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為「緒論」，主要有研究動機與目的、前人研究成果回顧、研究範圍界定、研究架構等四小節，為本論文之基礎研究。 三章首先探討的是「遊仙題材的運用」，由於篇幅較大，故分為（上）、（下）二章。本論文以收集賦篇最為齊全的《歷代賦彙》之類目為參考，筆者將運用遊仙題材的賦篇分為五大類，這五大類的分類標準，主要基於遊仙題材出現的場景類似，或者賦家的創作動機雷同：一．曠達、典禮、宮殿、都邑賦，此類賦多以君王為預設讀者，而遊仙題材主要用以描寫貴族的生活側面或居住空間。二．言志、性道賦，遊仙題材與表達個人失志不遇情懷有關，經常流露賦家的生命思考軌跡。三．地理、天象賦，遊仙題材的運用與自然山水有關，或感自然而興懷，或藉自然寄託情志。四．仙釋賦，其中的「仙類」涉及許多仙人、仙境、煉丹等遊仙題材的運用。五．其他，主要指音樂賦，及其他未歸入《歷代賦彙》卻實為賦體之作品。此章乃先釐清遊仙題材在不同賦類中的運用情形，以利於掌握遊仙題材的各種風貌。 第四章探討「遊仙題材的演變」，由於二、三章著重於遊仙題材如何運用，故第四章開始討論遊仙題材的演變。第一節聚焦於「遊的性質」轉變，筆者發現，從先秦歷經漢再至六朝，遊仙題材之「遊」大致呈現了從「神遊」到「盛遊、娛遊」到「玄遊」再到「仙遊」的變化，故此小節以「宗教氣氛濃厚的神遊」、「帝王貴族之盛遊、娛遊」、「憂思與玄遊」、「道教性質濃厚的仙遊」為敘述脈絡；第二節為「仙人、仙境與遊觀」，由於「仙人」、「仙境」及「遊觀」是遊仙題材的三大要素，故此節除了分析遊仙題材是由哪些元素組成？它們如何被組合、運用外，更重要的是以時代為軸線，分析賦家在書寫「遊」、「仙」、或「境」時，強調的重點有何不同？如何遞嬗？第三節分析遊仙賦與神女賦、紀行賦的異同。以神女賦、紀行賦為比較對象的主要原因，前者乃基於屈原〈離騷〉中「遠遊求女」的結構在後代辭賦發展史上分別開展了神女與遊仙二大書寫傳統，故藉由遊仙賦與神女賦的比較，可進一步探尋「求女」與「遊仙」之間的共通特質或互滲情形；後者則基於「遊」與「行」既做為遊仙賦、紀行賦的主要構成要素，故二者均強調時空轉移，且作品中的時空特質亦均遊移於虛實之間，甚值得相互參照、比較。藉著比較遊仙賦與其他賦類的異同，實有助於釐清遊仙賦本身之特色，此亦本節主要寫作目的。 第五章為「遊仙時空之探討」，此章為遊仙賦的深層動機分析。人活在時空的向度□，總是需要借時間的定量與空間的定位，以掌握自己現在身在何方？未來又將身往何處？故遊仙賦中涉及的時空轉移，經常與生命的安頓具有連帶關係。因此，本章主在分析遊仙賦中的時間、空間如何被建構？它具有什麼意涵？而「輕舉──回歸」之間，作者擬傳達什麼訊息？本章期藉由遊仙時空的討論，發掘遊仙賦深層的創作動機與精神內涵。 第六章為「結論」，探討遊仙賦所蘊含的「文學意義」及「美學價值」。筆者以為漢魏六朝辭賦中，雖未見到直接標題為遊仙賦者，然而，遊仙題材著實是賦家十分青睞的一組符號，它不僅呈現豐富的面貌，也反映了許多遊仙詩或遊歷仙境小說較少涉及的生活側面，無疑具有它獨特的文學地位及美學價值。

「漢魏六朝詩論」是一具發展性的詩學課題，明代對漢魏六朝詩的批評極為豐富，復古派為明代詩壇的主流聲音，作為一文學流派，其成員能不斷地豐富前期成員所開創的漢魏六朝詩批評。有鑑於學界對復古派的研究多放在詩學主張與唐詩批評上，而較少注意到復古派在漢魏六朝詩上的批評成果，是以本文以專題研究方式，從「體裁論」、「時期風格論」、「作家論」三個主題呈現復古派評論漢魏六朝詩的全貌，而此三個主題正與復古派「辨體」以論詩相關。 　　復古派在體裁論上的特色是強調要依各種體裁建立不同的典範作品，儘管典範依各體裁而異，復古派皆以情感真誠、語言質樸的審美標準來建立典範。早期成員將漢魏六朝時期詩之區分為四言詩、五言古詩、樂府詩三種體裁，以漢魏詩為典範，中、後期成員則擴大此三種體裁的典範內容，將六朝詩納入可學習的範圍之內，並且注意到漢魏六朝時期處於實驗階段的體裁，如：七言詩、五言四句、七言四句的小詩。綜論復古派前、中、後期對漢魏六朝詩體裁典範的建立，以四言詩、五古、樂府三種體裁評論最豐富。 復古派在時期風格論上最大特色是強調從情感與形式兩方面掌握漢魏六朝詩的演變，重視如何透過語言形式以呈現真誠的情感，以此標準評論漢魏六朝詩之成績。早期成員將漢魏詩劃為同一時期，六朝為另一時期，到中期、後期突顯漢、魏詩之異同以及六朝詩之演變過程。 　　復古派作家論之特色有三點：第一，從情感與形式間之關係論作家風格。第二，復古派結合詩歌史觀念與辨別體裁以建立典範的概念，運用推源溯流的方法將作家置於各體裁發展史中，評價作家的承繼、創新與轉變，呈現漢魏六朝作家在各體裁之源流譜系中的位置。前期、中期成員已確立從詩歌體裁的演變脈絡評價作家之詩歌史位置，然論述不夠詳備，要到後期成員始完備呈現漢魏六朝作家在各體裁之譜系中的位置。第三，受到復古派體裁典範意識的影響，非典範之作家的風格為復古派所肯定，然其文學史地位卻因其詩不符合典範之風格而下滑。 　　綜合上述，儘管明代復古派的創作成績，因模擬而為後人詬病。但是，當我們將創作與批評的範疇分開評價，當能肯定其在漢魏六朝詩批評上的貢獻。因此，即或他們對詩作詩人的高下品評未必能完全獲得認同，但他們建立的批評法則，所開展的漢魏六朝詩的風貌，仍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佛教的醫療知識為幫助其傳播之利器，佛教於漢魏兩晉南北朝傳入中國之時，正遭遇中國歷史上疾疫流行高峰期，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東漢桓、靈、獻帝時期，中國飽受疾疫之害，安世高等沙門譯介不少涉及醫學理論與醫藥知識的佛經，為其能在漢地扎根與勃興的理由之一。佛教有布施、福田的概念，僧尼認為施醫藥既能拯救受病苦的眾生，又是修行的方式，是一項自利利人的行為，故積極地行醫。兩晉寺院為施醫藥之地，至南北朝，南、北方在佛教影響下，皆發展出類似慈善醫療機構的組織，寺院中常儲藏藥材，甚至設置藥藏。僧尼有行醫的動機，又具備醫學知識與醫藥資源，故能通過醫療弘法。 僧傳已經記載沙門學習五明、醫方明或通曉醫藥。沙門翻譯論及佛教醫藥、解剖、生理、病理、養生、食療及以佛醫思想貫穿全文的佛經，還有印度五明學術體系的書，並且撰述醫書或醫方，與世俗醫者交流醫術。經藏中有為數眾多關涉醫學理論、醫喻、醫療事例、禪定、藥物、飲食與咒語的佛經。律藏也有不少藥物使用、外科手術、瞻病細則及日常保健的記載。 　　僧尼能夠提供多種醫療服務，包括助產，治療流行病、腳疾、腹疾、精神疾病和眼疾，所使用的醫療方式可分為俗世醫學與宗教醫療。前者包括針術(針灸與「金針撥障術」)、灸法、藥物和調氣。後者為齋講與持咒。行醫的僧尼常以儀式專家的樣貌出現，充滿神異性格，且佛教文獻努力形塑他們聖手仁心的形象。疾病也是促進僧尼入道的重要原因，而後續發展的描述多側重個人修行，強調他們如何獲得解脫之道。 　　疾病在佛教文獻中常作為一種懲戒、恫嚇的手段，褻瀆三寶與毀佛反佛者經常罹患重症如痲瘋病，病況怪誕慘烈，以此警告信眾，勸他們敬信佛法並禮敬三寶。佛教醫療常從冤業病、業障病與果報觀的角度來詮釋現世身心病痛，此外信奉外道、褻瀆三寶與毀佛反佛皆為宗教性病因，佛教靈驗故事罕見四大不調的生理性病因，因為僧尼行醫，弘法為主要的目的，這些故事旨在將佛教的宇宙論教導給信眾，勸誘民眾敬畏佛法、禮敬三寶，並且貶抑外道。一般信仰者奉佛原則為「惟靈是信」，巫覡與道士是僧尼弘法時的競爭對手，故釋氏輔教之書彰顯自身神效外，常貶低巫覡、道士的療效，強調信外道會致病，外道專職人員必須皈依佛教，方能得到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