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有關最適所得稅理論、所得稅逃漏問題、以及政府最適稽查策略的研究文獻，主要多建立在政府與納稅人間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假設下。本文將此處所謂資訊不對稱，區分為兩種類別的問題：第一種類別是指政府對納稅人獲取所得的能力與勞動供給皆無法得知，但卻可以在無需花費任何成本的情況下，完全掌握到納稅人的所得水準。第二個類別則是指政府不僅無法掌握納稅人的能力與勞動供給，也必須透過查核方能掌握到納稅人的所得水準，而查核工作通常必須付出稽查成本。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探討前述第二種類別的資訊不對稱問題 ，如何影響最適所得稅理論、政府稽查策略、以及納稅人逃漏行為等。至於研究架構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將第二種類別的資訊不對稱問題納入最適所得稅的研究之中。我們主要的重點在於探討當稽查機率並非政府事前政策變數，且政府的稽查策略與納稅人的逃漏稅行為是互為影響時，最適所得稅理論的分析結論，究竟如何改變。第二部分則是探討實務上常見的兩階段查核方式，對政府稽查策略與納稅人申報行為的影響，並比較其與直接隨機查核策略的差異。在此所謂的兩階段查核，是指政府在第一階段先根據以往稽查經驗，分析具逃漏稅傾向者的所得來源或特徵，並藉此建立篩選標準，以對納稅人進行選案分析，俾篩選出具有較高傾向可能從事特定逃漏稅行為的納稅人。其次，再從第一階段篩選出的納稅人，以不同機率或查核方式來進行第二階段的隨機查核。

本篇以政府採行租稅混合為為核心，在產市勞市交互運作影響下，作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的兩部門一般均衡分析。我們不僅從租稅收入面探討租稅逃漏，更將觸角延伸至至政府支出面。最後，以這樣架構下分析公共財的Samuelson條件。 　　本文大致上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數學比較靜態及數值分析，討論政府的租稅工具－直接稅和間接稅，公共財，懲罰工具－逃漏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懲罰稅率，等政策工具對經濟變數尤其是逃漏的影響。第二部分，我們承襲Usher(1986)，討論有租稅逃漏時對政府採行租稅混合稅制下公共財的提供成本，亦即Samuelson條件。 　　第一部分，我們發現：所得稅率和消費稅率提高均使地下勞工比例上升。透過租稅混合效果下，對地下對黑市勞工比例影響不確定。可是隨著消費稅期望懲罰率逐漸提高，所得稅率比消費稅率對地下勞工比例的影響來得大，故租稅混合在此情況下抑制逃漏的效果也將更佳。此外，當原本地下經濟很小及消費稅稅率較高時，則租稅混合抑制逃漏的效果也將不太大。 　　消費稅和所得稅期望懲罰率對經濟體系的影響恰與與消費稅和所得稅的影響相反，而且前者相較於後者更能抑制消費稅逃漏，政府提高這兩種懲罰率均能抑制地下勞工比例，然而卻是以降低地上勞工工資為代價。 　　公共財對經濟體系的變數影響不確定，但是可發現若公共財對地上經濟生產越具生產力越能抑制地下勞工比例。 　　第二部分，我們發現：當查核成本是固定時，在有逃漏情況下，除了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下的扭曲成本，亦即租稅混合對稅基的影響，尚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下對逃漏的影響。另一方面，公共財對地下勞動比例和消費稅稅基的影響也關係著公共財的提供成本。當查核成本是內生期望懲罰率的函數時，此時查查核成本是非固定的，公共財的提供成本除了受前項的考量因素影響外，尚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及公共財對淨查核成本的影響。

租稅規避是行為人採取稅法規範文義所不能涵蓋的法律形式，實現稅法所欲掌握的經濟狀態，藉以減輕或免除租稅負擔的行為，本質上屬於稅法規範目的與規範文義間的不一致，亦即法律漏洞的利用。 由於租稅規避在我國法上，欠缺類似德國租稅通則第42條的概括否認規定，有學者認為依據租稅法定原則，應禁止以類推適用或目的性限縮創設或加重人民的租稅負擔，因此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否則不得否認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不過本文認為，雖然稅法條文是唯一可合理要求人民有所認識的對象，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稅法原則上不得作不利於人民的類推適用，不過在租稅規避，由於行為人對於稅法漏洞的存在已有認識、具有主觀的規避意圖，其信賴不值得保護，應例外允許以類推適用否認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 多數見解認為租稅規避的構成，應以存在法律形成可能性的濫用為要件，少數見解則認為租稅規避的否認，即是稅法解釋與適用的問題，因此是否構成租稅規避，應回歸各稅法的規範目的，判斷其所欲掌握的經濟狀態是否實現，不以濫用為要件。本文認為，由於租稅規避的否認是稅法類推禁止原則的例外，為避免人民遭受不可預測的損害，租稅規避的否認，應以行為人客觀上採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及主觀上具有規避意圖為要件。由於濫用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屬於抽象、不明確的概念，因此在判斷是否構成租稅規避時，得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值得注意的非租稅理由作為輔助。 雖然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應予否認，不過規避行為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的行使，本身不具可罰性；且稅捐稽徵法第41條的處罰，以作為犯為限，因此租稅規避僅限於行為人在稽徵機關調查事實時，有故意虛構或隱匿事實的情況，始得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的規定處罰。至於規避行為能否以各稅法有關漏稅罰的規定處罰，應視各稅法的處罰要件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本研究使用台灣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資料並且以托賓自我選擇模型來檢視租稅逃漏、稅務選查與會計師稅務簽證三者的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台灣的稅務機關在查核預算的限制之下會進行有系統的稅務選查程序；進一步來說，使用會計師稅務簽證的企業組織較不易被稅務機關選查。此外，企業組織的重要特徵如規模、財務狀況、獲利能力以及會計師稅務簽證的使用與否將會影響企業組織的租稅逃漏額。最後，我們發現會計師稅務簽證的使用對於租稅逃漏的影響會隨著公司的規模大小而改變，營收大於一億的企業組織若使用會計師稅務簽證將會比未使用會計師稅務簽證的企業組織有更高的逃漏稅額。因此，我們認為與會計師稅務簽證相關的政策法規可能需要重新評估是否適切。 / This study uses the business income tax dada in Taiwan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udit selection, tax evasion, and the usage of CPA-attestation. Tobit model with self-selection is used in this study.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tax agencies in Taiwan employ a systematic audit selection process,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audit budgets. Additionally, firms using CPA-attestation are less likely to be selected for audit.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evidence that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firms, such as size, financial position, profitability, and the usage of CPA-attestation, may influence the amount of tax evasion. Finally,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CPA-attestation on tax evasion may vary with different sizes of firms using CPA-attestation. Hence, the policy and tax regul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usage of CPA-attestation may need to be re-evaluated.

由於傳統探討逃漏稅行為之文獻皆假設商品之消費可無限細分，然而假設商品之消費皆可無限細分並不符合現實世界的情況。因此，本文設定一模型包含了可無限細分之財貨及不可無限細分之財貨，目的在於探討納稅人在存在不可無限細分之財貨的環境下是否會改變其逃漏稅決策，進而得出不同於傳統逃漏稅文獻之結論。而為了與傳統逃漏稅文獻相對應，除了商品具不可分割性的假設之外，其餘參數仍沿用傳統逃漏稅文獻之設定：所得、稽徵機率和處罰倍率皆為外生。 透過模型設定，本文得到了三個和傳統逃漏稅文獻十分不同的結論。第一，在商品不可無限分割之下，納稅人願意進行逃漏稅的條件相對於藉由傳統逃漏稅模型所得之條件寬鬆，甚至是願意在對其不利的條件之下進行租稅逃漏。第二，逃漏稅額與稅率之間不全然為單調遞減的關係，其方向並不明確。因而可以改善傳統逃漏稅模型預測最適逃漏稅額與稅率之間為單調遞減關係之結果，使其更加符合現實世界的情況。 第三，在商品具有不可分割性的假設之下，納稅人的風險偏好會因而改變使其不為一純粹的風險趨避者。因此，本文發現若是政府藉由調降政策變數以允許納稅人進行租稅逃漏，則政府之預期稅收會因為允許納稅人逃漏稅而提高，進而得以提升整體之社會福利。最後，在本文的設定之下，最適的處罰倍率不必然為無窮大。 / Traditional tax evasion researches all assumed that consumptions of goods are divisible, but those assumptions do not conform reality. Thus, our research set a model include one divisible good and one indivisible good in order to inquire that if taxpayers change their tax evasion decision under the assumption. In order to correspond to traditional tax evasion researches, our model still practices the settings of traditional tax evasion researches, which include exogenous income, fine rate and probability rate. Through the setting, our research obtained three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ax evasion researches. First, under our assumption, taxpayers are more willing to evolve in tax evasions even the conditions are unfavorable to them.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evasion and tax rate is no longer monotone decreasing.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is able to reform the impractical conclusion obtain by traditional tax evasion researches. Third, under our setting, taxpayers are no longer pure Risk-Averter. Hence, we discover that if government slash the policy parameter to encourage taxpayers evolve in tax evasions, expect revenue of government will rise. Since the expect revenue of government rises, social welfare rises as well.

現行有關逃漏稅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無論在理論推導或實證分析上，多集 中於非法的租稅逃漏（tax evasion）上，而忽略了另一種合法的減少稅 負的方法：租稅規避（tax avoidance）。本文乃將 Falkinger & Walther (1991) 獎懲並行的制度與傳統的租稅逃避（tax aversion）理 論相結合，而以較嚴謹的方式分析聯合的個人租稅逃漏與租稅規避的選擇 行為，即所謂的租稅逃避行為。本文共分為四章十節，略述如下：第一章 為緒論，分為三節，分別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及章節安 排。第二章為文獻回顧，分為三節，以國、內外文獻為探討單元，分別依 時間順序及研究範圍與方法，針對租稅逃漏、租稅規避與租稅逃避聯合決 策行為等三個領域的文獻作假設分析與結論整理，最後則做一小結。第三 章為獎懲並行的租稅逃避理論（ A Mixed Penalty- Reward Tax Aversion Theory ），分為三節，第一節介紹獎懲並行的租稅逃避理論， 主要分成基本假設、模型設立、比較靜態分析和加入獎勵因素後的影響四 部份來討論。第二節乃以獎懲並行的租稅逃避模型與前章中所述較具代表 性的逃、避稅理論模型加以比較。最後則作一小結。第四章為結論，僅一 節。由於另一租稅減少途徑──租稅規避──的存在改變了許多僅討論租 稅逃漏文獻的結論。本文主要的結論是，除了查獲率和邊際懲罰率的變動 對申報所得和避稅所得佔總逃避所得的份額有明確的正向影響外，其他相 關變數如總所得、邊際稅率和邊際避稅成本的變動所造成的影響均不明確 ；而邊際獎勵率的變動對申報所得的影響亦無法確定，然其對避稅所得佔 總逃避稅所得的份額卻造成（反直觀的）負面的效果。此外，提高獎勵率 是否提高或降低其他變數變動的效果，其答案亦無法肯定。這些發現表 示 Falkinger & Walther (1991) 對於採用獎勵制度的優點似乎有誇大之 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