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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整體發展，隨著農業政策目標更迭，已歷經不同時期的轉變。政策執行結果，亦使得台灣農業面臨生產資源流失、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等困境。而近三十年來，面對農業的困境，開始促使全民與政府，重新思索農業對台灣的重要性，包括農民運動之興起、耕作方式之改變，以及永續農業的論述，皆可謂嘗試以不同觀點，解決農業困境。 基此，本研究以為許多政策與行動的抉擇，關鍵在於其所採取「價值觀」的判斷，如此與學者孔恩(Thomas S. Kuhn)論述的典範(paradigm)意涵相似。因此本研究藉以修改孔恩典範與典範變遷的概念，將典範變遷過程分為形成、深化、轉型、新典範等階段，並以此架構分析及詮釋台灣農業，自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至今之流變。因而，本研究對一連串農業政策、社會事件、學者觀點進行文獻分析，以歸納台灣農業典範變遷情狀；並輔以深度訪談方式，訪談具有「友善耕作理念」者，作為與前述文獻印證，並且強化台灣朝向永續農業發展之可能性。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農業整體發展，深受「依附」型態農業典範影響，政府對農業所採取的價值觀，為認定農業僅具「單一化」的生產功能，因此當農業產值偏低時，農業發展容易依附於非農部門與自由化貿易，缺乏「相對自主」發展機會。而農民運動與永續農業的出現，其實代表當前台灣農業典範正處於轉型階段，不僅反對農業長期囿於發展的困境，更積極改變耕作方式與銷售型態，著重農業的多功能性，逐漸地醞釀出農業典範的新型態。而由深度訪談之結果，得以歸納台灣農業正由民間自發，型塑一股以友善耕作理念為基礎，推廣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概念，並富含農業多功能性的新農業典範—「相對自主」型態。 於此，農業發展所涉及之面向，也由僅重視生產者、農村發展，擴大至與全體社會的公共利益相關。有鑑於此，本研究建議，台灣農業若欲走向永續發展，農業的多元功能與價值應被重新瞭解，並可藉由「教育」方式，讓農業多功能性扎根台灣；此外，政府應有責任提供多元化傳遞「理念」之管道，並制定長遠且具體的農業政策。如此，台灣農業未來該如何發展，政府、公民社會間的相互配合，乃為關鍵所在。

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公共行政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轉變。近十年來人民對政府政策執行的能力產生質疑，致而公部門一直在思索一個全新的作法，嘗試作某種形式的「再設計」或「再創造」，而BOT模式推動，正是政府為回應人民需求所作的反應而產生的公共政策，政府企圖藉由其提昇國家基本建設執行之效率及國家競爭力。 理論上，BOT模式可以降低公共部門財政負擔及人事費用的膨脹及提高經濟管理績效外，亦可分散政府投資之風險。但觀察國內在推動時都不是很順暢，本論文企圖以台灣目前正在以BOT模式推動的四個公共工程建設為對象（台灣南北高速鐵路案、國道公路頭城蘇澳及蘇澳花蓮段案、中正國際機場至台北捷運系統建設計畫案及徵求民間參與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路線網路建設案），從公共行政的觀點來看其推動困難的原因，並試圖提出對策，以供政府參考。 本論文可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部分，從BOT的公共理論基礎理論開始論起，就公共管理意識形態的發展與轉變、民營化及公私部門協力理論等三方面加以研究，進而推論出公共管理的思潮有一個清晰脈絡可循的轉變，從由無政府混沌狀態開始啟動，至「夜警國家」公共管理政府的出現，再至「大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產生，又至強調「小而美」政府公共管理模式鼓吹，其恰如「鐘擺理論」一般，從政府的光譜左端擺盪至右端，又從右端擺向左端。目前觀察公共管理模式的意識型態，則又有轉向「新中間路線」的趨勢。第二部分針對上述國內四大BOT案作個案研究，對照國外政府推動相同BOT模式時其成功與失敗經驗，找出我國採用推動時應考慮的因素與應有的作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法、訪談調查表及比較研究法等，來增強輔助說明本論文中四個個案研究的說服力。最後本論文得到這樣的結論：「任何特許興建營運BOT案，政府、民間投資者與融資者三方面是共同分擔風險，追求三贏的平等夥伴。BOT是政府在精神上藉BOT的機制將民間力量納為己用，擴大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的能量；而不是政府把公共建設的包袱藉BOT機制丟給民間而從此不再理會；在執行上政府也應避免在BOT機制下，讓投資者與融資者享盡投資的合部好處，而政府卻仍需要承擔投資的全部風險。我們必須永遠記得完全防弊觀點，毫無彈性的規範，必然會扼殺BOT的推廣；但是不符專業標準的BOT合約，則會為整個社會帶來災難」。

本研究首要探討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現況，從產品研發力、經營管理能力、獲利能力三個層次切入，分析文化創意產業所面臨的瓶頸，透過三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實例分析， 探討其產業化過程之成功及失敗之關鍵因素。 同時以統一超商以及日本三麗鷗公司的產業文化化為成功典範，採取質性研究，透過訪談，有計畫地整理媒體、行銷顧問公司、市調公司、專家學者及社會大眾的分析及觀點，並輔以公部門統計資料與市調公司之研究資料，歸納分析出產業與文化、創意結合，成功的創造高附加價值，其關鍵成功之要素並形成論點如下： （文化＋創意）×（整合行銷＋產銷連結)＝產業價值 研究者在企業的營利單位與非營利組織服務長達十八年，長期以企業人的角色，致力於企業價值的提升，產業文化化不僅有助於企業創造第二成長曲線，同時也為企業開拓另一個藍海契機，本研究特以「文化創意研發」、「整合行銷」、「產銷連結」三個構面, 來分析以上實務案例， 期以此研究， 作為文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之學習典範。

追求自由與自知之明是英國小說家約翰‧傅敖斯作品中不斷出現的主題。其小說中之主角經常透過自我的追尋，打破各種人為制度的桎梧，而成就某種自由。本論文乃就其『法國中尉的女人』以及『捕蝶人』兩本小說來探討該主題。引文部分依據傅氏的『思想集--理想的典範』(The Aristos)中所呈現的概念勾勒出傅氏對自由理念的藍圖。 　　本論文共分三章：首章探討『法國中尉的女人』作品中主角莎拉‧伍德芙追求自由之過程。她身為維多莉亞時代的孤女，寧可承受被杜會人群放逐的命運，也不肯成為傳統法則盲目的遵奉者。她雖然付出了相當的代價--諸如遭孤立與唾棄等，卻也成就了可貴的"莫我"與"自由"。 　　第二章就另一主角查爾斯‧史密森的成長過程加以研討。史君本來具備成為少數精英的潛能，而莎拉的出現恰好扮演其"導師"之角色。對他而言，發掘自我對莎拉之真感情的過程正好刻劃了自我追尋的過程。而當他能夠依其"真我"做出"決定"之際，也正是他贏得"自由"的時刻。 　　末章對傅氏之典範人物－少數精英，再做進一步的描繪，並就其責任及兩種"階級"－少數精英與芸芸眾生之間的衝突加以探討。其中『捕蝶人』是本章主要的討論對象。我們發現傅氏所憧憬的自由並非建構在自私的個體利益上，而是回歸至人文的終極關懷。 　　也許誠如傅氏所言，"絕對的自由"無法輕易達到。然而，即使人類擁有的僅止於此一。"有限"的自由，卻也可能是人類未來唯一的救贖。 / The quest of freedom and self-knowledge is a recurring theme in John Fowles's works. The protagonists of his novels usually struggle to win their freedom from some sorts of constraints while achieving self-knowledge through the course of suffering. The task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growth of the characters in Fowle's two novels--<u>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u> and <u>The Collector</u>.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In the introduction, I try to costrue the Fowlesian idea of freedom, which is generally based on Fowles book of ideas-----<u>The Aristoi</u>. Those include existentialism, self-knowledge, the "nemo" (Fowles' term for "anti-ego"), and the aristoi (a term originated by a Greek philosopher, Heraclitus, to represent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ral elite). All of them are concerned with Fowles perception of freedom; in this part, different concepts is discussed respectively. 　　In the first chapter, I explicate how Sarah Woodruff (the protagonist in <u>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u>) gains her freedom in the conservative Victorian society. My focus is on the particular conflict she must face and the social constraints from which she tries to extricate herself and how she evolve to be the "aristoi". Also, there is discussion on the price she must pay for her freedom.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deal with the process of self- discovery of the other protagonist in <u>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u>--Charles Smithson. Charles, a potential aristoi, undertakes an existential trial and evolves toward a new species, the aristoi; his self-discovery, however, is parallel to the recognition of his feelings toward Sarah. Like her, Charles chooses to win his freedom with an act of defiance against society--in his case, the break of his engagement with a conventional girl, Ernestina. 　　In the third chapter, I depict the paradigm of Fowlesian character--the aristoi. An exploration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mor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 an examination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ategories-----the Few nad the Many, as well as a search of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se controversial categories are made, mainly referring to <u>The Collector</u>. 　　Limited as it might be, the Fowlesian freedom, I believe, will explore a new 'exit' for human and in turn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etter world'.

「漢魏六朝詩論」是一具發展性的詩學課題，明代對漢魏六朝詩的批評極為豐富，復古派為明代詩壇的主流聲音，作為一文學流派，其成員能不斷地豐富前期成員所開創的漢魏六朝詩批評。有鑑於學界對復古派的研究多放在詩學主張與唐詩批評上，而較少注意到復古派在漢魏六朝詩上的批評成果，是以本文以專題研究方式，從「體裁論」、「時期風格論」、「作家論」三個主題呈現復古派評論漢魏六朝詩的全貌，而此三個主題正與復古派「辨體」以論詩相關。 　　復古派在體裁論上的特色是強調要依各種體裁建立不同的典範作品，儘管典範依各體裁而異，復古派皆以情感真誠、語言質樸的審美標準來建立典範。早期成員將漢魏六朝時期詩之區分為四言詩、五言古詩、樂府詩三種體裁，以漢魏詩為典範，中、後期成員則擴大此三種體裁的典範內容，將六朝詩納入可學習的範圍之內，並且注意到漢魏六朝時期處於實驗階段的體裁，如：七言詩、五言四句、七言四句的小詩。綜論復古派前、中、後期對漢魏六朝詩體裁典範的建立，以四言詩、五古、樂府三種體裁評論最豐富。 復古派在時期風格論上最大特色是強調從情感與形式兩方面掌握漢魏六朝詩的演變，重視如何透過語言形式以呈現真誠的情感，以此標準評論漢魏六朝詩之成績。早期成員將漢魏詩劃為同一時期，六朝為另一時期，到中期、後期突顯漢、魏詩之異同以及六朝詩之演變過程。 　　復古派作家論之特色有三點：第一，從情感與形式間之關係論作家風格。第二，復古派結合詩歌史觀念與辨別體裁以建立典範的概念，運用推源溯流的方法將作家置於各體裁發展史中，評價作家的承繼、創新與轉變，呈現漢魏六朝作家在各體裁之源流譜系中的位置。前期、中期成員已確立從詩歌體裁的演變脈絡評價作家之詩歌史位置，然論述不夠詳備，要到後期成員始完備呈現漢魏六朝作家在各體裁之譜系中的位置。第三，受到復古派體裁典範意識的影響，非典範之作家的風格為復古派所肯定，然其文學史地位卻因其詩不符合典範之風格而下滑。 　　綜合上述，儘管明代復古派的創作成績，因模擬而為後人詬病。但是，當我們將創作與批評的範疇分開評價，當能肯定其在漢魏六朝詩批評上的貢獻。因此，即或他們對詩作詩人的高下品評未必能完全獲得認同，但他們建立的批評法則，所開展的漢魏六朝詩的風貌，仍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站在「臺閣派的細緻化研究」之目的動機的立場，面對文學史與批評史對於明代臺閣體評價的既有侷限，本文試圖以《四庫全書總目》中明代文人集作之〈提要〉為研究對象，考察四庫館臣對於明代臺閣體、臺閣派的述評情形，期望於系統性、縝密性的梳理與申論中，反映館臣對於明代臺閣體派的建構與詮釋向度，進而凸顯其對該文類體裁與文學流派的評論立場，以於反思中回應當今文學史、批評史對於明代臺閣體評價的「已見」與「未見」。 　　職是，本文以「《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明代臺閣體派述評研究」為題，以歷時性的序列分期說明四庫館臣對於各階段臺閣體派的述評視角，一方面希冀動態性的呈現與輪廓臺閣體衍為流派的歷程；另一方面則藉由時間的推移揭示臺閣文風由先聲至典型，再由遺響走向衰歇的狀態。本文既作為四庫館臣對於明代臺閣體述評的再觀察者，則四庫館臣的「評述」行為誠為本文亟欲關注之焦點，尤其涉及述評尺度標準的層面時，館臣如何述評、怎麼述評，皆為本文致力闡述的向度包含對於四庫館臣所認知的臺閣先聲提出，得以與三楊系聯斂接的直接、間接背景；三楊典型性的意涵中所含具之體派思維的觀念，以及根據館臣言及臺閣末流模擬現象的氾濫性，從摹體理論的向度中更細緻的梳理模擬取徑的優劣差異等，以期能夠於客觀闡述、主觀補述的撰寫進路中，較整體性的輪廓四庫館臣透過述評所呈展出對於明代臺閣體派的詮釋、建構之認知思維。 「三楊」的出場不僅成就了明代臺閣體的書寫典型，也因為眾文人、士子的相與肩隨，得漸漸發展成一頗具聲勢的官方文學流派，而全面性的影響京師文壇。然在肯定三楊對臺閣體的書寫奠定典型之外，館臣亦注意到倘若沒有諸臺閣先聲為臺閣體的書寫提供發展與醞釀之向度，以直接或間接刺激、影響三楊（尤其是楊士奇），則臺閣體此一文類體裁的成熟，實非三楊者得一蹴可幾。就館臣的理解與認知，明代臺閣體派之源可謂不限一端，包含與臺閣之首席領袖楊士奇關係緊密的家學師法脈絡，以及間接性的地域文學之文風引導線索，甚至純就風格的類同性作為淵源的劃分，然諸家類目雖然不一，但詩作整體風格的呈現卻無有違礙，而得體現中庸之風，得以想見臺閣典型的奠定實乃諸家眾水匯聚三楊的成果。 　　當四庫館臣從文學性向度凸顯「三楊」並稱的概念時，則突破了歷來以政治性之單一視角作為定位與認知三楊的框架，進而肯定與抉發歷來隱蔽於「三楊內閣」之歷史敘述下的「三楊臺閣」的文學成就。然四庫館臣雖然經由述評表達其對三楊文學表現的重視，但並不意味著館臣厚此（三楊臺閣）而薄彼（三楊內閣）的偏差心態，因為當文事成為成就文治的途徑或指標時，館臣對於三楊文學的直接認同，實際上便是對於三楊政治的間接肯定。是以「以文事成就文治」為館臣就文學之藝術性向度述評三楊與臺閣派諸作家之立場與依據時，則臺閣體此一文類體裁在質性內涵層面，便有了得以延深思考的向度；換言之，館臣眼中的臺閣體，並非全然為文學藝術性的表徵與呈現，而是在藝術審美的向度中含蘊著實用治政的目的，因此臺閣體之所以為臺閣體，乃在於該文類體裁本質上即為雙向成體的屬性，故體貌的文學藝術性表象與體用的文學實用性指涉互為表裡。職是，「雍容典雅」、「平正紆餘」、「舂容安雅」與「雍容雅步」等體貌範疇之「樣態」、「形構」與「物身」向度之藝術性述評，於內涵上則反映了臺閣作家寄寓於作品中的「致用」心跡，故作品呈展藝術性表徵的同時，實亦揭示了作者「個我之志」與「群我之用」的體用精神。 　　就四庫館臣對於臺閣體派的論述來看，永樂至宣宗近三十四年的時間裡，是臺閣體歷經元末明初之際的劉崧、陳謨、梁蘭與袁華等臺閣先聲之醞釀後，正式進入成熟而典型的發展階段，不僅有了以三楊為中心的臺閣作家群，臺閣體的文派規模亦有此發展，而以〈提要〉（含存目）的論述為據，則永宣之間除了楊士奇與楊榮之外，明確為館臣視為臺閣體作家而為臺閣派成員者共有黃淮、金幼孜、夏原吉、周述、周敘、蕭鎡、鍾復與姜洪八位，這八人於永宣之間的入職背景、官職遷升際遇及與三楊的互動關係亦不盡相同，或初與楊士奇、楊榮同為朱棣親擇而入閣參與機務者；或登科而直授翰林官銜者；抑或為隸屬翰林院之庶吉士；甚或不為翰林而與三楊政務關係密切者等。由此初步觀察可知，臺閣派的主要成員之官職以內閣、翰林官、庶吉士為大宗，而事實上內閣與翰林院亦為三楊於永樂至宣宗期間官職遷變的主要任所，是以臺閣體派的成員組構情形與三楊之官職場域成正相關，即與三楊之官職場域愈為相近者，其於文學活動的從眾效應中，主動仿效三楊之臺閣體，或被動受到三楊臺閣文風之渲染而影響寫作風格的情形便會相對提高，故屬於臺閣派成員的可能性亦相對提升。 　　在正統初（1427）至成化末（1487）近六十年的時間中，帝位之更迭、政變之屢興、外戚專擅與宦官之干政等種種政治亂象下，如「仁宣之治」般的國家安定、朝政諧和及百姓安樂的昇平生活，可謂幾希，僅能如曇花一現般的短暫存在，而難以延續。是以不論是政治局面，抑或社會環境，實皆無法為後期的臺閣體作家提供得以頌美的依據與條件，臺閣作家從事臺閣體的寫作勢必將面臨過去三楊、金幼孜與黃淮等所不曾遭遇的書寫瓶頸，於是正統以後之內閣、翰林官員與庶吉士等在為維持官方文風的立場下，將會視三楊典型之臺閣體為範本，而於「猶守舊格」與「莫知其然」兩種全然不同的取徑過程中，呈現出不同品質的臺閣體之作；此外，在「臺閣文學思想所依存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的處境下，隨著臺閣體的膚廓之作漸趨增多時，臺閣派及其臺閣文風與臺閣體將會不斷的面臨非臺閣派者的質疑與抨擊，或李東陽以為當於臺閣體的本質中有所新變者；李夢陽以復古、格調為尚而欲取代臺閣體者，於是後期的臺閣派成員中，遂有自變轉型與趨從他流的文風漸變、過度現象，然當在後期臺閣成員之遺響無法遏止末流、抗衡他派的狀況下，臺閣派的發展終將衰歇而漸漸淡出文壇的歷史事實。

網誌使個人化出版的美夢成真，網路空間因此充斥著網誌使用者的觀展╱顧影自憐，而重看網誌的舉動亦成為書寫╱閱讀循環下的自我認同建構歷程。電腦文本具有閱讀即重寫的特性，加上網誌媒介獨有的互動性質，網誌使用者因而得以運用網誌進行個體層次的自我凝視與人際層次的互動想像，意即個體透過自反性的作用，想像他人如何觀看自我，在「觀看」自己如何「被觀看」的過程中反看觀眾，據此對自身存有進行加工以創造自我。 本研究從Foucault的主體觀出發，援引閱聽人研究中的觀展╱表演典範的自我認同建構觀點，關照網誌使用者如何在網誌中重看自我與其效應。以紮根理論分析法進行研究，經由深度訪談法蒐集網誌使用者的經驗資料，輔以研究者的親身觀察與參與，嘗試修正或補充既有理論。 研究結果顯示，網誌中的主體構成深受網誌使用者人際關係的影響，網誌使用者依據其觀眾發展出「被觀看」的想像，並運用各種自我技術營造自我，然而此間的人際關係卻非如同過往研究所示，僅為線下╱線上或真實╱虛擬的二元對立樣態，網誌中的自我觀看織就出線下、線上關係合流的虛實交錯溝通情境，因此網誌中的主體並非單純的線上人格，更滲透至網誌使用者的線下生活。 網誌中的自我觀看端賴網誌使用者在觀看位置上的轉換達成，使得網誌使用者的主客體界線逐漸消弭，因此網路時代的閱聽人概念亟待研究者的重新探問，同時也是今後研究探討網路主體形構的重要途徑。

廣電媒體的內容管制在各國都是具爭議的議題，對主管機關而言十分棘手。廣告內容在電視頻道上播放也屬於內容管制的一部分，商業性言論受憲法保障，雖然言論價值較低，不等同於一般政治性言論，但這不代表廣告不能激發創意、啟迪思想，而任意被否定其價值。 近年來線上遊戲興起，遊戲廣告內容往往訴求女性身體或是言語中帶有性暗示的雙關語作為吸引玩家目光，我國主管機關NCC卻時常因為對可能違反「公序良俗」的廣告處分與否，承受質疑的兩難。 本文認為，現今以實證法典範為主的法律架構，其「命令－控制」的模式缺乏與社會產生良好的互動，使適用法律的主管機關往往過於武斷，而使人民無所適從。在法律典範的移轉中，新的社會法典範強調法律不應直接由上至下的制定、適用；而是應更強調與社會的互動、讓社會意見參與、並促成良好自律，將可減少因為大眾價值判斷的歧異，造成國家主管機關每每遭致爭議。 社會法典範的大師Gunther Teubner教授融合了Selznick的回應型法律、Luhman的系統論和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建構他所謂的自生性法律體系（Reflexive Law）。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ean Cohen則是把社會法典範更往前推進的關鍵人物，其2002年的著作「Regulating Intimacy：A new legal paradigm」中改良了Teubner教授的理論，認為必須加強「自律的規制」（regulation of self-regulation）－人民在私領域的自律並非只是一味強調去規制化（deregulation），自律也必須要在國家法律的外部大框架下受到規範；此外，自律和國家法律必須產生一種良好的互動，所以Cohen教授以自生性法律為基礎，加入了Habermas的互生性（co-original）想法，認為國家法律和私領域自律之間是相互生成的，國家並非單純讓社會自律無限制發展，更要去健全讓社會自律發展的環境；相反的，社會自律的創設反過頭來也將充實國家法律的內涵；Cohen並且強調規範性原則在自生性法律體系的重要。 最後，本文以Cohen的理論檢視各國先進立法例，並對目前我國的制度提出建議。

近年來，全球興起一股華語文學習熱潮，國內大學院校之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中國自1990年代起，透過「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與海外「文化中心」，積極推廣海外漢語教學，推動所謂的「全球漢語戰略」，並大量設置「孔子學院」，顯見兩岸無論是官方或學術界對於僑教之高度重視。我國僑教政策推行已久，本文主要探討的，即是僑務委員會於1932年至2008年期間所推行之僑教業務內容。本文將僑教政策發展歷史分為四個時期，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包括應用學者Pierson提出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以及Hall提出的「政策典範」（policy paradigms）等概念，藉由國內、外重要歷史事件、國家及僑務委員會的僑教政策方向及內涵，逐步分析我國僑教政策之變遷過程。研究結果發現，當僑教政策所座落的政體結構發生變動，不但型塑了決策者個人的理性自利行為，也型塑某些特定僑胞的特殊利益，進而影響了僑務委員會制定僑教政策的目的和內容；其次，海外僑社結構往往反應出國家的政治情勢，從早期對抗外來民族侵略，僑社與政府理念一致，至1980年代晚期，由於國內多項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海外開始出現支持台灣主權獨立的台籍社團，到了2000年政黨輪替，影響我國僑教政策制定者，實已包括傳統僑團、台籍僑團、台商系統，以及中共各項僑教工作相關組織，顯見隨著國內外政治情勢變遷，參與僑教政策制定之政治行動者益趨多元化，不僅影響了決策者的理念，更促成典範變遷的出現；本文指出1949年國民政府遷移來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及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等事件，係造成僑教政策典範變遷的重大關鍵時刻，並提出各時期皆出現Hall所稱之「第三度的變遷」，意即政府為因應重大關鍵時刻提出之相關政策，造成既存制度的目標價值次序發生極大轉變，甚至帶來新的目標價值系統，這些政策將被納入原來的政策體系中，並持續至下一個重大關鍵時刻的出現；最後提出，僑教政策之所以能穩定存續，一方面由於各時期執政者為達到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則因僑教政策本身亦透過國家權力汲取國內教育及文化等資源，並由國會通過預算獲得合法性來源，在歷經各個階段不斷自我增強下，因而出現「自我增強序列」的路徑依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