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國際合作的國際組織對於國家的行為有什麼影響?趨同或趨異?這個問題國關學界主要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兩個主流理論在進行辯論;前者的研究顯示,國際組織或其它國際合作類型,只是主權國家(特別是強權國家)的工具,本身沒有獨立性,更遑論能制約國家行為或導引國家行為的協調一致。而後者從賽局理論推演出合作的可能與必要性,並認為制度(或建制)是有效維繫合作關係與調和各國行為,進而穩定國際秩序的方法。
然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國際貿易合作中食品衛生安全的相關衝突一直存在著。而在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的架構下,糧食援助的合作似乎造成許多受援國境內的糧食危機未減反增。這樣的結果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不符,同時暗示著維繫國際合作的制度(或建制)可能具有不當性或偏重對特定法益的保護。另一方面,這樣的情況也無法透過新現實主義得到周延的解釋,因為合作中的權力爭奪並不是只單單發生在體系層次,並且最後影響或主導結果的行為者也非該理論向來強調的主權國家。
當前國際食品貿易的進/出口規範與具有結構調整性質的糧食援助機制究竟是過度保護了貿易自由,還是能為每一個個人可能遭遇的食品衛生風險或糧食危機提供必要之保障?這是本研究的首要顧念。透過個案研究與過程追蹤的方法,本文認為在無政府狀態2.0的環境下,國際食品貿易與糧食援助的制度(或建制)存在著法益失衡與不當性;是一種無法公允保障進口國消費者食品安全或受援國農民糧食主權的合作模式。這樣的結果在既有的國關理論得不到全面性的分析和解釋,因此文中提出「寧靜政治」的論述對之進行補充,說明擁有貿易出口利益的國家,其政府在國內層次如何因為寧靜政治現象而流失權力(退位),成為跨國公司的代理人,而非最高的主權享有者與治權行使者。同時,在體系層次,這些國家還為跨國公司爭取利益最大化,假國際合作之名攻佔食品進口國或糧食受援國的國內市場,釀成公共衛生或糧食主權上的危機。
研究結果顯示,跨國公司是造成國際制度(或建制)成為失衡天秤與喪失正當性的幕後原兇。也是在國際經貿這個議題領域中導致國家退位的關鍵行為者。從強調資本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的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或許是市場機制正常的發揮,即使有人不樂見,也毋需過於擔心。然而,任何「自由」都不能是毫無限制地,也不該是無所節度的。全球經貿自由化與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若是繼續以目前的方式在運作與擴張,跨國公司累積的財富與權力就會在更多的議題領域超越或擊退主權國家,屆時除了食品衛生安全與糧食安全外,恐怕還會有更多攸關人類安全的法益在商品化的國際市場上漸漸淪為類奢侈財。
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此種結果或許是國家在參與經貿合作前本能預見之事,但基於理性選擇,認為這是可以忍受的代價。然而,本文質疑國家(特別是小國)所付出的代價真能讓其在合作過程中換取到大於損失的利益。就像個案中台灣在進口美國牛肉的問題上,或墨西哥在糧食援助的計畫裡,這些國家並沒有在國際合作中得到預期的好處,反而失去了原本可以享有的衛生安全與糧食自主性。退一步言,假設這些國家真的從合作中得到大於損失之利益,那麼這些利益的分配在其國內層次上往往也不否符合公平與正義。毋寧,利益最後只是由特定少數的行為者所享有,但衛生安全風險或糧食基本權的不利益卻轉嫁由進口國或受援國的全體人民買單。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094253501 |
Creators | 譚偉恩, Tan, Wei En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Language | 中文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Type | text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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