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運動，是一個壯闊而複雜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它是全國性的，但也有畛域之分；了解中國本土各區域革命活動的有關模式，有助於了解辛亥革命。在革命的潮流中，湖南地區的發展，極為特出。湖南不但展開蓬勃的革命活動，並且發動了大規模的起義；辛亥年武昌首義後，湖南又率先光復，支援鄂局，牽制清軍，使其他各省得以紛起響應，對於整個革命情勢的穩定，居功厥偉。 湖南地區的革命運動，還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的意義。在湖南光復過程中，除了革命志士的努力外，還有立憲分子的參與，由於湖南素重紳權，他們的介入，遂影響湖南革命運動的結果。 本篇之作，即以湖南地區為主，希望透過此區域性之探討，進一步了解辛亥革命興起與推動的過程；同時嘗試透過湖南地區的革命活動，以了解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及其代表的歷史意義。 在形式上，本篇論文計分六章。 第一章、說明湖南地區革命運動的背景。自促成辛亥革命的普遍因素，與湖南的特殊歷史背景二方面，探究湖南革命運動發生的動力與基礎。 第二章、敘述湖南地區的革命團體和參與人物。湖南地區的革命運動，是由許多革命團體和人物推動而成的。這些團體，形式未必盡同，而其目標則大體一致，對湖南的光復，各有其貢獻。本章即針對湖南地區的革命團體和參與人物，作一調查、統計與分析。 第三章、敘述湖南地區較重要的革命團體與人物。以華興會、明德學堂、湖南同盟分會、湖南共進會四個子題為主，分別討論，藉以了解湖南地區革命運動的發展情形。 第四章、探討湖南地區的宣傳活動，湖南革命志士透過口頭宣傳和文字宣傳二種方式，鼓吹革命，散布革命思想，使湖南的革命風潮更為激盪。本章首敘革命志士從事的宣傳活動，其次就湖南地區較重要的宣傳刊物，略作介紹，藉以了解宣傳活動與湖南革命的關係。 第五章、記述湖南地區的起義活動。在湖南的革命運動中，革命志士籌組團體，從事宜傳活動，擴大群眾的參與，其最終目的皆為發動起義。本章即將歷次重要的起事，分別敘述，並說明立憲分子與湖南革命的關係，以探討湖南革命運動的結果。 第六章為結論，說明湖南在辛亥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及重要性，並概括湖南革命運動在歷史上的意義及其影響。 湖南地區革命運動，自一九○三年華興會成立，至一九一一年湖南之光復，實為一群策群力的活動。參與活動之人物既多，而其組黨、宣傳和起義工作，也極複雜。本論文為了探討湖南地區的革命運動，曾參閱中央黨史會庫藏有關原始資料，及國史館、中央研究院的史料、專著，並參考中外學者的有關論著，與報刊、雜誌，以綜合敘述，分析解釋的原則，兼採調查。歸納的方法，期能對此問題有廣泛而深入的了解。 本論文之撰著，首先必須感謝蔣師永敬之悉心指遵，此篇初步架構，實由先生之影響形式，撰寫期間，並隨時開導指引，稿成之後，復蒙詳加審閱，獲益最多。其他授業諸師，或指點疑難，或惠借資料，獲益良多，實深銘感。最後，要特別感謝雙親，因為他們的愛心和鼓勵，才使本文得以完成。 本篇之作，雖然得到授業諸師的指導與幫助，但由於資料之不足，個人的才疏學淺，缺漏之處，自屬難免，還希望先進碩學不吝教正。

無

在過去蘇聯時期，遠東地區僅為軍事重地。但自從蘇聯解體之後港口的損失，引起政府對於遠東地區逐漸開始重視。而近幾年普欽執政以來，多次說明往東方拓展的急迫性，以及與現今發展快速的亞太地區進行合作的重要性。遠東地區地域遼闊、資源充足並且位置良好，視為相當值得發展的地區，但卻由於內部經濟結構問題以及經濟環境不良，造成經濟狀況不穩定。不過由於鄰近亞太地區，因此相互貿易往來頻繁，促使遠東地區經濟發展提升。並且特別與中、日、韓三國經濟活動最密切，以及利用相互互補的型態來進行貿易活動，促進遠東地區經濟回穩。 本論文主要是以遠東地區內部經濟活動為出發點，繼而往外延伸探討與周邊主要貿易國家的經貿往來關係。

國家之富強，建築在國家之雄厚財力與健全財政基礎之上，而健全之財政，又以開源與節流為其兩大重要支柱。開源自以革新稅政為主，節流則重在財物管理之加強，而財物之管理適當與運用有方，不僅可負起經費之節流重任，且有支持事業生產、經濟建設及一般行政之動員力量；開源為爭取收入，節流為撙節支出，撙節之道，必須提高公用財物使用年限，減少經費支出，使物無廢棄，以克盡其用；地無空置，以克盡其利。又公用財物之公用財產管理與運用，不僅為財務行政之重要一環，且為一般行政之推動原動力，以不論任何行政、事業或生產機構，對公用財產需要均不可一日或缺，是以公用財產管理與運用之得宜與否，攸開財務行政之良窳至鉅。 當前公有不動產管理之改進，須以超出「現實」與「現時」之精神，尋求癥結所在，提出改進之方，不可囿於成規，而遷就現實；更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應付現實。按我國目前現況，係以財政支持經濟，求高級工業之發展，進而以經濟輔助政治，促進社會安定，厚植國力，達成反共復國之使命，故政府之一切措施，均應積極主動，絕不容安於現狀。今後不運產之管理，應本科學企業管理方式，機動調度，適當運用採取投資報酬原則，請求「本益比」之合理績效，發揮財產管理潛力，達到「以產養產」，「以產造產」之境地，以支應政府財政之需要。 台灣地區近二十年來由於人口激增，經濟持續發展，因而發生社會與經濟諸問題，揆其原因，直接間接與土地取得困難有關。台灣地區總面積三、五九八、一四四公頃，其中公有土地佔二、五○四、六七三公頃，約占百分之六十九。由於土地資源有限，應如何利用此有限之土地資源，以因應各種需要，調劑土地之供需？又如何就各級政府機關所管理之公有土地，在平均地權之土地政策下，發揮其最高效用？以及政府應如何有效管理及善為利用現有之公有土地？以增加各級政府之收益，並撙節各項費用支出？凡此均為本文之重心。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簡述公有不動產之定義並依土地法將其劃分為國有、省市有、縣市有及鄉鎮有四種，而其管理機關分中央與地方，公地由財政機關綜理，耕地由地政機關主管，林地由林務機關掌理，臺拓地委由台灣土地銀行代管。 第二章為公有不動產之取得與整理，台灣地區現行所採用取得之方式以徵收為主，至於照價收買，則係政策性之執行，以防杜氏報地價，逃避地價稅。徵收係為實施國家經濟政策及政府舉辦公共事業，依法徵收私有土地，以為公共用途之需。土地徵收之後，應加以清查清理，釐正經界，編定地號、設置卡片，並依地段地號別整理登記入冊以免發生漏管、失管情形。 第三、四章為本文之重點，台灣地區公有土地之利用，極待以綜合開發措施，從事規劃土地資源之高度利用，一般平地之公有土地利用已將達飽和狀態，除市地立體利用外，今後土利用，勢必著重於山坡地與海埔地之開發，為未雨綢繆，求國土之均衡發展計，宜早日擬訂國土綜合開發計劃，循其指標依序實施，以達地盡其利之目的。對公有土地之處理，除合於財政目的之有計劃出售外，原則上政府尚應保留相當之公地，用以調劑土地之供需，藉收平抑地價之效。 第五章為公有不動產之效益分析，對公有不動產之經濟效益，測定著重其本益比，可供管理與運用之參考。 最後為結論與改進建議，乃就各章所述之綜合討論，提出原則性之建議，所建議事項，當非全部均能付諸實施，因有公私利益之衡突性存在，惟兩利相權取其重，自應以國家利益為先。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事件，是東西方在中東地區權力關係發生突變的轉捩點，一則代表了英法舊殖民勢力的沒落，二則揭起了美國和蘇聯在中東冷戰的序幕，再則使以列和阿拉伯國家間的世仇更難消除，造成以後中東地區長期紛擾不安的局面，所以，在整個國際關系史上，此一事件，實有其劃時代的重要性。就另一方面說，蘇伊士運河事件在自由世界對抗共產集團的□爭中，亦有其特殊意義，說明了自由世界團結一致和遠大目光的必要，若一昧只求進利，不作遠圖，則必落入共黨各個擊破的圈套。本文的目的，在指出此事件所給予的啟迪，以為來者的殷鑑。 一九五六年運河事件，在國際法方面，一度為炙手可熱的問題，但事件本身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似遠不如其在國際關係史上的重要，因此，本文的探討方向，係專就國際關係的角度，採取敘述事實與探討問題相行並重的方式，來論述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本文共計六章，第一章導論，概述運河事件的遠因，第二章探討事件的近因，第三、四、五章討論事件中，各有關國家的外交活動，和平的努力與失敗，以及戰爭爆發後的國際調處和善後處理；最後一章為一簡短的結論。 一九五六筆運河事件，距今僅十二年，許多官方資料均未公諸於世（英國政府一直拒絕公布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與二十三日英法間秘會議的紀錄），以致於本文的論述，可能有不夠翔實之處，不過，就本文研討的世界均勢變遷而論，即使有缺點，也不致改變本文的結論。再者，本文使用之資料，多為英文書籍，筆者英文程度欠佳，對某些資料的翻譯，如條約、演講詞、及談話錄等，縱使沒有重大的錯誤，亦難免有不妥的地方。在這裡，作者應先說明。 本文承陳教授治世師指導，耳提面命，示教良多，特別是對於論文大綱及撰寫重點，有啟發性的提示，謹於此表示衷心的謝意。

本論文主要在討論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在中共建政後至1997年經濟發展的情形。 首先筆者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分成1.改革閉放前期;2.改革開放初期;3.九十年代時期。並討論各別時期間,中共主要的區域發展策略,及其對「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筆者主要是通過基礎的統計分析來比較中國大陸東、中、西部三地區經 濟發展的差距惰形。 綜合研究結果,筆者深覺,長期以來一直位於中國大陸邊陲的西部地區,若能利用自己特有資源、環境走自己特有的發展道路的話,也未必不能達到像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畢竟區域經濟增長點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後,由於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等種種因素,會出現向外擴散的趨勢,此種擴散就是有效率的擴散。我們也期待「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會在此種有效率的擴散中,日漸成長茁壯。

本研究以河湟人群生態變遷為主題，研究的時段是從魏晉到隋唐，蓋因此時空背景在國史上有關鍵的作用與代表性，故欲循歷史學與地理學之結合，佐以文文化人類學的生態觀點，以華夏文化邊緣帶之特定區域，作一長時段的考察分析，為前人研究闕如之處有所補白。 在一個特定的區域環境下，基於其地理環境背景，其生活方式乃其有某些發展的可能性與限制性。河湟地區處於過渡帶，在生態環境具過渡特色，就考古文化上亦屬學界所謂的文化傳播帶。由新石器時代到漢代為止，河湟地區的考古發掘顯示河湟經歷了混合農業生態到遊牧生態的變化過程，反映了河湟地區地形對農業定居生活發展的限制，須利用不宜農耕的高地植物資源以適應環境。史料記載秦漢以前，河湟「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而秦漢時期的河湟，則為羌的活動領域之二，過著「田畜」兼營的生活。兩漢時期河湟羌人已成為河湟人群的專稱，雖然河湟羌人是在考古上消失的人群，然此正顯示河湟人群在經濟生態上的變遷，河湟有持續遊牧化的趨勢。羌為中國古對居處西方之人的泛稱，其「牧羊人」的特質即反映其屬於遊牧部落社會，不同於中原華夏民族的定居農業社會。因此，羌之所在，即為中原華夏民族西向拓展領域的表徵。 漢代的華夏邊緣已達青藏高原邊緣的河湟地區，且漢朝在河湟的拓展經營，更進一步突破此邊緣；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河湟並未呈現明顯的漢化轉變，直到唐代始以統一政權再度經營河湟，重現漢代的政治形勢，而唐代中葉吐蕃入據河湟，更將高原遊牧生活方式引入河湟，奠定日後河湟人群生態的基礎，顯示漢化的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實不宜在河湟立足；此生態上限制的形成，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發展乃關鍵所在。魏晉南北朝時的氣候轉寒與政治環境的複雜，以及東西向商旅環境的變化，皆使河湟的遊牧趨勢得到強化，而此對於起源於西藏高原農業谷地，並且在向外發展過程中兼併高原遊牧人群而興起的吐蕃而言，實具有擴延發展、與華夏交鋒之利。觀近代以來河湟人群的組成與分布，漢、回民主要生存於農業谷地，其餘地區則為多民族分布地帶，尤以藏民為主；河湟之藏化，可溯自唐代吐蕃入據河湟的發展，將青藏高原的高地遊牧活動根植河湟，構成串聯高低地農牧人群生態的體系，使河湟成為唐代以後諸朝所稱「番族」的居地之一。因此探討魏晉到隋唐時期河湟人群生態變遷，在於分析漢代經營的河湟農牧邊緣地帶，歷中國南北分裂局變至隋唐再次一統天下，華夏文明在中國西部發展的歷史轉折；不同人群陸續進入河湟，除延續原有生活方式外，如何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以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開發利用與爭奪本地資源，以釐清漢代以後河湟之所以未沿襲漢代經營模式而漢化的原因，明瞭河湟高原遊牧生態性質形成的過程，以及決定河湟區域文化型態的關鍵。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本文的目的在以計量方法，將台灣地區工業品進口需求作一細分化的分析。探討各類 工業品進口之影響因素、需求彈性以及當影響因素變動時，被決定因素的反應速度。 本文分五章： 第一章敘述本文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解釋變數的選擇及其限制。 第二章為模型的建立，首先作文獻的探討，接著在需求反應落後的假定下，建立各類 工業品之進口需求方程式。 第三章為實驗分析，就中華民國進出口貨品分類表中第卅一小類至第四十八小類，分 別加以討論。 第四章比較分析各解釋變數對不同類別工業品之影響程度。 第五章為本文之結論與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