，進而轉換其職業行為模式。 本研究係以新北市各區公所主管人員為研究對象，對所有對象發放問卷，共發出268份問卷；採用敘述性統計進行個人基本統計變項分析，及運用卡方檢定、t檢定、變異數分析、相關性分析及迴歸分析等推論性統計進行差異性與關聯性分析，進而提出下列研究發現：一、區公所主管人員個人風險偏好以風險趨避者居多，且其接受職務調整意願影響之程度受到行政區域調整規劃案干擾；二、具保守者官僚人格特質之區公所主管人員較不接受職務調整意願，兩者具負向因果關係；三、區公所主管人員公共服務動機有逐漸削弱趨勢，致與職務調整接受意願無顯著因果關係；四、區公所主管人員對職務調整之預期效益會影響接受職務調整意願，兩者具正向因果關係；五、區公所主管人員接受職務調整意願頗高，且偏愛以各區公所間輪調安排模式。最後，提出建議予政府當局施政之參考，期使執行行政區劃機關提升政策實行效益。

由於工業化的結果，農村人口不斷湧進都市，都市向郊區膨脹發展，人口持續的成長 且愈來愈向都市集中，導致都會人口、產業活動密集、都市圈逐漸向外擴展的趨勢， 都市與鄉村互動，為適應社會結構分化與工業化的衝擊，台北市已迫切需要做整體的 規劃，以適應台北市都會區的均衡發展。 台北都會區，中心都市與鄰近的衛星市、鎮、鄉發生密切關係，都市問題跨越了不同 的行政區域，且分屬不同的行政層級，在行政組織管理，財政支出、公共設施建設、 公害垃圾環保教育文化發展方面隨之發生，而影響到市民之福祉。交通問題。河川汙 染整治更無法單方實施，教育設施、醫療保健等公共設施之服務水準，因地緣靠近， 公共需求程度相同，但分屬不同層級地方政府財政稅基不同差異鉅大，造成建設差距 擴大，台北縣、基隆市與台北市公共服務建設之差異擴大。 大台北市所轄其地方政府的層級與區域劃分調整，更應具有前瞻性規劃，透過政策分 析，做最適的選擇。未來行政區域調整歸併，關係都會區的成長與發展，其具體因應 措施宜未籌謀，儘早規劃循序漸進。 本文係以台北都會區行政區劃實況，地方自治的理念，探討台北縣基隆市併入台北市 ，台北都會區行政層級之設計，與都會區的組織架構，期能使台北都會區都市化的發 展，適應政治經濟的演變，均衡地方發展，縮短城鄉差距。

2010年12月25日在臺灣的地方自治史上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也就是五大直轄市的形成，同時也使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總統大選期間，所提出的「三都十五縣」的政見破局。但這樣的結果，對改制前的臺北縣而言，可說是完成追逐了30年，但卻仍遙不可及的夢想，也結束了長期淪為次等公民的不平等待遇。 升格後的新北市與臺北市在地方自治的體制上雖可說已是並駕齊驅，但是就兩者的發展歷史而言，新北市目前仍處於初始的立基階段，尤其是新北市的29個行政區，起源於改制前臺北縣29個鄉鎮市的自治體。在改制之初29個行政區，除了在人口密度、土地面積上有相當大的差異之外，最主要的是地理環境的先天條件，使得29個行政區呈現不同的城鄉風貌。 新北市首要面臨的課題，就是進行29個行政區的重整工作，在過去臺北縣發展一鄉一特色的基礎上，各行政區原具有社區產業的發展條件，但在過去鄉鎮市自治時期，難免因為各自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分立，形成政治地理，以致造成政府當局資源整合不易。再者，原有的行政區疆界雖因為都市開發，產生地域疆界不明的現況，但在過去鄉鎮市自治時代，行政區域調整容易引發藩籬割據的疑慮，所以新北市行政區歷經了40年未曾調整。 升格後的新北市在五都之中，是人口最多的直轄市，在區域經濟崛起及國際城市競爭的氛圍中，各直轄市無不致力發展各自潛能，期以提升國際能見度。然而城市發展首重基礎的建設，行政區劃是新北市行政資源分配的基礎，各行政區發展皆屬新北市政府全權統籌規劃，如何以最適的行政區劃調整藍圖，勾勒未來新北市發展的願景與區域發展特色，是市政府重要的課題。行政區劃調整工作需有妥善完整的規劃與配套，應考量民意的趨勢，要有一次劃定，革除行政區界劃定不明的決心。 本研究指出根據公共選擇理論，以及區域治理、公共服務及廣域行政的概念，新北市應以現有公務機關服務轄區分布現況、市議員及立委選舉區劃分、生活圈、歷史、地理環境等現況來研擬未來新北市行政區藍圖，並探索最適的行政區劃藍圖，供市政府做為行政區劃時的參考，更有助於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共識的形成。 / A revolutionary change of local self-governance in Taiwan history has occurred since December 25, 2010; that is the formation of five municipalities. This formation broke President Ma Ying-Jeou’s policy of “three cities fifteen counties” raised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8. However, to pre-reformed Taipei County, the formation made its reachless dream which had been pursued for thirty years realized. The formation also ended the long-term unfair treatment of being the second-grade citizens. Upgraded New Taipei City is running neck to neck with Taipei City in terms of local self-governance. Regarding the histories of the two, however, the former is still under the fundamental stage, especially the 29 administrative areas of New Taipei City, which used to be 29 regional municipalities of the townships of pre-reformed Taipei Count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ation for the 29 administrative areas, it was the precondition of geography that made them have different countryside landscapes in addition to a big difference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land area. The first lesson New Taipei City will undergo is the work of administrative area adjustment for the 29 administrative areas. Upon “one township one feature” policy on which pre-formed Taipei County had made an effort, each administrative area had its own strength of developing community industry. During the past self-governance period of the townships, nonetheless, it was inevitable to see the area separation due to political diversity. Political geography had thus occurred and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resource integration.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re was boundary ambiguity in the original boundari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on account of urban development, to avoid the problem of opposition to the splittism against administrative area adjustment,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of New Taipei City had not been adjusted for forty years during the past self-governance period of the townships. Upgraded New Taipei City is the one with the highest population among the five municipalities. Affected by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urban competition, none of the municipalities slacks on developing its potential in an attempt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With respect to urban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is firstly emphasized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fundamental work to New Taipei City when administra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is being made. It is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at has full authority to make an overall pla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administrative area. Therefore, the question “how to sketch the forthcoming ver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aipei City and the featur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n the most appropriate bluepri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to the city government. The work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needs to be well planned and go with corresponding measures. Public opin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once only” and eliminating boundary ambiguity is also required.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based on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the concept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public service and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New Taipei City should make a blueprint of forthcoming administrative area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the service districts under jurisdiction of official departments, the division of the constituencies of city councilors and legislative committees, living domains, histories, and geographical surroundings. Meanwhile, to provide as references for the city government to mak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 most appropriate bluepri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needs to be sought. It also helps on coming to a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for New Taipei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