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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整體發展，隨著農業政策目標更迭，已歷經不同時期的轉變。政策執行結果，亦使得台灣農業面臨生產資源流失、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等困境。而近三十年來，面對農業的困境，開始促使全民與政府，重新思索農業對台灣的重要性，包括農民運動之興起、耕作方式之改變，以及永續農業的論述，皆可謂嘗試以不同觀點，解決農業困境。 基此，本研究以為許多政策與行動的抉擇，關鍵在於其所採取「價值觀」的判斷，如此與學者孔恩(Thomas S. Kuhn)論述的典範(paradigm)意涵相似。因此本研究藉以修改孔恩典範與典範變遷的概念，將典範變遷過程分為形成、深化、轉型、新典範等階段，並以此架構分析及詮釋台灣農業，自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至今之流變。因而，本研究對一連串農業政策、社會事件、學者觀點進行文獻分析，以歸納台灣農業典範變遷情狀；並輔以深度訪談方式，訪談具有「友善耕作理念」者，作為與前述文獻印證，並且強化台灣朝向永續農業發展之可能性。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農業整體發展，深受「依附」型態農業典範影響，政府對農業所採取的價值觀，為認定農業僅具「單一化」的生產功能，因此當農業產值偏低時，農業發展容易依附於非農部門與自由化貿易，缺乏「相對自主」發展機會。而農民運動與永續農業的出現，其實代表當前台灣農業典範正處於轉型階段，不僅反對農業長期囿於發展的困境，更積極改變耕作方式與銷售型態，著重農業的多功能性，逐漸地醞釀出農業典範的新型態。而由深度訪談之結果，得以歸納台灣農業正由民間自發，型塑一股以友善耕作理念為基礎，推廣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概念，並富含農業多功能性的新農業典範—「相對自主」型態。 於此，農業發展所涉及之面向，也由僅重視生產者、農村發展，擴大至與全體社會的公共利益相關。有鑑於此，本研究建議，台灣農業若欲走向永續發展，農業的多元功能與價值應被重新瞭解，並可藉由「教育」方式，讓農業多功能性扎根台灣；此外，政府應有責任提供多元化傳遞「理念」之管道，並制定長遠且具體的農業政策。如此，台灣農業未來該如何發展，政府、公民社會間的相互配合，乃為關鍵所在。

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公共行政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轉變。近十年來人民對政府政策執行的能力產生質疑，致而公部門一直在思索一個全新的作法，嘗試作某種形式的「再設計」或「再創造」，而BOT模式推動，正是政府為回應人民需求所作的反應而產生的公共政策，政府企圖藉由其提昇國家基本建設執行之效率及國家競爭力。 理論上，BOT模式可以降低公共部門財政負擔及人事費用的膨脹及提高經濟管理績效外，亦可分散政府投資之風險。但觀察國內在推動時都不是很順暢，本論文企圖以台灣目前正在以BOT模式推動的四個公共工程建設為對象（台灣南北高速鐵路案、國道公路頭城蘇澳及蘇澳花蓮段案、中正國際機場至台北捷運系統建設計畫案及徵求民間參與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路線網路建設案），從公共行政的觀點來看其推動困難的原因，並試圖提出對策，以供政府參考。 本論文可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部分，從BOT的公共理論基礎理論開始論起，就公共管理意識形態的發展與轉變、民營化及公私部門協力理論等三方面加以研究，進而推論出公共管理的思潮有一個清晰脈絡可循的轉變，從由無政府混沌狀態開始啟動，至「夜警國家」公共管理政府的出現，再至「大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產生，又至強調「小而美」政府公共管理模式鼓吹，其恰如「鐘擺理論」一般，從政府的光譜左端擺盪至右端，又從右端擺向左端。目前觀察公共管理模式的意識型態，則又有轉向「新中間路線」的趨勢。第二部分針對上述國內四大BOT案作個案研究，對照國外政府推動相同BOT模式時其成功與失敗經驗，找出我國採用推動時應考慮的因素與應有的作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法、訪談調查表及比較研究法等，來增強輔助說明本論文中四個個案研究的說服力。最後本論文得到這樣的結論：「任何特許興建營運BOT案，政府、民間投資者與融資者三方面是共同分擔風險，追求三贏的平等夥伴。BOT是政府在精神上藉BOT的機制將民間力量納為己用，擴大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的能量；而不是政府把公共建設的包袱藉BOT機制丟給民間而從此不再理會；在執行上政府也應避免在BOT機制下，讓投資者與融資者享盡投資的合部好處，而政府卻仍需要承擔投資的全部風險。我們必須永遠記得完全防弊觀點，毫無彈性的規範，必然會扼殺BOT的推廣；但是不符專業標準的BOT合約，則會為整個社會帶來災難」。

在環境快速變遷的時代，對屬於公共組織的行政部門言，隨著社會進步及發展，不能以消極與被動角色因應變局，必須主動積極變革，迎頭趕上時代需求及民眾期望，故各國莫不以行政革新做為主要努力方向。在管理新典範下，透過系統思考模式所建構的學習型組織能為組織帶來前瞻、主動、積極、自我認知的能力，能夠駕馭變革。學者全鍾燮即建議行政革新最佳途徑在營造組織成為良好學習系統，能以廣博視野找出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以本研究的動機，即希望透過「組織學習」理論的應用，建構行政組織成為具有學習能力的組織，具有主動駕馭環境變革的能力，成為推動行政革新新方向。本研究流程如下：首先探討組織學習理論發展，分析學習與組織學習關係，指出組織學習理論概念分歧情形實源於對組織運作觀察不同。並研究有關組織學習領域中相關問題，從介紹「單圈學習」與「雙圈學習」的差異性，探討組織的學習系統型模到建構自我創生組織及全像圖組織的概念，導出符合自我指涉、自我成長的組織型模：學習型組織。其次探討行政革新的理論與經驗，從探討組織結構的特性著手，指出行政組織建構多以官僚型模為本，有制度及結構上的負功能，必須透過屬於組織變革下行政革新的過程，才能適應環境變遷及民眾需求。復分析各國及我國行政革新經驗，抽繹行政革新方案多以傳統科學典範效率及線性思考出發，只能順應環境變化，無法符合快速變遷的環境及廣大民眾要求。點出行政革新在傳統典範概念下，係行政組織以「單圈學習」方式被動學習適應環境，致成效不彰盲點處處。最後提出應用組織學習推動行政革新，探討行政組織在「單圈學習」特質下，形成組織學習障礙主因，並反思我國行政革新方案內容，是否亦受限於組織學習障礙，致推行不易；末討論以心智轉換模式，應用學習型組織五項修練過程，將行政組織轉換成為學習型組織，使具有「雙圈學習」主動駕馭環境變遷的能力，不致陷入傳統典範下行政革新方案不斷循環的困境。最後透過文獻探討，介紹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政府所具有的實例，及其對公共行政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