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完成的內政部升格改制審查會議將台北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與高雄縣市升格或合併升格為直轄市，這次的直轄市升格可說是我國邁向地方財政分權的重要里程碑。不過，地方財政分權後，地方的財源增加，能否因為提升地方資源分配效率而創造更大的整體利益與人民福祉，仍有待驗證。而截至目前為止，大部份關於財政分權影響公共服務提供的實證文獻都集中研究焦點於公共支出的總規模上，探討財政分權對公共支出組成項目之影響文獻是有限的，且該類文獻也多集中於基礎建設支出、教育與醫療支出，唯有一篇Oates於1999年提出相關理論：由於低所得和高所得的家計單位皆具有流動性，地方政府若重視社會福利支出，將更容易吸引窮人移入而使富人離開，所以財政分權下的政策將促使救助低所得之社會福利支出提供不足。因此，基於過去的學術文獻並未實證探討財政分權對社會福利支出(social spending)規模的影響；而且國家的財政分權程度可能會因政治組織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文將選樣國家區分成單一制和聯邦制，利用1996-2004年12個單一制國家和5個聯邦制國家的資料，並使用追蹤資料的分析方法和相關檢定，期望能分析財政分權與福利國家是否為衝突的政策目標。 本文的結論主要為當國家以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單一制與聯邦制區分時，其財政分權程度會對於該國的社會福利支出規模有不同的影響。由於，單一制國家相對聯邦制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財政分權程度較低，地方政府的有效職能均由中央政府掌握，並且社會福利支出往往也是中央政府進行所得分配功能的工具之一，在此條件之下，地方政府的地方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自然提高；另外，當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不足，甚至較大比例是由中央政府移轉來支持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支出往往就被排擠，而被經濟導向的支出所取代。在聯邦制的國家中，由於地方政府在某些領域擁有獨有的權力，地方之間競爭的壓力自然增強，為了吸引有錢人或外資移入，對經濟發展影響較小的社會福利支出很容易成為犧牲的目標，因而形成聯邦制國家的地方政府在支出分權和收入分權上，和社會福利支出規模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

過去國內社會住宅之研究多著重於住宅問題面，較少探討對於所得分配之影響。各縣市目前提供的無論是國民住宅或合宜住宅等，數量不多且未考量到縮減貧富差距。為了解社會住宅對於縮減貧富差距是否有所助益，因此本文運用文獻回顧及實證分析法，研究所得重分配的2個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第一、社會福利支出的所得重分配效果大於租稅的所得重分配效果。近年來，無論是臺灣或國外，社會福利支出已成為限縮所得差距擴張的主要因素。本文利用1980年至2013年間之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計算，並採用多元線性迴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迴歸結果顯示：1.經濟成長率對於所得差距倍數、社福支出改善所得差距的倍數、賦稅改善所得差距的倍數，都有顯著負向影響。2.時間趨勢對於所得差距倍數、社福支出改善所得差距的倍數、賦稅改善所得差距的倍數，都有顯著正向影響。3.大學學歷以上就業者年增率對於所得差距倍數、社福支出改善所得差距的倍數都有顯著正向影響。在臺灣，尤以經濟不景氣時，社會福利支出相較於租稅，有更為顯著的所得重分配效果。 第二、社會住宅戶數越多、租金折扣越高，越有助於縮減所得差距。社會住宅不僅僅是在於解決住宅問題，更可以做為所得重分配的工具。本文利用大島指數對臺北市松山寶清段的692戶社會住宅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社會住宅提供後，無論是臺北市或松山區的所得差距倍數皆呈現下降。而且當社會住宅戶數越多、租金折扣越高時，所得差距倍數下降幅度越大，所得重分配之改善效果越強。

多層級政府間符合公平效率分工原則為物價穩定及所得重分配的兩項功能由中央政府負責，資源配置則應屬於地方政府的職責。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探討臺北市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經濟發展支出及社會福利支出之財政意涵，亦即是否符合多層級政府職能分工公平效率的原則。 透過臺北市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經濟發展支出及社會福利支出趨勢分析及支出內涵的探討，同時藉由迴歸實證分析影響臺北市財政支出結構的主要因素，可以發現：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方面，較屬配置面，應由臺北市政府負責，臺北市因師生比降低而使教育支出增加，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已占歲出的最大項目，符合多層級政府分工原則。 經濟發展支出方面，較屬配置面，應由臺北市政府負責，臺北市因第三級產業比提高而使經濟發展支出增加，但卻因為市府財政狀況及社會福利支出的排擠而減少，占歲出比例目前落居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及社會福利支出之後，不符合多層級政府分工原則。 最後，在社會福利支出方面，較屬分配面，應由中央政府負責，臺北市因稅課收入增加及執政黨別的影響而使社會福利支出增加，臺北市社會福利支出占歲出比例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為臺北市政府第二大支出項目，不符合多層級政府分工原則。

區域間由於發展背景與功能取向不同，以致各地區社會福利支出比例有所差異，對治安與生活品質亦造成不同的影響。社會福利制度是促進整體社會平等、維持人民生存的重要體制；犯罪人口的多寡，則是影響國家成長與進步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台灣地區社會福利支出對總犯罪率、各年齡層（少年、青年與成年）及失業者犯罪人口率之影響程度，並進一步分析不同社會福利補助支出對總體犯罪率及上述不同群體的個別影響方向。研究範圍為1999-2009年台灣地區23個縣市別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利用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ixed-effect model）同時分析各縣市之個別特質與時間趨勢效果，可對討論議題提供精確的估計結果。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各縣市社會福利支出與總體犯罪率間不存有顯著關係。進一步分析五種社會福利補助支出，發現家庭生活扶助對於改善整體及各年齡層的犯罪問題皆具有良好效果；其他如就學生活補助、醫療補助與急難救助對部分族群之犯罪問題亦有正面幫助。唯失業給付對犯罪問題並無正面影響。因此建議可藉由調整社會福利支出的比例以降低犯罪問題的發生。 / As the mode of growth and orientation policy in various area are different, resulting in proportion of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and influence on public secur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re also differen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as well as different social welfare assistance on the total crime rate and crime rate of population of specific age groups and unemployed in Taiwan. Using the cross-regional panel data of 23 counties during the period 1999-2009 in Taiwan. The empirical results from two-way fixed-effect model foun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and crime rate. However, analyzing the further five social welfare assistances with regard to improve crime problem has been proved, especially living support assistance.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riminal coping strategy is proposed to adjust proportion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to reduce criminal problems.

本文採取Sen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以平均餘命與學齡兒童就學率為福利的指標，探討臺灣地區1917~1997年間，所得、政府福利支出、教育支出、教育程度與貧窮率對福利的影響。 傳統的福利經濟學以效用來定義福利，所得也是一常常被用來衡量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又稱為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的指標。能力方法以平均餘命為福利指標，並且認為：為了提高人民福利，政府應該重視與人民福祉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教育的普及。雖然這些政策也許不會直接提高一國的所得，但是卻對福利水準有很大的影響。 本文的實證結果印證了Sen的理論。1917~1943年間，在經濟成長慢的環境下，政府的福利與教育政策，提高了人民的福利水準。Dreze and Sen（1989）稱這樣的過程為「支援型」(support-led)的經濟發展。1951~1997年間，在經濟成長快速的環境下，政府提高福利支出與教育的普及，使我國經歷了「成長型」(growth mediated)的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