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闡述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理論中對於公民概念的看法，並且試圖透過這樣的檢視過程發現密爾公民理論對於當代民主政治所可能有的啟發作用。長期以來，密爾被視為自由主義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因為密爾在闡述自由此一概念上所做的巨大貢獻所致。 但是自由的巨大光芒遮蓋住了其他層面的堅持，筆者並非認為密爾忽略了諸如社群與公民責任這些面向，而是後來的解讀者讓這些面向變得不重要，事實上只要我們用心閱讀密爾對於公民品質的要求就不難發現這其中與自由原則的巨大差異。筆者以為透過將自由作為基礎的條件之一來論述密爾的終極關懷是一個好的出發點，但若將其作為終點則必將是個錯誤的詮釋。 本論文主體共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論述密爾對於公民品質內容的要求為何，這其中包括了德性、智性與主動性三方面的要求；第二部分則論述達成公民品質所應具備的制度性條件，包括了自由的社會、代議的政府與公平的經濟體制；最後一個部分則論述內在改善對於公民品質與條件的設定所具有的衝擊性，這是密爾思想的轉折，也是我們去思索民主政治前景的重要線索----與其殫精竭慮地思索良善的制度何在，不如先思考一下我們要變成什麼樣的人吧！

本文凡六章，除諸言及結論外，分章就政府職能理論，租稅總論租稅各論及公債理論。加以研討。 一、關於政府職能及經費理論: 密爾將政府的職能劃分為必要的與法定稅率之比，則為累退稅。 ( 二 )假如納稅人的邊際儲蓄傾向等於一減較小級距約有效稅率與法定稅率之比，則為比例稅。 ( 三 )假如納稅人的邊際儲蓄傾向小於一減較小級距的有效稅率與法定稅率之比，則為遞減累進稅。 三、租稅各論: ( 一 )所得稅: 他曾明確指出，實行所得稅必須具備四個要件: (1) 最低生活費免稅; (2) 就超過最低生活費以上部份，按此例課稅; (3) 儲蓄投資部份不計入課稅所得; 及(4) 公眾道德良好。人人皆誠實申報。而第(4) 個要件為先決條件。他一再地說，儲蓄投資不予免稅的所得稅，不能算是公平的。因為他認為若無此項免稅，則對於儲蓄不無重複課稅之嫌。 ( 二 )土地稅: 對於非因勞力或資本支出所致的土地增值( 應剔除貨幣貶值兩增值的部份 )，國家得視需要，課以百分之百以下( 含100% )的任何稅率。亦即土地( 包括市地及農地 )因自然因素而引任意的兩種。他以為政府除了國防、司法、治安及教育等必職能外，不宜做得大多。因此主張政府的課稅職能愈小愈好。換言之，既持經費縮小論。然則，他認為政府對於攸關公眾利益而為人民所不願經營者，應責無旁貸的負責執行，諸如道路、橋樑、港埠、水利工程等基本公共設施，應加建設，以利經濟發展的嘉惠百姓。他指陳法律規定未盡完善與司法行政效率低落將產生不良的經濟後果。但暴君誅求，貪官斂財，其為害尤甚。自由約喪失較之生命財產保障的不足，其弊損為大。他不贊成政府對高利貸及工人為工資問題所採取的集體行動而加以干涉。 二、租稅總論: 他贊揚亞當斯密司的課稅四原則，然而，關於公平原則，他卻主張採能力說，而按此課稅，也就是平等犧牲的原則。他所謂比例課稅，係指就超過最低生活費以上部份比例課征。但又主張儲蓄與投資的部份應予免稅，故實質上，可能是遞減累進稅，或比例稅，或累退稅，端視納稅人的邊際儲蓄傾向而定: ( 一 )假使納稅人的邊際儲蓄傾向大於一減較小級距約有效稅率與額度等兩個原則，則未嘗不可發行公債。

本篇以政府採行租稅混合為為核心，在產市勞市交互運作影響下，作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的兩部門一般均衡分析。我們不僅從租稅收入面探討租稅逃漏，更將觸角延伸至至政府支出面。最後，以這樣架構下分析公共財的Samuelson條件。 　　本文大致上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數學比較靜態及數值分析，討論政府的租稅工具－直接稅和間接稅，公共財，懲罰工具－逃漏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懲罰稅率，等政策工具對經濟變數尤其是逃漏的影響。第二部分，我們承襲Usher(1986)，討論有租稅逃漏時對政府採行租稅混合稅制下公共財的提供成本，亦即Samuelson條件。 　　第一部分，我們發現：所得稅率和消費稅率提高均使地下勞工比例上升。透過租稅混合效果下，對地下對黑市勞工比例影響不確定。可是隨著消費稅期望懲罰率逐漸提高，所得稅率比消費稅率對地下勞工比例的影響來得大，故租稅混合在此情況下抑制逃漏的效果也將更佳。此外，當原本地下經濟很小及消費稅稅率較高時，則租稅混合抑制逃漏的效果也將不太大。 　　消費稅和所得稅期望懲罰率對經濟體系的影響恰與與消費稅和所得稅的影響相反，而且前者相較於後者更能抑制消費稅逃漏，政府提高這兩種懲罰率均能抑制地下勞工比例，然而卻是以降低地上勞工工資為代價。 　　公共財對經濟體系的變數影響不確定，但是可發現若公共財對地上經濟生產越具生產力越能抑制地下勞工比例。 　　第二部分，我們發現：當查核成本是固定時，在有逃漏情況下，除了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下的扭曲成本，亦即租稅混合對稅基的影響，尚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下對逃漏的影響。另一方面，公共財對地下勞動比例和消費稅稅基的影響也關係著公共財的提供成本。當查核成本是內生期望懲罰率的函數時，此時查查核成本是非固定的，公共財的提供成本除了受前項的考量因素影響外，尚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及公共財對淨查核成本的影響。

本論文以十七世紀英國千禧年思想為脈絡，從神學的角度檢視密爾頓千禧年思想的發展。千禧年思想在十六世紀時被斥為異端，但卻在十七世紀初興起，並於英國大革命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密爾頓早年並未相信千禧年王國會降臨人世。從密爾頓1640年之前所寫的短詩中，我們發現他期待這個世界結束後，接續而來的是天國。然而隨著內戰爆發，密爾頓也受到當時盛行的千禧年思想所感染；因而在其反對聖公會神職制度文章中，密爾頓熱切企盼基督早日再臨人世，建立千禧年王國。唯此熱度很快就消退，直到1649年查爾斯一世戰敗後，密爾頓又重燃對千禧年王國的渴望。在為弒君辯護的文章中，密爾頓懇求基督速速降臨，在這個世界興起第五王國。但1652年眼睛全盲後，密爾頓對於忍耐有了更深刻的「洞視」，因而也重新調整他的千禧年思想。密爾頓終於體認到主的日子是無法預測的，人只能忍耐等候神。但他仍然持守對於千禧年王國的信仰。1660年當查爾斯二世即將復辟之時，密爾頓最後一次表達他的千禧年思想。他希望英國共和體制能延續到千禧年王國的來臨。然而這次他並未表達對千禧年王國的急切性。在密爾頓的兩部史詩──《失樂園》與《復樂園》──當中，我們看不到任何的千禧年思想。老詩人似乎重拾他早年的思想：天國的盼望。但同時密爾頓也鼓吹大家追求神在人內心創建的樂園；也就是說，神的國已經降臨：神的國並不是外在物質的邦國，而是內在屬靈的國度。 /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discuss Milton in the context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millenarianism. The writ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Milton’s millenarian ideas through a theological lens. Millenarianism was condemned heretical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ut it aro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reached its zenith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At first, Milton did not believe in the realization of an earthly millennial kingdom. In his early short poems written before 1640, we only find his hope for a kingdom of heaven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However,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 Milt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then widespread millenarianism, and in his anti-prelatical tracts he expected the imminent coming of Christ to inaugurate an earthly kingdom of God. But his fervency for millenarianism was soon quenched, and was not rekindled until the defeat of Charles I in 1649. In his regicide tracts, he urged the imminence of Christ’s Advent to usher in a terrestrial fifth monarchy. Yet his total blindness in 1652 gave him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value of patience, causing him to readjust his attitude toward millenarianism. After two wrong guesses, Milton finally came to realize in terms of experience that the Day of the Lord was unpredictable, and that all he could do was to wait patiently for God’s time. But he still maintain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zation of an earthly kingdom of God. On the eve of the Restoration of Charles II in 1660, Milton for the last time uttered his millenarian hope. He wished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 would last until the arrival of God’s millennial kingdom. Only this time he did not urge its imminence. Millenarianism was absent in Milton’s two epics—Paradise Lost and Paradise Regained. In them the old bard seemed to resume his earlier stance: anticipating a heavenly kingdom of God. But he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enjoying a paradise within heart—t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has already arrived, and it is not an external, physical monarchy, but an inward, spiritual rea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