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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發生的本質來自於組織與環境無法保持適當的配合。如果組織與環境能夠時時保持適當的配合，任何時候環境發生改變，組織亦能在瞬間跟著調整（具有完全的彈性），則組織的營運便沒有任何風險；但是，因為組織存在著僵固性╱依賴性使得企業無法立刻跟著環境作適當的調整，而發生組織無法與環境配合的情況，組織的生存於是受到威脅，風險於焉發生。申言之，風險的發生必須趨動因子（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乘數因子（內部資源的僵固性╱外部關係的依賴性）同時在在才會發生。 　　企業為了將投入轉換為產出必須依賴核心技術，由於核心技術存在僵固性，必須處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中才能發揮效率，然而，企業是一個開放系統，必須向外界取得所需的資源，各種環境因素與利益關係人的不確定性均會對企業的核心技術穩定運作產生威脅，也會造成企業核心資源的流失，使企業的營運面臨風險，因此風險對抗策略的短期目標在於適當的處理環境的風險以維持核心技術的穩定運作；長期目標則在於選擇適當的核心技術、改變組織習性，以確保組織的核心資源並能維持適當的彈性。 　　風險對抗策略可分成二大類（六大策略），第一類是由處理環境的不確定性的角度出發，分別為降低風險、轉移風險、分散風險、隔離風險；另一類是由改變組織的習性（僵固性╱依賴性）的角度出發，可分為增加彈性與累積雄厚的資源。 　　以風險矩陣與六大風險對抗策略為基礎可以建構風險管理模式，風險管理模式可以告訴經理人如何選擇可行的風險對抗策略。當企業可選擇的風險對抗策略愈多時，企業的風險對抗能力愈強，主觀的風險水準愈低（申言之，在相同的客觀風險水準之下，若企業的風險對抗能力愈強，主觀的風險水準愈低）。企業經理人若能依照風險管理模式進行風險管理，相信必能使「企業活得很久！」。

研究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在於探討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資源配置最適，就是經濟效率的達成，效率可以說是經濟理論的精義，但就實證層面來說，效率的慨念卻是相當抽象而模糊。直到Farrell(1957)提出衡量效率的概念，使得效率得以數據化，在往後的學者不斷地深入探討與研究，使生產邊界方法廣泛的運用在產業分析之中。在諸多衡量技術效率方式中，隨機性邊界方法較符合實際社會情形，所以本論文即根據Aigner, Lovell and Schmidt(1977)估計隨機性邊界與生產效率之計量方法，分別設定誤差項為不同的截斷性半常態分配配以及設定Cobb-Douglas和CES兩種生產函數形態，分別估計生產邊界，並加以檢定，再就適當的函數模型估計平均技術效率值與個別廠商的技術效率值，接著討論影響技術效率差異之因素。本文從向投審會登記投資大陸之台商的台灣工廠與大陸工廠挑選電子、機械、紡織、成衣四種產業為實證對象。 　　根據本論文實證研究之結果，重要結論可歸納如下： 　　第一，我們應用Aigner, et.al(1977)之隨機性生產邊界模型，衡量電子、機械業及紡織、成衣業兩類產業四組資料之生產邊界。不同誤差項分配之假設下，檢定結果顯示，不能拒絕u在0處截斷之虛無假設。不同生產函數型態設定的生產邊界亦無明顯差異，檢定結果以Cobb-Douglas生產函數較合適。 　　第二，在生產邊界估計上，電子、機械業及紡織、成衣業兩地的工廠，兩類產業大陸工廠的勞動產出彈性都大於台灣母公司，同時兩類產業大陸工廠的規模報酬也都高於台灣母公司，這說明台商為何紛紛前往大陸投資。 　　第三，比較台商之台灣工廠與大陸工廠，結果顯示無論電子機械業或紡織成衣業，台灣工廠有極高的效率，平均效率皆在90%以上。兩類產業的大陸工廠的效率則較差，約在40%到950%之間。影響台灣工廠效率的主要因素來自人為無法控制之隨機因素，而大陸工廠的低效率主要來自人為技術因素。 　　第四，我們利用Jondrow, et al(1982)提出的條件期望值公式進一步計算各別廠商的技術效率。根據各別廠商的效率分配，我們發現台灣母公司皆十分集中，大陸工廠則頗為分散，紡織成衣業甚至有九家廠商在20%以下。顯示該產業應加以注意生產的過程與管理。 　　最後，本文探討影響廠商技術效率差異的因素，我們發現最重要的變數是廠商規模。兩類產業的台灣工廠及大陸工廠，廠商規模都與生產效率有明顯的正向關係，規模愈大，效率愈高。設廠年齡對四組資料都呈負向影響。資本勞動比則除了台灣的電子機械業以外，都是負向關係。是否投入研究開發及產業區別，則沒有明顯的關係。在大陸工廠方面，設廠地區電子機械業設廠在沿海地區春效率較高，紡織成衣業則以內陸地區效率較高。在投資形態方面，紡織成衣業者以獨資企業效率較高，電子機械業則相反，顯示後者在選擇投資型態時，主要考慮的是如內銷方面等其他因素較不著重效率。

本研究以民國86年至民國93年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探討我國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相關因素對有效稅率的影響。經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有赴中國大陸投資的上市公司其有效稅率低於未赴中國大陸投資者；上市公司透過間接方式投資大陸地區之比重愈高者以及大陸地區投資獲利愈高者，由於有較多租稅規劃的空間，其有效稅率愈低。整體而言，在研究期間中，我國上市公司之平均有效稅率明顯低於營利事業所得稅名目最高邊際稅率；公司規模對有效稅率有負向影響，符合政治權力假說；本研究以長期負債、固定資產、存貨、研究發展費用做為投資理財決策的代理變數，皆與有效稅率呈現負相關，因此投資理財決策具有稅盾效果，可以降低公司稅負；另外，上市公司的獲利能力愈佳，有效稅率也愈高；證券以及土地交易所得等免稅所得較多的上市公司，有效稅率較低。上述分析顯示，上市公司赴中國大陸投資因素對於其租稅負擔有顯著影響，值得政府有關單位做為研擬相關法規的參考。 / This study uses 1997-2004 financial statement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effective tax rates (ETR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aiwa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has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T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ETRs i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the scale of in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level of profit of subsidiaries in Mainland China, perhaps due to a higher flex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ax planning. Our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average ETRs of listed companies are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the statutory tax rate of the Income Tax Act of R.O.C. Small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greater ETRs, supporting the political power hypothesis. Moreover, because of the tax shield effects, long-term debts, fixed assets, inventories, and R&D expenses, all as proxies for the financial decisions, have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ETRs of listed companies. Finally, ceteris paribus, profitable companies tend to have higher ETRs, and tax-exempt capital gains from stock and land transactions also reduce the ETRs of listed companie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by listed compan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tax burdens, and this fac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government in devising future tax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