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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最早由思想史研究提出，用以指稱西方文明史自「文藝復興」之人文主義的再現與世俗化、「宗教改革」之個人主義思想的促進與對教會權威的挑戰，以及「科學革命」之重視理性作為人類獲取知識來源以來的進一步發展。近年來，隨著歷史學分工與專業化發展，「啟蒙運動」也被廣泛運用至諸如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論述中，成為社會文化運動或十八世紀之代稱，後進學者常習而不察。 為此，本文從思想史研究取徑，藉著分析環繞「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種種現象，包括其高等學術如何在科學革命潮流的影響下突破中古知識體系的框架與突破後的發展，以及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內外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對日耳曼啟蒙運動思想之發展與傳播的影響，試圖論證「日耳曼啟蒙運動」是否具有相異於其前後時代的獨特性質，以及此「日耳曼啟蒙運動」特質和「啟蒙運動」之間的關係。 本文的結論是，在思想史取徑的分析下，「日耳曼啟蒙運動」在思想史脈絡上並無獨特表現，甚有違背啟蒙運動精神之處。它的公共活動現象雖然符合「啟蒙運動」的世俗性意義，卻往往理性化不足（而「獨重理性精神」應乃啟蒙運動的最重要特徵）；它的理性學術與新宗教論述雖肯定理性，卻堅持理性能與信仰調和一致，強調發揚理性應以不違信仰為前提；而所謂的「開明專制」，既以妥協通融、依附君王與政權為旨，自然不符合康德為「啟蒙」所下之定義：「啟蒙是人超脫於他自身所招致的未成年狀態。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指導即無法使用理性的那種無能。」但若不以「日耳曼啟蒙運動」作為思想史名目，而僅觀察十八世紀日耳曼地區以「日耳曼啟蒙運動」(Aufklärung)為號召的社會文化變遷情況，則此段時期的歷史對日耳曼地區的整體文明進展，仍是具有其意義。

蔡元培為民國以來最負盛名的教育家，亦為近代中國學術思想之重鎮。先生早年遵 循傳統士子之途徑，屢獲功名，曾任翰林院編修。甲午戰後，先生深受中國戰敗之 刺激，委身教育與革命運動，並吸取西方新思想，致力於中國啟蒙運動。 本篇論文首先探討清朝中葉，中國接觸西方後，所產生的應變措施，由中央而地方 ，終至開民智運動的興起。先生早年雖接受傳統教育，然早有啟蒙思想，且能付諸 實際行動，堅持啟蒙信念。教育總長時代，即己揭櫫其新教育之意見。尤以出長北 京大學，自由學風頓成各方注目焦點，影響所及，不僅北方諸省，全國亦為之震動 ，乃普遍接受自由、民主、科學之觀念，唾棄不合時宜的陳腐思想與官僚政治，完 成國家統一。論文即以全國統一後，啟蒙運動基於訓政時期三民主義之宗旨，繼續 推動，而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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