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從解嚴以後到八０年代末期，社會運動極為興盛，大學生也在這種氛圍下開始校園民主運動，並聲援校園外風起雲湧的民間自力救濟運動。但是在九０年代以後，臺灣的社會運動逐漸沈寂，但是其中有許多都化為正式立案的非營利組織，以延續過往的運動能量；而過去年少輕狂的學運份子，有的後來進入體制，也有的後來走向基層、推動人民自主結社，由下而上地以各種社會力量繼續有組織地提出訴求。而這「理性化」的過程，也延續到其後發生的社會運動上。 但是在這個國家與企業都在使用廣告行銷與公關手段，導致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時代裡，非營利組織應如何在公共領域中奪取議題的詮釋權？本文從行動者的角度，以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創意行動與媒體策略為例，在事件的參與和行動中再回頭進行反思與分析，並回應到原先的問題意識：有關作為「知識人」的傳播者，如何能更積極地為社運組織帶來力量和影響？ 本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若要在公共領域上搶奪議題的詮釋權，除了組織化的內部分工，並解決財務問題以外，還必須以人民的「生活世界」作為其論述的底蘊，來挑戰被國家與企業所把持的「系統世界」，進而促成改變。而非營利組織之所以能提出人民的「生活世界」，則是建立在組織者平日與他們的群眾同在的過程裡。而非營利組織以創意行動與媒體策略推展議題，並以「影像紀錄」作為其提出論據的管道之一，則是建立在各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脈絡與生存策略上，形成一種內在鑲嵌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若要在公共領域上搶奪議題的詮釋權，除了組織化的內部分工，並解決財務問題以外，還必須以人民的「生活世界」作為其論述的底蘊，來挑戰被國家與企業所把持的「系統世界」，進而促成改變。而非營利組織之所以能提出人民的「生活世界」，則是建立在組織者平日與他們的群眾同在的過程裡。而非營利組織以創意行動與媒體策略推展議題，並以「影像紀錄」作為其提出論據的管道之一，則是在各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脈絡與生存策略上，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形成一種內在鑲嵌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