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ton 移轉原則的要旨，為在不改變原有排序的情形下，可藉由高所得者移轉給低所得者來改善社會分配狀況。該原則雖為 Dalton(1920)七十多年前提出的概念，但在今日我們才逐漸發覺它的價值。在其相關的討論中，Mayshar 與 Yitzhaki(1995)的 Dalton 改善間接接稅異動模型具有相當的貢獻，因為該模型成功地採用 Dalton 移轉原則於間接稅異動的探討中，而避免了社會福利水準難以衡量的難處。 然後在 Mayshar 與 Yitzhaki 的文章中，對社會情況作了過於單純的假設，有關外部性、市場結構，以及稅基侵蝕等種種因素，都未能涵蓋。為了更一般化其模型，我們進一步考慮課稅時經常面臨的租稅逃漏問題，在第三章中建立了考慮租稅逃漏的 Dalton 改善模型，且從而得到具一般性的租稅異動條件，即考慮租稅逃漏的 Dalton 改善福利條件。 為了瞭解上述租稅異動條件的內涵與其應用，在第四章中，我們以較為簡化的假設，建立一個 Dalton 改善最適租稅模型。由 Dalton 改善的最適租稅模型中，我們推導出 Dalton 改善最適租稅原則，以及影響 Dalton 改善最適租稅原則的因素與影響方向。我們發現納入租稅逃漏考量後，最適租稅將不一定是對奢侈品增稅、對必需品減稅，要視稅率與預期稅率的關係而定；且考慮稅率與預期稅率的關係、稅率與預期稅率的差距，以及需求彈性後，將會影響最適租稅原則的嚴苛程度。

過去已有許多關於從價稅與從量稅比較之研究，但既存的文獻都忽略了廠商可能逃漏稅的議題。有鑑於此，本文首度將逃漏利潤稅的因素納入此範疇討論。由於一方面在利潤稅制下廠商的產出決策與逃漏稅決策具有獨立性，另一方面，本文發現，從價稅在相同產量下廠商的最適逃漏稅額與課徵從量稅下相同。因而本文的研究顯示：即使考慮廠商的逃漏稅行為，從價稅制仍然會優於從量稅制。

為探討稅務員最適查稅獎金，以減少其相互勾結，使租稅稽徵更具效率，本文從理論角度出發，以Sanyal模型為基礎，進一步修正其模型，使其更具一般化，並代入數值，分析查核率與舉發率對查稅獎金的影響，最後經由我國數據資料，間接推算適用之獎金制度。 本文的發現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查稅獎金是否可簡化為一單純之表示方式，和其是否需賄賂上層稅務員有關。當其所需賄賂的上層稅務員增加，數學推導將越複雜。換言之，實際的稅務員層級眾多，查稅獎金制度很難達到理論上最適條件的要求。 （二）代入數值運算後，可得一確定且收斂之查稅獎金比例值。此數值受舉發率和查核率交互影響。在舉發率小時，第三階查稅獎金隨查核率上升而上升；第二階查稅獎金隨查核率上升而下降；第一階查稅獎金隨查核率上升而下降。但在舉發率高時，第一階查稅獎金反而隨查核率上升而上升，第三階查稅獎金隨查核率上升而下降，只有第二階查稅獎金不受舉發率之影響，仍隨查核率上升而下降。 （三）導入我國實際數據資料可知，欲使我國稅務員誠實舉發不收賄之查稅獎金，應讓第一階稅務員獲得最多之獎金最高，第二階次之，第三階則給予最少之獎金，且第三階之獎金可隨查核率提昇而微幅下降。

本論文集包括三個部分，首先探討核課期間對逃漏稅行為的影響。實務上稅法都有核課期間的規定，因此本文將核課期間納入考慮並探討其存在對納稅人逃漏稅行為的影響，並對現行稅法規定提供政策建議。研究顯示：(1) 忽略核課期間的考慮會高估逃漏稅的程度，因而會低估政府的預期稅收；此一結果似乎可用來解答為何實務上觀察到的租稅逃漏稅程度遠比理論模型所預測的輕微這個困惑。(2) 與傳統租稅逃漏模型相較，考慮核課期間後，納稅人的預期效用水準較低。有鑑於目前所得稅法中納稅人面對的核課期間都相同，我們建議一種租稅計畫：只要納稅人願意繳納一筆固定的款項，即可在報稅之後由稽徵機關立即核定其稅額，不再面對嗣後的核課期間；倘若納稅人不願意則面對既定的核課期間。文中並求導最適的租稅計畫，以及分析該計畫相對傳統稅制具有柏瑞圖增進的性質。 本論文第二部分旨在分析間接稅逃漏的情況下，從價稅與從量稅之優劣。在課徵從量稅時，納稅人選擇低報數量的方式以達逃漏稅的目的。課徵從價稅時，納稅人除了可以低報產量以外，也可以低報價格來逃漏間接稅。因此，從價稅與從量稅之間除了課稅方式的差異之外，也有租稅逃漏行為的差異，而這個差異將使得傳統文獻所得到的結果有所改變。本文分析發現，考慮租稅逃漏之後： (1) 在完全競爭市場之下，從量稅優於從價稅。此一結果與傳統理論認為兩者等價的觀念截然不同。 (2) 在獨占市場之下，從價稅不一定優於從量稅。這個結果也與傳統理論認為從價稅優於從量稅的結果有所差異。 本論第三部分旨在探討在類似分類所得稅之Dual Income Tax制度下，考量不同來源所得其逃漏稅之難易程度差異，稅率應如何訂定，方符合公平與效率的原則。主要的結果為：從水平公平的觀點來說，應對較容易逃漏的所得應課以較高稅率，對較不容易逃漏的所得應課以較低之稅率。但從效率的角度來看，則反之。

本文前段以Barro(1990)一文中的“生產性政府支出”模型為基礎，依次融入定額、比例、線性累進與級距累進四種所得租稅制度。文中除了對各稅制與經濟成長的討論外，對公共資本的在各稅制下的配置問題亦作了探討；除此之外，亦觀察各稅制對原本生產函數的影響，以致在長期時不同的租稅制度下的經濟發展有不同的結果。 本文後段，藉著傳統以個體為出發點租稅逃漏的探討，我們將逃漏租稅及政府偵查的機制放入了模型當中。討論中發現，累進性的租稅除了扭曲資源配置，也妨礙了私人資本的形成，以致經濟漸走下坡；由家戶所得規避的行為，可以讓使用無效率的資源轉供家戶利用，重新恢復經濟的成長。另外，本文亦對政府所得級距精簡的租稅改革措施提供了理論基礎。

1980年代興起的「策略貿易理論」認為政府應該在貿易中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透過補貼來造成「利潤轉移效果」，進而提升本國的福利水準。不過，礙於 WTO的規定，政府通常無法對於出口廠商直接進行補貼。除此之外，國際貿易理論大多忽略了逃漏稅行為對於廠商生產決策的影響。本文嘗試將出口補貼的議題以及利潤稅逃漏的問題相結合，探討若政府不得使用補貼，則其是否能夠透過降低查核率，使得本國的福利水準上升。而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允許出口廠商逃漏稅未必皆能攫取外國廠商的利潤，而是依稽核方法而異。當政府採取完全隨機的查核模式時，則政府不需進行稽查。但若政府是對申報收益訂定查核標準時，則我們發現在某些限制條件之下，政府的確可以透過對出口的廠商降低其查核率，使得本國的福利上升，且會使得本國廠商的產量超過 Stackelberg 的領導者的生產水準。最後我們考量兩國政府都使用降低稽核投入的情況下，則策略互動關係會變成一個「囚犯困境」，而且沒有適宜的遏止方法。

至目前為止，研究地下經濟的文獻雖已可謂汗牛充棟，但均僅限於租稅逃漏之理論與 實證或地下經濟之實證估計。由於租稅逃漏並不能涵蓋整個地下經濟的範圍，因而為 進一步瞭解地下經濟對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影響，有必要對地下經濟作較完整的理論分 析。再者，近年來地下經濟的估計方法已有進一步的發展，因此亦有必要對我國的地 下經濟規模作更合理與精確度較高的估計。 本文共分五章，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方法、限制等，並定義本文所探討之「地下經濟」。 第二章理論與估計方法之回顧，簡要說明租稅逃漏理論與地下經濟之估計方法的演進 。 第三章基本模型，將地下經濟活動分別導入租稅逃漏模型與簡單總體模型，探討地下 經濟對經濟政策的含義。 第四章實證估計，使用DYMIMIC 模型，配合EM反覆法估計民國51年至74年的地下經濟 規模。 第五章結論。

遺贈稅的課徵不論就效率或公平面都有足夠的理論基礎，但反觀過去十年的遺贈稅收佔整體賦稅的比例，遺產及贈與稅收的規模一直不高，僅有少部分的人需要繳稅。為了支應長照財源，遺產及贈與稅法於民國106年4月底三讀通過，此次修法是自民國98年修法以來另一項重大的變革。民國98年遺產及贈與稅由十級累進稅率改為單一稅率，大幅降低高財富水準者的租稅負擔，卻也產生財富集中於富有者的隱憂，影響遺產稅平均社會財富的社會意義。 　　在不考慮稅基狹小的問題（遺產稅的課徵係針對應稅遺產淨額達一定水準者），遺產稅收規模有限的原因可能為稅法本身的租稅減免，或人為的租稅不順從。本文從合法的租稅規避與非法的租稅逃漏的角度切入，以民國90至104年度遺產稅申報資料，分析影響遺產稅租稅規避與影響逃漏的因素。合法的節稅管道中，相較於免稅額屬於定額的減除，須自行填報的扣除額更具有操控空間，實證結果指出未償債務、農業用地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等扣除額具有稅盾效果，節稅利益隨稅率增加；本文在分析非法的租稅逃漏行為時，將個人逃漏決策分為是否逃漏與逃漏多寡，實證結果指出修法調降稅率後逃漏行為明顯減少，且從持有財產種類、減免規定的適用以及生前贈與行為能夠反映逃漏的傾向。最後，考慮到逃漏與否為繼承人選擇的結果，以Heckman兩階段估計修正，結果也顯示逃漏行為的確受到無法觀察的自我選擇因素影響。 / Despite that estate and gift tax are well-grounded based on efficiency and equity justification, the tax revenue collected accounts for a small portion of overall tax revenues for most countries. As a major part of the efforts to raise revenues for long-term care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passed into law the amendment to raise estate and gift tax rate in April, 2017. This amendment is another major change to the estate and gift tax in Taiwan since 2009 when the government drastically changed the tax rate structure from a ten-bracket progressive rate schedule to a flat tax rate of 10% with a smaller tax base. As expected, the reform in 2009 greatly cut down the tax burden to those having large taxable estate, causing concerns of more concentrated of wealth among the riches. 　　Stepping aside the problem of having a narrow tax base (the basic design of the estate tax is meant to be a class tax on "richest of the riches"), limited tax revenue of the estate tax can also be attributed to tax avoidance and tax evasion. Nevertheless, few studies provided convincing results on estate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 Utilizing the estate tax returns data from 2001 to 2015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ing estate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 in Taiwan. The study of tax avoidance focuses on tax deductions, and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e presence of strong tax saving effects.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ax evasion suggests that the 2009 reform reduced tax incompliance in general, and asset types, tax reliefs, and inter vivo gifts are correlated to the probability of evasion in particular. Finally, results from the Heckman’s two-stage estimation suggest the existence of unobserved missing variables related to both the decision to evade and the amount to evade.

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目前我國租稅逃漏情形，並建立一適用於我國的估計方法，以 估計我國租稅逃漏的大小，從而謀其解決之道。本文共分五章：並就各章內容略述如 下： 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並對本文結構作 簡單敘述。 第二章：探討租稅逃漏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其產生的影響，並對租稅逃漏的估計方法 加以介紹。 第三章：建立一個適用於我國的估計方法，估計我國租稅逃漏的大小，並對資料來源 和其限制加以說明。 第四章：就估計結果分析說明我國租稅逃漏的情形並探討應如何解決此問題。 第五章：針對本文之探討，作成結論。

關於逃稅行為之理論分析，傳統模型均只就納稅義務人「賭博」模式處理。本文則加 以修正擴充，兼顧財政當局資源配置及稅務員貪污行為等因素，試以征納雙方之行為 ，構成一逃稅供需模型，並做比較靜態分析。然後，再以社會損失最小觀點，探討最 適逃稅量。 依據該模型，引用我國逃稅估計相關資料，對稅務行政、逃稅結構以及稅負差異，做 實證研究。最後就實證發現，提出個人看法，以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