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係根據Calvo and Guidotti(1990)的公債管理模型做修正，探討在不考慮所得分配面，純就資源配置效率面考慮之前提下，本期政府如何透過控制指數化公債之多寡，影響繼任政府之行為，以極大化社會福利。指數化公債數量之控制對社會福利之影響是透過兩個層面，第一種層面稱為「平滑動機(smoothing motive)」，即本期政府藉由減少指數化公債之數量以增加繼任政府融通公共支出之彈性。質言之，政府支出往往有時間上之變異性，為保持預算平衡，各個融通財源工具之數量亦伴隨著產生變異性，然而扭曲稅之變異性會造成效率面之損失（超額負擔），必須做到扭曲稅之跨時平滑才可降低超額負擔，此時為維持預算平衡，必須增加公債之融通彈性，亦即發行名目公債，使繼任政府可發動通貨膨脹以侵蝕名目債務，才能克竟全功。第二種層面稱為「反誘因動機(anti-incentive motive)」，即減少繼任政府偏離本期政府已宣告政策之誘因，例如發行指數化公債以抑制繼任政府發動通貨膨脹，使通貨膨脹率跨時平滑，以維持政策一致性。 由於平滑動機和反誘因動機之政策工具是相衝突的，便本期政府對最適指數化公債比例之選擇問題複雜化，端視經濟環境之背景而定。此外，若加入Friedman(1968)提出之菲力蒲關係，進一步將降低失業率此一實質變數做為政策目標時，本期政府對最適指數化公債比例之選擇又會有所改變。

本論文從政策評估的角度出發，主要採質化評估方法，以立意抽樣，透過十二位學者專家、八位政府單位承辦人員的深度訪談，四十位公設民營機構主管及業務代表結構式訪問收集質性研究資料，試圖建構學者專家們對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與法規的評估面向，政府單位及受委託社會福利公設民營機構對執行民營化的總體評估，彙整詮釋質化資料以評估分析執行面向，期以提出政策性建議。 研究主要發現： 就政策規劃層面來看，政府對那些社會福利服務項目適合委外辦理缺乏全盤深入的考量，雖是民間機構與政府共同合作，然以目前契約大部分都由政府單方面擬定情形看來，民間公設民營社福機構並未能與政府建立所謂的夥伴關係。政府常缺乏對未來福利服務新趨勢掌握的能力，既要求社會福利「公設民營」機構服務多元化，而本身因尚未確立若干社會福利政策走向，導致措施更迭迅速，角色功能混淆不明。而現階段民間機構既要勝任「公設民營」委託，也要接受監督管理，以確保相當的服務品質，維護民眾的福利權益。 就評估檢視層面而言，歸納民間社福機構進入契約委託關係，樂意承接公設民營的理由，從具體的房舍與經費提供與補助到抽象的實踐機構理念與社會認可，從服務擴展的直接效果到學習組織管理與社會募款能力的附加效果，從為弱勢族群提供服務到組織爭取福利的自立自主，都是效益誘因。 我國推動公設民營所面對的民間社會福利供給面生態，除具有資源集中化特徵外，學者指出雖然目前的社會福利生態環境並無法產生實質上的競標，但未來發展趨勢如何避免強制競標帶來的衝擊後果，卻是深值注意的。 本研究提出的對策建議： 一、政府應積極加強福利服務契約委託的供需規劃、資源整合及監督管理的能力，建議社政部門在公設民營機構的管理上應掌握服務產出之質與量。同時應將多年來公設民營的經驗、相關政策變革逐年加以研究統整，訂出檢視的期程以有效處理公設民營問題，務求有適當的監督管理機制。 二、目前整個社會福利公設民營契約委託的實務運作，建議需循序漸進，以結合民間參與以落實扶植民間的政策目標，規劃適當的委託方案。 三、參酌修訂執行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的相關法規，對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政府採購法的執行，可能帶給社會福利服務公設民營業務的影響，應提出因應的對策。 四、政府應研訂更合理的社會福利民營化機構評鑑制度。 綜言之，社會福利民營化在我國歷經近二十餘年光景，政府藉由推動此一契約委託制度，福利服務供應在種類上與數量上逐年均有大幅的成長，民間社會福利機構也隨之蓬勃發展，展望未來公設民營已然成為政府福利服務輸送的主軸，確實需要更多的政策評估與學術研究，一則著重於政策評估，從實務運作中鎖定問題，再者從決策的結構背景中，釐清問題的本質從而尋求對策，以期發揮有限社會福利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最大效用。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社會福利支出規模與成長之適當合理狀態，具體而言，主要目的有 三： 第一、從政策方針與學理依據上，確定政府應承擔的社會福利範圍與程度。 第二、考慮政策需要、供給限制及需求的質與量等因素，探討建立合理推估指標的可 能性。 第三、根據上述架構建立的合理指標，推估未來的最適水準與成長。 研究內容的範圍為我國各級政府社會福利的支出面，未包含民間慈善機構的支出，也 不涉及財源收入而，不過，在分析過程中，仍注意到支出與收入必須配合的基本原則 。資料蒐集的範圍，除根據國內外已有的統計資料，並就中央、台灣省、台北市及高 雄市等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作時間序列( 71會計年度至77會計年度 )分析, 以及各縣 市、各鄉鎮彙總等政府作橫斷面(72 會計年度與76會計年度) 分析. 研究架構主要可分為以下四部份: 第一部份為實證(Positive)分析, 透過背影資料的分析, 以瞭解我國與各國政府在社 會福利方面扮演的角色. 第二部份為規範(Normative) 分析, 從學理上探討社會福利的基本概念, 進而確定社 會福利支出的範圍、項目與保障程度。 第三部份探討社會福利支出的規模，首先根據上述確定的社會福利範圍與項目，兼顧 需求的質與量，來探討社會福利支出的適當規模，然後嘗試建立各項社會福利支出合 理推估的可能性。 第四部份探討社會福利支出的適當成長，係由所建立的合理指標，考慮政府未來擬加 強的項目，以及需求面質與量的相對擴張，配合計量模型運算，預估未來適當的社會 福利支出水準。

本論文分為六章： 第一章 緒論，分三節，第一節題目界說；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範圍；第三節研究加構 與方法。 第二章 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政策的決策環境，分四節，第一節決策環境的分析架構 ；第二節社會福利思想的基本認識；第三節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需要；第四節我國政 治軍事因素的考慮。 第三章 政策的形成與內容，分四節，第一節政策形成的剖新；第二節政策的目標與 演進；第三節政策的規劃過程與法制體系；第四節政策規劃過程的特質。 第四章 政策的執行，分五節，第一節執行機構與經費；第二節執行情況；第三節職 業訓練；第四節特種考試；第五節資訊系統。 第五章 政策檢討，分四節，第一節檢討架構；第二節問題認定的檢討；第三節規劃 檢討；第四節執行檢討。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實施社會福利已蔚然為世界潮流，尤其以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措施最為完備；開發中 國家亦以此為社經發展的目標。我國經過快速的經濟成長與社會變遷，政府對於社會 福利亦逐漸重視，遂引起從事本文的興趣，本文共分六章十六節如下： 第一章：緒論。內容為本文寫作動機，研究方法及遭遇的困難。 第二章：社會福利的基本概念與發展。共分三節。 第一節：社會福利的起源及發展，旨在正本清源，探討社會福利的本質。 第二節：社會福利的概念與意義。 第三節：社會福利的反省與面臨的責難。 第三章：社會福利支出與財源，共分三節。 第一節：社會福利支出模式，分全民性福利模式與選擇性福利模式。 第二節：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在社會福利的角色。 第三節：社會福利支出的財源。 第四章：社會福利支出的比較研究。 第一節：社會福利支出與經濟成長的關係的理論。 第二節：社會福利支出與經濟成長的實證。 第三節：社會福利支出的趨勢分析。 第四節：開發中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的比較。 第五節：社會福利支出膨脹的原因分析。 第六節：社會福利的展望。 第五章：我國社會福利現況的檢討。 第一節：我國社會福利現況的檢討。 第二節：我國社會變遷分析。 第三節：我國社會福利支出分析。 第四節：我國社會福利經費來源的探討。 第六章：結論。

論文摘要 近年來，美國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 ) 已成為其福利改革的基石，其目的乃是為了協助低所得家庭（尤其是有孩童的低所得家庭）能藉由此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ITC）脫離貧困。此制度主要是透過聯邦與地方所得稅制的設計，提供貧窮家庭可償退 ( refundable) 的租稅抵減，及推介合適工作以挽救勞工家庭脫離貧困，並且防止因為福利救濟所引起的降低工作誘因的弊端產生。此外，英國的工作家庭租稅抵減制（WFTC），與加拿大曾實施的工作所得津貼制度（WIS）皆是用以幫助貧窮家庭的類似制度。 民國九十年國內經濟成長率首次由正轉為負，失業率明顯攀升，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2.5%，且高低所得差距擴大至6.39倍，再再顯示了近年來我國經濟不景氣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因此，本文旨在研擬一套類似EITC方案，並評估其在台灣適用的可行性。在考量「貧窮線」、「家庭戶內人口的年齡別」、「規模經濟效果」、「排除財產所得過高者」、「孩童數」等因素之後，仿效美國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EITC）設計一套國內的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接著，利用「行政院主計處民國九十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進行國內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度的模擬。全台灣地區符合擬議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的家庭約是306,900戶，是低收入家庭戶數的4.57倍，戶數約佔全台總家庭戶數的4.56%，約有1,084,050人，佔全台總人口數的4.5%。此制所需抵減金額總計約達70億元台幣，孩童數0家庭平均可獲4,711元抵減、孩童數1名的家庭平均可獲19,474元抵減、孩童數2名平均可獲28,530元抵減。 在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度對勞動供給的影響部分，本文僅考慮男性經濟戶長的勞動供給變動。整體而言，在「抵減遞增階段」勞動供給量的變化都是增加的，但在「抵減遞減階段」的勞動供給量變化則都是減少的，且減少的幅度大於「抵減遞增階段」所增加的幅度。故而擬議制度中，男性經濟戶長的整體勞動供給量變化是減少的。雖然「抵減遞增階段」增加的勞動供給量全數被「抵減遞減階段」減少的勞動供給給抵銷掉，但是相較於傳統福利制度對於勞動供給的不利衝擊仍是較小的，且它具有刺激低所得家庭投入勞動市場的有利工作誘因。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ITC）幫助低所得勞工家庭，且可避免傳統福利措施的福利依賴的弊端。國內許多低所得勞工家庭，往往無法被低收入戶救助的經濟安全網所網羅，透過此制度，不僅可幫助這些處於相對貧窮的勞工家庭，更可以促進整體的「勞動參與率」，故而此制度的精神頗值得正朝福利國家邁進的我國學習。

在民主意識高的社會，各政黨高喊「福利國家」，作為競選策略。曾幾何時，已演變成「福利國家」到「政策買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挾帶出一張又一張的競選支票，各項社會福利猶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各政黨競相以社會福利政策為訴求，各候選人為討好選民，往往以從操控財政政策、政府預算上著手。此種這種伴隨著選舉使得政府財政隨之波動的現象成為「政治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在這樣的選舉洗禮下，我國的社會福利呈現出怎樣的面貌？本文針對台灣地區民國87年至民國95年間23縣市的統計資料進行迴歸分析，說明政治景氣循環對臺灣地方社會福利之衝擊。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首先驗證臺灣地區社會福利發展確實隨著選舉循環波動，符合呼應著投機派政治理論循環的推論及Schulats(1995)、Clark、Reichert、Lomas and Parker(1998)提出的政府藉由選舉政策操控地方經濟的論點。其次，我國地方社會福利支出具有明顯的地方特定效果與時間效果。實證分析闡明社會福利支出確實存在嚴重的地區間的差距，產生水平不平衡的情形。以新竹縣、台北市、基隆市相對於其他轄區社會福利支出較多，推估可能為人文地理與經濟發展情況均較其他轄區進步的地方無法量化之特質所影響。再以透過時間效果分析顯示社會福利支出易受政策的變動與總體景氣之影響。 最後，本文採用三項政事別支出等統計模型證明在大舉擴張社會福利支出之際，嚴重排擠他項重要政經支出。

本文的目的是在於探討各先進國家（如瑞典、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等 國）的社會福利政策利政策形成模式，歸納出外在、內在環境因素，並據 以嘗試建構適合我國環境之社會福利政策之形成模式。本文研究內容共計 六章，第一章「緒論」，本章乃對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研究方法、限 制及架構作概略性的敘述。第二章「社會福利政策形成之外在因素分析」 ，本章試圖從各相關文獻中整理出社會福利發展的理論（如經濟決定論、 聚合理論、文化決定論、擴散模式、衝突理論及國家中心論等），並評估 這些理論對各個國家在各個階段時期之社會福利發展的解釋能力。並依據 評估結果分析社會福利政策形成之外在因素。第三章「社會福利政策形成 之內在因素分析」，本章敘述伊斯頓的政治動態系統理論中的內在環境主 要因素有民意、精英分子、利益團體、政黨、官僚等政治行為者與社會福 利政策形成之關係。第四章「各國社會福利政策形成之分析」，依據前二 章理論探討的結果，分別對瑞典、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之社會福 利政策分析其形成之內在、外在因素。並作成一分析表，以為此章之小結 。第五章「我國社會福利政策形成之分析與建制」，本章討論我國社會福 利政策形成，再參酌各國社會福利政策形成之模式，嘗試建立一個適於本 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系的社會福利政策形成模式。第六章「結論 」，為本文之總結。

社會福利與產業競爭力是一個因果關係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到底是先有好的產業還是要先有好的社會福利？就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本論文在研究世界上身心障礙福利比較好的國家，相對的該項福利相關的企業全球競爭力較其他國家更強，此論文以歐洲的丹麥、瑞士助聽器產業以及澳洲的人工電子耳產業與福利政策為例，發現好的福利社會福利如同好的土壤可以長出好的相關產業產生全球競爭力，在全世界所賺的錢足以挹注該國的相關福利，產生良性循環，在國家正在轉型與生物科技發展的時候，有很好的啟示與鼓勵。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針對社會福利政策與身心障礙福利政策意涵與發展討論，了解目前台灣的福利政策現況與存在問題，探討過去研究有關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的文獻。針對聽障福利，由造成聽障原因與種類開始介紹，了解助聽器的發展乃至人工電子耳等相關資訊，對於目前產業現況也做一詳細介紹，從中了解助聽輔具產業的相關特性與背景。之後進一步討論聽障福利在各個不同國家的做法，針對丹麥、瑞士、澳洲、台灣以及大陸的聽障福利加以探討，最後針對丹麥、瑞士、澳洲，三個國家中，擁有強烈競爭力的公司，分析具體競爭優勢所在。 本文研究以台灣目前助聽器產業發展現況分析，並提出建議。接著對產業政策以人才培育、市場發展、研發專利等方向切入，培養產業競爭力。最後借助中國大陸為市場，提出相對應策略。在資源有限需求無限的情況下，結合產業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共同推行，使相關產業進而發展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該產業所創造的收益將足以讓聽障福利的得更多的幫助，從各國的分析可知，不僅能自足還有盈餘，充分證明只要有好的聽障福利政策，廠商發現有發展潛力，自然會努力發展出更有競爭力及創新的產品進到成為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成為良性循環。

2009年完成的內政部升格改制審查會議將台北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與高雄縣市升格或合併升格為直轄市，這次的直轄市升格可說是我國邁向地方財政分權的重要里程碑。不過，地方財政分權後，地方的財源增加，能否因為提升地方資源分配效率而創造更大的整體利益與人民福祉，仍有待驗證。而截至目前為止，大部份關於財政分權影響公共服務提供的實證文獻都集中研究焦點於公共支出的總規模上，探討財政分權對公共支出組成項目之影響文獻是有限的，且該類文獻也多集中於基礎建設支出、教育與醫療支出，唯有一篇Oates於1999年提出相關理論：由於低所得和高所得的家計單位皆具有流動性，地方政府若重視社會福利支出，將更容易吸引窮人移入而使富人離開，所以財政分權下的政策將促使救助低所得之社會福利支出提供不足。因此，基於過去的學術文獻並未實證探討財政分權對社會福利支出(social spending)規模的影響；而且國家的財政分權程度可能會因政治組織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文將選樣國家區分成單一制和聯邦制，利用1996-2004年12個單一制國家和5個聯邦制國家的資料，並使用追蹤資料的分析方法和相關檢定，期望能分析財政分權與福利國家是否為衝突的政策目標。 本文的結論主要為當國家以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單一制與聯邦制區分時，其財政分權程度會對於該國的社會福利支出規模有不同的影響。由於，單一制國家相對聯邦制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財政分權程度較低，地方政府的有效職能均由中央政府掌握，並且社會福利支出往往也是中央政府進行所得分配功能的工具之一，在此條件之下，地方政府的地方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自然提高；另外，當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不足，甚至較大比例是由中央政府移轉來支持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支出往往就被排擠，而被經濟導向的支出所取代。在聯邦制的國家中，由於地方政府在某些領域擁有獨有的權力，地方之間競爭的壓力自然增強，為了吸引有錢人或外資移入，對經濟發展影響較小的社會福利支出很容易成為犧牲的目標，因而形成聯邦制國家的地方政府在支出分權和收入分權上，和社會福利支出規模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