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很少是純粹的，並且絕對不是簡單的」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這樣說過；這句話看來十分適合本論文所討論的對象:馬克思(Karl Marx)的理論思想。本論文旨趣核心是對於存在社會制度中的經濟現象的研究，馬克思體系給予我們的並不只是單純的當代經濟學探討而已，本論文題目定為「經濟與社會的辯證」即是要從歷史和社會變遷的角度詮釋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其中他所建立在社會客觀價值的勞動、貨幣、資本和再生產的看法，使他的學說有著複雜的深意。筆者認為，因為馬克思追求一種人類能夠處於絕對平等的社會，故當他談論經濟與社會的辯證關係時，是根據其集體解放的自由王國目的賦予整體性，價值、生產方式、階級、共產社會言說的空間，本論文的副標題「論馬克思典範及其當代社會制度意義」即在詮釋這一空間的理論與現實。從本論文的結構來說: 第一章娓娓道來的是馬克思歷史理論得以成立的時間架構基礎。其演化色彩的社會學雖然和孔德(A. Comte)，涂爾幹(E. Durkheim)一樣皆立基於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思潮和「朝向工業化轉變」的時代問題；但本論文從自然/歷史，結構/事件，重覆/預測，循環/線性各個時間面向和層次的具體分析顯示，馬克思的「螺旋時間」的辯證思考背景，使他的歷史唯物論超越同時代的理論侷限。筆者在本章的討論側重直接援引馬克思著作和詮釋者的證據說明螺旋時間，並且強調由時間架構開展出來的馬克思「歷史理論是其經濟論述的一般理論」的本論文基本立場。 第二章建構馬克思典範。首先筆者交待了他的方法，辯證唯物論和整體性的概念息息相關的原因。然後，討論在馬克思方法下傳統的對於社會結構(基礎/上層建築)的詮釋，可以在考慮螺旋時間，整體性，辯證法和動態的社會變遷後被擴充為更為精確的三元層次(基礎/階級/上層)內容。筆者認為稚有這樣的「經濟先行的整體觀」才能完整表達馬克思典範的既能預測社會發展也能顯示社會結構和制度反覆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在此，筆者討論了馬克思對於生產力生產關係、階級，意識形態等概念的看法，並從生產方式和社會型態的變遷的若干史實和詮釋闡揚這些概念所形構的馬克思典範對社會世界的具體把握，在時間的過程中它有著階段性的發展。同時，筆者制別列舉一個當代社會運動理論的實例，和典範的動態變動作平行比較，藉以彰顯馬克思思的實踐意涵。 第三章談論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要釐清歷史必然性中人類的自由如何可能，馬克思認為關鍵在價值的概念。它必須是能體現社會正義的客觀勞動價值，一個社會制度的設計應該朝向這個目前進(所以他用抽象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勞動衡量換算的基準，對剩餘價值的分配，價值/價格的轉形，財產所有權的公有化進行說明)否則的話，那必然是一個異化的，有剝削的經濟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馬克思的例子。筆者在本章先從經濟史比較亞當‧斯密(A. Smith)、李嘉圖(D. Ricardo)，邊際效用學派，和馬克思對價值看法的異同，再提出馬克思的作為基礎經濟結構根本的勞動價值說，並論斷其缺點和貨幣資本的形成，接著根據《資本論》原典，筆者對轉形問題，簡單再生產，擴大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有所詮釋和探討。最後，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回歸歷史，說明變化社會中的勞動價值意義，所有的社會都可以有商品生產及勞動價值，但筆者指出馬克思的想法是，只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生產方式(雇傭勞動，追求資本積累)其剝削的經濟關係才有剩餘價值問題和異化勞動問題。無階級的共產社會是一個廢除商品生產的世界，價值律不再作用，經濟現象的運作依靠(1)生產者管理(2)計劃經濟。 在舖陳了馬克思典範的一般性(歷史理論)和特殊性(經濟理論)之後，第四章的重點筆者放在當代社會制度的典範檢討。首先是對支配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考察。筆者提出三個簡潔的字眼：全球化，壟斷資本及疏離總括現代社會。其中企業規模擴張及全球的合作與衝突，所有權制的無名化，民主化和公共化，經理階層興起與銀行信用制度的轉變造成當代生產方式的變態，在在形構成為今日的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它的生活面向的展現即是一個以享樂、消費為主的大眾社會。服務業既是它的主體，則多元化的階級在業已自動化的社會從事各種勞動，異化在日常生活中成為時代的共同現象，筆者藉上述三個字眼的內涵深度討論馬克思典範的現實。進一步，筆者嘗試透過對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凱因斯(J.M.Keynes)和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比較，顯示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時代應用性，並直接提出從長時段的社會變遷角度來看，經濟危機理論，凱因斯的方案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馬克思理論的短期分析。福利國家的資本積累/合法性維持的矛盾使得失業、通貨膨脹諸問題仍未獲得解決，這種「混合經濟」的修補同樣也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筆者對於兩種社會制度的混合經濟表現的國家和政治型態有充分的釐清(從所有制和國家干涉的目的著手)，並且經由「短缺經濟」，「市場社會主義」論證了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現實有著極其嚴重的缺失，它標示著史達林(Stalin)式中央計劃經濟的崩潰，也表示了市場價格機能的必要性。最後，筆者討論了「第三條路」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思潮的優缺點，馬克思主義不懈的努力在於尋找公共福祉和個人營利平衡的整體。 總結的地方筆者強調，今日社會制度的經濟問題是世界問題，不管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度，在二十世紀都面臨嚴厲的考驗，筆者指出了馬克思典範作為一個社會學理論的意義和侷限。並且毫不諱言筆者對於馬克思螺旋演化的歷史終站：人人從事勞動自由的無階級社會的期待與嚮往，它當然是建立在對現實的反省與研判上。

在現代外科實務中，我們今天認為是標準作業程序的手術，追溯到初期可能是激進創新。多年來，外科技術雖然已經有頻繁的修改，但往往是漸進式地。心臟和血管外科領域中的大多數創新並沒有導致日常實踐劇變。然而，在過去的幾年中，在我服務的醫院和全世界，我看到了治療腹主動脈瘤 (AAA) 的典範轉移，亦即主動脈腔內修復 (EVAR)。 相對於傳統開腹手術修復 （OSR），主動脈腔內修復較傳統開腹手術修復有顯著較低的手術死亡率。不過，長遠來說，總死亡率或動脈瘤相關死亡率並無差異；而主動脈腔內修復有較高的植入物相關併發症和必須再次手術的機率，且成本更高。然而，主動脈腔內修復還是成為腹主動脈瘤治療的支柱。這是為什麼？ 除了是激進的技術創新，主動脈腔內修復也是技術頓悟。傳統上，醫療服務是典型的技術輔助服務情境，其中包含兩個單獨的、然而是密切相關的溝通系統： 一個是產業與醫師之間，另一個是醫師與病人之間。醫師居於樞紐地位，不僅確保治療之執行，而且還要評估結果。由於現代資訊與通信技術的發達，病人可以方便地搜尋輔助醫療文獻資訊、線上資訊和個人社會網絡的意見。這就像是詮釋者的作用。這詮釋者的解釋對病人、外科醫生、和醫療產業界產生了實質上重大的影響，反之亦然。以前在這服務體系中互相分離的部分現在可以緊密地互相配合了，這與服務導向邏輯中價值共同創造的概念是不謀而合的。 總之，對多重利益相關者之意義提升是臨床醫療服務典範轉移的原因。在醫療行業中引入服務導向邏輯的概念的重要性，不論是在日常實務和創新策略上的意義都是不容忽視的。醫療服務中，多重利益相關者比以前更涉及共同創造價值的過程。未來的創新者除了專注在技術和科技上，更必須考慮該創新對多重利益相關者之意義提升。 / In modern surgical practice, what we consider as standard procedures today may be radical innovations dated back to the early days. Over the years, there has been frequent modification of surgical techniques, often incremental though, and most innovations in the field of cardiac and vascular surgery didn’t result in drastic changes in the daily practice. However,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 have been witnessing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treatment of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AAA) in my hospital and worldwide towards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EVAR). In comparison to the traditional open surgical repair (OSR), EVAR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ly lower operative mortality than OSR. However, no differences were seen in total mortality or aneurysm-related mortality in the long term, and EVAR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ates of graft-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reinterventions and was more costly. Nevertheless, EVAR is becoming the mainstay of AAA treatment. Why is this? Except for being a ra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VAR is also a technology epiphany. Traditionally, medical service is a typical technology-assisted service encounter, consisting of two separate, however, closely inter-relate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ne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physician, and the other one between the physician and the patient. The physician is of the pivot role that not only ensures the execution of treatment but also evaluates the results.With moder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atients caneasily search information from paramedical literatures, onlin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from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This serves the emerging role of an interpretor. This interpretors’interpretation has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patients, surgeons, industry, and payers and vice versa. Previously separated parts in the service system now can be closely inter-related. This is in con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co-creation of value in service-dominant logic. It is concluded that newly defined meanings to multiple stakeholders are the reasons for paradigm shift in clinical medical service. The importance o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ervice-dominant logic into the medical industry, both in daily practice and in innovation strategy can never be over-emphasized. Multiple stakeholders are being involved much more than b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o-creation of value in medical service.Future innovators must concentrate on meanings to multiple stakeholders as well on 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

「組織學習」是組織變革研究中一個新興的概念、理論和領域，但這個概念在組織研究或理論中的使用是否有其適當性，能否為學術社群所信賴及接納仍有待觀察；這個理論是否具備充分的系統意含，而能獨立成為一門學問知識仍有待考驗；這個領域是否健全完整，足以指導後續研究的進行、點滴累積研究的成果、進而提供成熟的意見，亦有待深究。在組織計畫性變革的價值前提之下－－「應用關於人類事務之系統與有效知識來引發、創造出智慧的行動與改變」－－本文的研究目的為：1.組織學習概念在組織理論或研究中的適當性。2.組織學習的概念和理論是否具備獨立、充分的系統意含。3.組織學習理論研究定向與定位的共識性。4.組織學習干預理論的體系統整性。此外，為處理因觀點不一、論法各異而造成概念混淆不清、論斷過早的組織學習理論化問題，本研究亦選擇多元典範觀點的研究途徑做為探討問題的主要方法。全文共分六章，約二十萬字。主要的研究結果分述如次： 壹、組織學習概念在組織理論或研究中的適當性。 從知識進展的歷史角度考察，可以發現組織學習概念之發展歷經概念萌發期、理論內涵充實期到理論整合應用期三個階段；其所呈顯的「典範現象」與近三十年來組織研究觀點的改變轉折若合符節。從組織學習與組織變革、組織適應、組織發展的概念義辨和比較中，可以發現：組織變革是一個較廣的概念範疇，可以涵蓋組織學習，惟組織學習的指涉放較具體的變革行動因果關係上，而似乎想要超越組織變革直線階段發展的邏輯假定，擬從組織成員的認知與詮釋角度賦予變革更多的內發力量。組織適應和組織學習的用法異同學者間未有定論，適應大抵上是指環境等外引力量所造成的組織被動反應，而學習則包括組織內發的創新活動；相關研究顯示學者之間使用組織學習來取代組織適應有愈益明顯之趨勢。就理論之沿革和實務取向言，組織發展與組織學習堪稱一對孿生兄弟；惟在組織與環境關係、變革的行動策略、研究途徑、和變革中人的地位等方面有較明顯之差異；然而兩者到了一九九○年代有逐漸合流的跡象。我們可以從學者對組織學習理論的分類研究中發現：論述組織學習的觀點殊多，著眼也大異其趣；由此亦足見組織學習概念吸引組織科學學術社群熱絡討論的程度。總之，就組織學習概念本身的理論化成熟度、概念在相關論述中的優越地位、和概念對研究社群的吸引力來說，組織學習確為組織研究的恰適語彙，並為研究社群信賴和接納，其「適當性」無庸置疑。 貳、組織學習概念和理論的系統意含。 從理性抉擇、行動理論和知識應用三種觀點的組織學習原創著作文本分析中可以發現：1.組織學習概念的產生和二次戰後組織研究盛行的理性抉擇組織分析有著密切的關聯。理性抉擇的組織分析強調有限理性行為的假定，決策的前提與條件，問題解決和方案蒐尋的活動。組織作決的前提是：組織有其偏好與期望，組織偏愛處於某種特定的環境平衡狀態；為維持此一平衡狀態而有抉擇方案與解決問題的實際需要，隨著問題解決實作經驗的累積而發展出各種決策例規與標準作業程序，這些例規與程序即為組織適應環境的理性行為表現。就這個觀點來講，組織學習就是組織適應的活動表現，組織學習就是組織決策例規的建立與調整；而組織學習論的構成概念包括組織適應、決策例規、組織學習的惰性、例行式的適應學習、創新式的適應學習。其推論的樣式為，組織學習就是組織的適應行為，像個體的學習歷程一般，組織每經歷一段特定時間，對環境的刺激自然產生適應性之行為；這種集體適應行為係經由個別成員發動而具體表現在與決策有關的各種事態上。其內容包括與組織目標有關之適應、關注焦點的適應、探究規則的適應。 2.組織學習的概念也和人群關係學派的組織分析密切關聯。人群關係學派或新人群關係學派的組織分析側重在人性尊嚴與理性作為價值的調和，試圖從人類活動的心理面與社會面來解釋組織行為；假定組織長期效能的達成與創新發展能力的發揮，和成員個人的人格狀態、心理滿足、組織內人際互動的社會氣氛息息相關。從這個觀點來說，組織學習毋寧是成員追求心靈成長的一種努力，個人需求和組織要求交相融合的一種過程。具體而言，組織學習乃是成員反身關照組織的行動理則是否出錯及如何矯治的集體努力過程，而唯理的金字塔型組織結構與管理控制妨礙了此一過程的開展。組織學習論的構成概念包括行動理論的錯誤、組織探究、單回饋圈學習、雙回饋圈學習。其推論的樣式為，組織有其主觀的行動意圖，依據其所認知的行事理則開展行動；當組織的行動理論有誤時，成員透過正式、非正式的人際互動分享彼此對錯誤的認識，本於這個共識進行探討錯誤因由並設法予以排除的學習活動。針對策略、手段、行為取向、工作方法的檢討反省即構成單回饋圈學習，針對目標、目標的優先順序、政策方向、行為規範的檢討反省即構成雙回饋圈學習。 3.組織學習的概念和七○年代以來權力政治的組織分析也有一定的關聯。權力政治的組織分析假定組織的運作即是組織內各利益團體為解決彼此意見和利害的衝突所為之權力活動。而組織爭生存所為之適應作為，也是這種權力互動與利益交換的結構；在一般的情況下，組織變革的策略往往由其內部的得勢團體來主導。這個觀點認為組織變革策略的更張係根據組織知識而來，並將組織學習界定為組織知識更新或增長的一種社會過程，組織知識的建立與採納受到組織內部權力政治的影響。組織學習論的構成概念包括組織知識、知識的應用與知識的形成。 參、組織學習理論的綜合－其在組織學習研究定向與定位的意義。 一、組織學習研究的定位 組織學習研究的「所在」是組織，不會因為借用心理學的「學習」這個字眼、概念，而喪失他的研究特色與必要性。組織理論家借用心理學概念來探討組織學習者，以刺激反應論為大宗以認知論為輔；刺激反應論雖然提示組織學習研究一種打比方的基本模式，但大部分的組織面對易變、不穩定的環境因素時，卻是應用「不同的刺激以相同方式回應」的學習邏輯。以認知論刺激對刺激的模式來比擬組織學習活動，比較能夠切合現代組織追求卓越的實況。 我們對組織學習的理解總是和個體學習相互混淆，或稱組織學習指的就是成員個別的學習，或謂組織學習不過是成員個別學習的總稱。從方法論言，集體活動之性質固可化約為個體活動的性質來解釋，但決不能疏忽其間的互動系絡（關係和意識）；而集體往往有多過於個體總合，且具備無法化約為個體活動性質的另一類特質。從組織學習的實際言，成員個人的學習固然是組織學習活動的開始，然而人員是組織學習活動開展的「媒介」或「基本單位」，卻非組織學習理論論述的基本分析單元。組織學習研究的對象是組織集體的活動，而非個人行為；組織學習探究的範圍係指可以機關行號等名義來加以解釋的集體活動部分，而非指僅能代表個人意志的個別活動部分。 理性抉擇觀、行動理論觀與知識應用觀三種組織學習論皆同意，應以「人際過程」或稱「人際間的互動關係」來分析組織學習活動。組織學習的社會現象，若以人際間的互動關係為解釋基礎，當可有效說明成員個人學習和組織學習間的關係，組織學習的組織動態過程，以及組織學習活動對組織所可能發生的影響。 二、組織學習研究的定向 1.我們期望組織學習的活動對組織能夠產生好的效用，但我們同時研究好的和不好的組織學習活動。有的學者認為組織學習是「好的」，因為學習活動和組織的績效、效率或效能等價值有關；有的學者說組織學習不一定是好的，因循舊習、拘泥於固定的思維習慣將造成組織僵化與惰性，學習反而有害進步發展；也有學者認為組織學習根本是一種價值中立的現象，任何組織都有不同的學習型態。論者在概念建構的知識旨趣上的差異，將或多或少影響其干預實務上的著眼和方法。 2.我們研究組織學習的階段活動過程。運用「階段模式」來描繪概念、理論的內容，使我們可以簡明、扼要地掌握概念、理論所指涉的具體活動步驟；但組織學習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持續進行的動態過程，短期或長期的發展分別產生不同的效果，因此模式的描述只能就某一封閉時段的過程來加以瞭解。從三種組織學習觀點的模式化分析中，可以發現：其一、階段模式的表達方法若能以某個思考架構為主軸，當更能把握組織學習過程中各因素的互動關係；其二、總的來說，各觀點因理論旨趣的差異，乃分就組織學習過程的不同部分加描述，係為核心概念之用詞與理論重點之範圍有所不同，而非全然無法溝通。 3.我們研究「有特定原因」的組織學習，亦同時關照「無特定原因」的組織學習。一般的理論都用生態的觀點來看待組織學習的成因，任何組織都會面臨環境淘汰的壓力，組織為求存續而有學習的衝動。學習是物種爭生存的本然作用與能力，組織亦在競爭的環境中調整適應，建立起決策例規、行動理論或組織知識，進行例行式的學習。但嚴格來說，在組織承平或飛躍成長的時期，組織的政治現實和組織寬裕將抑制組織學習的發生；惟有組織面臨持續衰退，而成員的成就期望持續升高的時候，績效落差才會突顯目標未獲滿足的嚴重程度，逼使組織認真面對學習的課題。特別是，當組織問題和績效落差的嚴重程度，形成所謂「領導危機」的時候，小小的問題都會引發組織的重整與學習。此外，我們亦須注意一般組織有漠視失敗經驗，自動消除失敗歷史記憶來規避風險的習慣，使組織墜入「能力的陷阱」。所以，組織老化的惰性危機和組織主動創造繁榮的契機也都算是組織學習的內發原因。 4.我們研究組織學習對人員認知與行為的影響效果。就組織整體的層次言，組織學習造成組織行事規則與工作方法的改變，也可能撼動組織根本的價值信念和目標政策。組織學習影響的結果固然是可見的組織行為，但人員行為的改變必需以組織共通之行事理念的改變為前提。就組織學習的定義言，因行動理論（或稱決策例規、組織知識）的調整所引起個別人員行為的改變，才能視為組織學習活動的結果，否則只能算是個人層次的學習。相反的，行動理論的調整也可能只會引起人員認知形態的轉換，而不必然造成行為的改變；此乃人員行為改變與認知改變之間並無必然之關係。此外，就組織學習所造成組織的變化程度言，可以區分為：調整式的學習，組織對外在世界的觀點沒變，只是對策行為的局部或暫時性調整，這種改變既容易，收效又快。翻轉式的學習，組織採納新的行為模式或捨棄舊有的行為習慣，這種變化比較困難而且曠日耗時。顛覆式的學習，組織改變認知架構或行動理論，這種改變非常困難，不過一但發生影響至速。我們就組織學習變革幅度與施行難易程序所為之分類，可以用來評估干預策略的可行性。 5.我們研究影響組織學習集體過程的因素。從組織活動的社會面來看，組織學習乃是一種人關係人際互動的過程（或是人際互動過程的結果）；在正式、非正式的社會關係網路中，藉由人際間觀念的溝通與意見的交流，個人學習形成部門團體學習，部門團體學習衍成組織整體的學習。其中，正式的組織結構關係，影響組織學習職能的分化、整合及專化；而學習成效整合的需要與其分化的程度成正比。此外，組織部門間的功能和作業如果是高度互相依賴的，則組織學習職能的專化有助於推動組織整體的學習，此即學習替代效應所產生的效果；此一替代效應同樣發生在組織層級之間。人際間溝通互動的型態影響次第發生的組織學習集體過程。人與人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愈能夠實事求是坦誠以對，則彼此間愈能夠分享所知所見，基於互相信任的基礎則個人學習的成效即能順利形成組織學習。人際間溝通互動的型態與組織成員的自我防衛心理、組織結構的性質、團體的動態及組織文化風格有著密切的關係。 6.我們研究改善組織學習成效的因素。基本上，組織學習成效的改善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如何促進組織學習的社會互動過程，二是如何更新組織學習的樣式。結構面和心理面的原因是善組織學習社會互動過程的主要因素。組織的結構安排決定人員之間正式的社會互動關係，採取集權式的結構設計固然能夠有效規範成員個別的學習活動，但同時因為過於強調統一與控制的管理原則，使得組織不易進行創新學習或雙回饋圈學習。分權式或鬆散式的結構雖然使個別的學習活動更加零亂不易匯整，但卻為組織創新開啟希望的窗口。創新與守成本來就是組織策略性選擇的一種兩難，但若從權變論的角度來思考，組織或可以依據環境的屬性、組織資訊的質量特性，選擇較為合適的策略，採行恰當的結構型態以改善組織學習活動的進行。組織內非正式社會互動關係也影響著組織學習的集體過程能否順利完成。從個人學習、團體學習到組織學習的過程中，人際間的觀念交流與資訊溝通活動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個人自保的天性和團體自衛的習性，妨礙了人際間開放真誠的溝通。研究顯示，嚴格的層級節制關係與強調專業化的部門分工，使得人員自保、團體自衛的組織文化更加嚴重。 就組織學習的性質言，可以區分為守成式的學習與創新式的學習兩種樣式。研究顯示，大部分的組織對於守成式的學習活動較嫻熟，而創新式的學習活動則較少發生。如何激發組織從事創新式的學習活動，其關鍵因素可歸納為： (1)結構面的因素。包括組織的誘因結構與管理結構。 (2)社會面的因素。包括組織社會化的速度與組織的團體動態。 (3)心理面的因素。人類自我防衛的天性使人員怯於創新學習。 肆、綜合性的組織學習干預理論及策略。 一、規範性的組織學習干預理論 規範性的干預理論承襲人群關係學派的研究取向，專注於組織活動的社會系絡面和心理行為面，其分析重點包括：組織正式的社會關係系統，如層級節制關係、部門互賴關係；非正式的社會關係系統，如人際交往關係、人際溝通關係、工作團隊關係；及人員行為的心理成因，如思考形態、人格發展因素、團體規範等對人員行為傾向之影響。規範性的組織學習干預理論認為，干預即促進組織學習體系的轉型；理論假定，一般組織的學習系統是封閉受限制的，有害組織學習的進行，所以干預活動旨在將原來的系統轉換為另一種理想的開放學習系統；因此，這種理論也可以說是一種組織更新或組織再造的理論。而組織學習的干預就下述三種問題來思考：1.改善成員個人層次的學習問題。2.改善部門團體層次的學習問題。3.改善組織整體層次的學習問題。 二、描述性的組織學習干預理論 描述性的干預理論視組織學習為一價值中立的活動概念，透過此一概念進行分析，即可掌握組織現有學習系統的特色與性質，而這些特性交無好壞之別，得視其與相關情況條件的配合程度面論。本於系統論的觀點，描述性的干預理論視組織為一種由各次級系統所組成的整體系統，包括所謂學習的次級系統。從內發的角度言，組織學習次系統功能之發揮繫於其與組織決策模式相適的程度，而干預即改變原有學習系統或創設出切合實際需要的學習次級系統，使學習次系統發揮支援組織決策的功效。從外引的角度言，組織學習次系統功能之發揮，和外在客觀的環境性質及組織的資訊負載有關，而干預即改變原有的學習系統或創設出切合實際需要的學習次級系統，使學習次系統發揮資訊傳播溝通的功效。就此而論，描述性的干預理論可謂一種策略選擇的干預理論；組織就系統內外因素、主客觀條件，選擇或應用最適合此一特定狀況的學習系統形態。對一般組織來講，學習系統的設計需就各項情境因素和關係形態來考量，其中包括：1.組織決策模式與學習次系統的關係形態。2.組織溝通模式與學習次系統的關係形態。 三、組織學習干預措施的思考架構 1.根據組織診斷判明之基本問題缺失來思考。 2.根據與組織學習活動有關的管理機能來思考。 3.就問題焦點、干預對象與干預層次來思考。我們以「問題焦點」、「干預對象」與「干預層次」三種構面為主軸，用來思考進行組織學習干預時，可以採用的干預技術類型；而這三個構面也是進行干預活動的策略目標。就改善組織學習的問題焦點言，可以區分為：人格與心理問題、價值衝突的問題、資訊溝通的問題、決策過程的問題四個次級向度。就組織學習干預的對象言，可以區分為：改善個人內在狀態、改善人際關係、改善團體內部狀態、改善團體間關係和組織整體的改善五個次級向度。就干預的改變層次言，可以區分為：認知的改變、行為模式的改變、工作程序和方法的改變、組織運作架構的改變四個次級向度。我們可依據組織診斷的結果，針對特定之問題焦點，就不同的干預對象、期望的革變層次，進行整體性的設計規劃並選擇應用干預技術。 伍、組織學習論對公共行政之參考價值 一、組織學習與行政學理論 1.組織學習是當前公共行政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組織學習論適足以啟發吾人在解決行政機關組織研究有待處理的幾項問題，譬如：如何在有限的行政資源下調合效率與效能的目標，軟性和硬性對立的價值觀念如何取捨，如何調合政府組織集權與分權的設計，如何更新機關組織的知識，如何平衡組織當前需要及未來的發展前景，如何透過扁平化彈性化來消減層級節制組織的各種問題。 2.組織學習論為公共組織的組織理論奠下基礎。公共行政可以說是針對社會大眾在價值追求的變遷過程中所為之管理活動，則公共組織的理論與營利組織的理論有所差異。我們可以組織學習的社會互動過程來解釋行政人員如何能夠貫徹公共組織的民主價值觀和行動；我們也可以組織學習活動的類型與內容來說明公共組織管理社會價值變動的能力。 二、組織學習與官僚結構的行為特質 傳統上，學者偏好以結構功能的途徑，針對官僚體制機械式的控制機制與其產生的非預期結果，進行負功能的組織行為分析。結構功能的分析雖然能力指出官僚結構所產生的非預期負功能，但未能完整說明官僚法規的變動性、組織成員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模式、組織內部團體間的互動關係。就組織學習論言，決策例規固然具有規範人員行為及組織系統運作的作用，但並非一層不變；人員向組織學習，依據標準作業程序來做事，同時組織也向人員學習，人員可以透過規則運用的裁量權針對現實狀況予以增刪修改。官僚組織的層級結構安排也與人員自我防衛的心理相互影響，層級節制的組織形態一方面貶抑人性關係，但另一方面也是人員追求安全的自保場所。其次，我們也可就組織學習的團體互動過程來解釋官僚體制下部門團體間的政治權力行為，團體間的對抗不只是為了爭取有限的資源或特權，更是為了壟斷主張組織知識的權力。總之，我們可以運用組織學習的概念和理論將官僚組織視為一種特別的學習系統來理解，這種觀點角度可以豐富我們對官僚組織、官僚組織行為的認識。 三、組織學習與政策效能 行政組織的具體產出主要表現在政策過程中的各項活動，特別是政策制定與執行部分。由於政策規劃的實際過程中，目標與手段的關係不斷在變動，所以行政組織必須發揮足夠的調適能力；即使進入政策決定的程序，行政組織亦應就新的資訊情報，做好調整目標和手段的準備。就此而論，政策制定的過程可說是以行政組織為中心的學習過程，行政組織學習的目的在於減低政策制定的不確定性。再就行政組織在政策執行過程的角色來說，組織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必須對各項因素的變化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而組織學習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條件。總之，一個成功的政策規劃與執行過程在於，行政組織能否針對政策問題與行動方案進行持續的檢視與分析，以符合民眾的需求與需求順序；而政策效能（達成政策目標的程度）的發揮繫於行政組織五項學習能力。 四、組織學習與行政革新 組織學習論對於行政革新的理論有幾點啟示： 1.行政革新即行政組織的例行性學習與創新式學習活動。 2.行政革新即行政組織學習級系統的改善。 3.行政革新以組織學習論為理論基礎。 4.影響行政革新的因素與組織學習論。

首長特別費事件演變至今，焦點都被導向高度抽象的政治議題，民間失去發言或制衡的空間，讓許多深刻值得探問的價值問題，陷入無法討論的困境，但本文要追問的根本問題是：法律，對現今台灣的民眾來說，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是把法律看成一種限制他們行動領域的規範，對法律採取一種戰戰兢兢算計犯法後果的策略性態度？還是把法律視為一種具正當性與有效性的行為規範，發自內心對法律採取尊重的態度？算計自己最大的利益，真的就是我們人類追求理性的最終結果嗎？如何縮小這些鴻溝，或許就是我們該戮力的地方。 哈伯瑪斯認為法律取得其正當性，與溝通行動之間具有相似的結構性，所以力主引進「溝通理性」，作為法規範產生及運用的構成基礎。但從法律理論的角度來看，哈氏認為現代法律秩序要從「自決」這個概念獲得其正當性，而且公民應從論述或審議的模式切入，同時把自己理解為所要服從的法律的承受者及創制者。對於裁判理性，哈氏曾針對四種具代表性的不同法律理論見解提出批判，主要為法律詮釋學、法律實在論、法律實證論，以及Dworkin的融貫理論，最後他提出自己所主張的程序法典範的法律觀。哈氏認為現代法制史中，運用得最成功的法律典範，是今日依然相互競爭的兩種法律典範，一是形式法的典範，另一種是實質法的典範，但哈氏認為這兩種典範都有所不足，所以主張要採取言說理論視角的第三種法律典範—程序法典範，來理解與解決二十世紀末出現的社會困境。 在現今充斥「語言暴力」、「策略性語言」、「意識型態扭曲」的社會中，言說的有效檢驗，對現況的釐清確有助益，但問題是如何進行？所以，本文嘗試從理解哈伯瑪斯的言說理論為核心，來討論法律與其同屬之社會文化間的關係。同時，藉由哈氏所提之「生活界與系統界」的概念，探求法律在社會整合中所扮演的媒介角色，探討法律的生成與溝通行動何以密不可分？最後，論證法律的正當性，主要是來自以溝通言說為基礎，所達致的同意與共識。 / Since the broke out of the special funds affair of Taipei mayor, the focus has been on highly abstract political issues; the value questions, which were profound and worth inquiring, fell into difficult position and were unable to discuss. This paper closely examines the basic question: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law ought to be? What significant value the law should represent? Should it be an instrument or an institution; should it be developed in a strategic or communicative way; and should it be rules and regulation laid down by the authority or the normative commitment of the citizens. Habermas thought the law obtains its legitimacy through real communication and therefore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theory, Habermas thinks modern legal order must “be self determined” to obtain its legitimacy; moreover, the citizen should elaborate and judge the making of the law through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bermas thus criticizes four well-known theories of law, i.e., legal realism, legal empiricism, legal positivism and Dworkin’s coherence theory. He then asserts his own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 Habermas believes tha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aw, the most successful legal paradigms are still in competition today – one is the paradigm of the positive law, the other is the paradigm of substantive law. However, he believes both paradigms are inadequate, so he asserts the necessity of a third legal paradigm, which emphasizes the discourse theory perspective – the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 to understand and resolve the social difficulties. Reacting to the flooding “language violence,” “strategic language,” “ideological twisting” in the society of nowadays,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discourse can certainly help in clarify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to carry 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y studying the discourse theory of Habermas as the core,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the social culture to which it belongs. At the same time, with Habermasian concept of “the lifeworld and the system”, this paper seeks to evaluate the medium role of law in social integration to assess the reason for the intimacy between legal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law primarily comes from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that serves as a basis to reach agreement and consensus. Keywords: mayoral special funds, Habermas, legal validity, legitimacy, communicative reason, the lifeworld and the system , legal validity theory of discourse,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

當代「日本中國認識」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面臨一次重大轉折。戰後開始的「中國研究」主要受到日本對於自身認同重建的看法；以及冷戰國際架構的影響。本文藉由「系譜學方法」，回溯戰後半世紀以來，日本對中國的研究角度經過什麼樣的變化？中日研究群體如何開展及互動？本文發現日本當地中國研究的典範演變，最初是因應西方現代學科的需要，以建立歷史理論與史觀。戰前以東洋史學與區域調查為主要典範。此兩種團體延續到戰後成為史學與區域研究兩種系譜。戰後初期（1945-54）佔有主要論述空間的是左派革命史觀研究群體，主要學術產出是實態調查、社會史方面的資料。第二階段（1955-64）是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化論者，延續戰爭責任論爭中的研究主體問題。第三階段（1965-74）是隨著日本自身發展與文革演進，研究者依照對文革態度而分裂，自此主流是對經濟、政治、國際關係的研究。第四階段（1975-84）民國史觀強調社會主義中國與傳統中國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雙重連續性」，這兩個思考脈絡最後集成為溝口的基體論與濱下的體系論。另外出現以近代化（民主化經濟發展）短暫的成為主要論述，之後隨著前兩者理論對西式近代的否定，開始找尋「亞洲價值」。第五階段（1985-94），面臨昭和年代與冷戰結束兩個重要分期，日本學界提出新亞洲學，強調區域多元性以及混成亞洲統合兩大觀念。新亞洲學中，不可避免的也繼承了戰前亞洲學的基本要素。綜觀而言，本研究不僅能提供對中國研究途徑更多的參考面向，也能為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界提供更多元的研究方法，更能有助於對當代東亞局勢的瞭解。 / Modern “China studies” (sinology, modern china study, etc.) in Japan began in 1945, the end of Pacific War. It was in a very complicated situation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it must take mission on the revival of national confid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influenced by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Japanese China study” from a genealogic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also tries to depict the “genealogy”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of Japanese China study and their research approach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adigm change began in the need of discipline modernization,in order to build their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views. Two mainstreams before WWII are “touyougaku (orientalism)” and “regional study”. They became two major studies, “history” and “regional science” after war. In the first period (1945-54), the leading group “revolution historian’ (Marxist or lefters) accomplished much research about “village investigation”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second period (1955-64), Marxist (lefters) and Modernist debated the question of “research subjectivity” regarding war responsibility. In the third period (1965-74), researcher groups were affected by Culture Revolution, and became radical. After this deep confliction, they became neutral,and advocated to study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a. In the fourth period (1975-84), “R.O.C. perspective” emphasized “double continuity “ existing between socialist China and traditional China, and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 China, consisting of “Mizokuchi theory” and “Hamashita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heory) also rose up, considering Asian value as opposite of Western value. Therefore, in the fifth period (1985-94), facing the end of Showa period and cold war, scholars start to assert New Asianism, emphasizing divers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Asian countries. We could discover that New Asianism is similar to wartime Asianism, which is a symbol of Japanese China study that time. This study will not only clarify the Sinology in other culture, but also bring more approaches for scholars in Taiwan. / 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の最大な分岐点は1945年である。戦後の中国研究には、日本の自己認識を立て直す考え方が含まれている。さらに、冷戦時代の国際関係もまた中国研究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この状況の下で、中国研究は複雑な様相を呈している。本研究は、系譜学的方法を以って、この半世紀において、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が、どのような研究視点を採ってきたのか、また、学界がどのように形成され、内部にどのような会話・論争を経てきたのかを分析する。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のパラダイムは、最初は欧米の現代学科を真似て、自国の歴史理論や史観を発見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戦前の主なパラダイムは東洋史学と地域研究で、戦後その二つ系譜も続けている。戦後初期（1945－54）に、左派（革命史観）グループは主流で、実態調査や社会史に多くの力を入れていた。第二時期（1955-64）に、マルクス主義者と近代化論者は戦争責任の問題に沿い「研究者主体」について論争した。第三時期（1965-74）に、日本自身の経済発展や中国の文革の影響により、研究者グループが分裂し、激しい批判も出た。その後、一変して、「無価値」の経済や政治、外交など、つまり、「国情研究」が主流になった。第四時期（1975-84）に、民国史観や基体論、朝貢体系論など、社会主義中国と旧中国との「連続性」や中国中心と周辺国家との「連続性」に着目した研究が現れた。そのほか、アジア的な近代化論も大勢になり、「アジア価値」は再び脚光を浴びた。第五時期（1985-94）に、昭和時代と冷戦の終わりとともに、地域多様性とアジア協力を強調する「新アジア学」も出た。新アジア学と「戦前アジア学」が多くの共通性があるため、同じ系譜に属することを本研究によって解明できる。本研究は、台湾におけるこれまで中国研究に対して、新たな研究方法を紹介し、示唆的な観点を与え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る。

語言系統中，形音之間的映照關係為一持續受到探討的議題。本篇論文旨在利用眼動閱讀實驗以及口語理解─視覺典範深入探究閱聽中文形聲字時，音形映照之存在性及其時序歷程。 本文進行兩個眼動實驗。實驗一旨在探究視覺的閱讀歷程中，中文的音形映照於詞彙層次和次詞彙層次之歷程及影響。結果顯示，同音字密度效果未達顯著，但音形對應一致性效果於晚期眼動指標中顯著呈現。顯示出音形映照於視覺詞彙辨識的晚期產生影響，並證實語音表徵和字形表徵於視覺處理中是互為雙向影響之觀點，實驗一結果並支持音至形的反向連結映照於視覺模式中具有其重要性。實驗二主要使用口語理解─視覺典範，進一步探究並檢驗音形映照於口語詞彙辨識過程中之時序及歷程。結果顯示，音形對應一致性效果於早期眼動指標中顯著呈現，隨後同音字密度效果於晚期眼動指標中顯著呈現。此研究結果支持雙向交互激發模型(BIAM)之假設，顯示詞彙辨識機制中，存在字音和字形表徵之間的動態交互連結；並證實字形表徵於口語詞彙辨識過程中時序性的影響。 整體而論，本研究整合形音映照之概念所衍生出的形音一致性效果及同音字密度效果，就視、聽兩種模式之眼動實驗，檢視音形映照歷程，並進一步提供音形映照的實驗證據，探究其於中文語言系統的文字辨識歷程中之影響力與重要性。 /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states of phonological to orthographic (P-O) mappings when reading and listening Chinese phonograms. Two eye tracking experiments regarding to visual and auditory modalitie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nature and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P-O mappings in Chinese word recognition. Experiment 1 manipulated homophone density and P-O consistency to investigate the involvement of P-O mappings at lexical and sublexical levels during the reading process. The result of Experiment 1 revealed that the P-O consistency effect was evident in second-pass eye movement indices of total viewing time (TVT) and rereading rate (RRR), demonstrating a late occurrence of P-O consistency effect at a the verification stage in reading. The occurrence of P-O consistency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iew that the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 are activated in a bidirectional flow, which implies that the mappings from phonology to orthography were guaranteed during the reading process. Experiment 2 utilizes visual world paradigm to explore the P-O mappings in auditory modality and further inspect the temporal dynamic in listening Chinese spoken characters. The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the P-O consistency effect emerged approximately 300 ms earlier than the homophone density effect, reflecting the early P-O consistency effect and the relatively late HD effect during the temporal stage of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The result also supports the bidirectional activation of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codes during word recognition, demonstrating the notion that the dynamic influences of orthography representation on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are ubiquitous at both sub-lexical and lexical levels.

自一九八Ο年代威權體制開始解體以來，臺灣的公民教育已然進入另一個新的蛻變階段，而其所賦予的積極意義，乃在於反映並凸顯出對以往整體公民教育的價值取向、概念論述、典範遞移、課程內涵、以及課程決定等有關問題面向所作的一種審視與反思，從而標舉一個能以「公民社會」理念作為建構總體教育目標時代的正式來臨。影響所及，值此一轉變關鍵的時刻，國人如何循由對「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本土化、以及意識主體化」等五大價值取向的認知與涵養，結合民主教育、法治教育、倫理道德教育、以及生活教育等四大核心課程內涵的深化與落實，並在致力於涵蘊「公民社會」為其學科典範遞移最高指標的同時，能進一步以強調「差異的（或多元的）公民資格觀」的概念論述及推動「公民參與」的課程決定方式，藉以充實及強化公民教育的運作機制和功能，業已成為今後公民教育責無旁貸的重要發展趨勢所在。 關鍵詞：公民教育、公民社會、價值取向、課程內涵、概念論述、典範遞移、 課程決定、公民資格、科際整合、顯著課程。 / Since the authoritarian system was began to fall apart during 1980’s in R.O.C.（Taiwan）, civic education at school has gone into an another new transformation stage and bestowed a progressive meaning too, it is so necessary as to make a review and self-examination that reflect or manifest the totality of problem dimensions about value orientation, conceptual discourse, paradigm shift,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for the past. Thus much to construct and mark a period of “civil society” concept of the macro educational goal is coming formally. Due to the impact, especially it happened just changing time, we need how to recognize and nourish the five value orientations of “democratization to politics, freedom to economics, plural to societies, localization to culture, and subjectivity to conscious”. Combine with the four codes of curriculum content about democracy of education, law-related education,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experiential education that must be deepened and practiced for the citizen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evoted to cherish the conceptual of “civil society” to be the highest characteristic of a paradigm shift of the civic education course. Moreover, it is obliged to emphasize the “differential or plural citizenship” and push the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the “civic participation” that its operational machinery and functions could be fulfilled and competent. In summary, there is no passing buck to these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tendencies of civic education in the changing future. Key Words: civic education, civil society, value orientation, curriculum content,conceptual discourse, paradigm shift,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citizenship,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vident curriculum.

過去二十多年來，心理語言學研究關注詞彙歧義解困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歷程發生時，語義脈絡與多義詞的語義頻率之間的交互作用。許多研究發現，當語境支持非均勢同形異義詞 (unbalanced homograph) 的次要語義時，同形異義詞的凝視時間長於與其有相同字形頻率的單義詞 (unambiguous control)，此為次要語義偏向效應 (subordinate bias effect)。根據再排序觸接模型 (reordered-access model)，次要語義偏向效應來自於主要語義與次要語義的競爭；相對地，選擇觸接模型 (selective access model)則認為只有與語境相關的語義被激發，因此，次要語義偏向效應是因為提取到一個使用頻率較低的語義。本論文進行兩個眼動實驗。實驗一檢視中文多義詞的次要語義偏向效應以區辨兩種詞彙歧義解困模型分別提出的解釋。本實驗的材料使用了低頻同形異義詞、低頻單義詞、以及高頻單義詞。結果顯示，當使用的單義詞與多義詞字形頻率相同時，在目標詞及後目標詞上(目標詞後一個詞)皆發生了次要語義偏向效應。實驗二利用口語理解─視覺典範中透過受試者理解語音訊息時同步記錄眼動的作業方式來探究次要語義偏向效應是否來自於主要語義的激發。當口語句子中的目標詞被唸出後，會計算出隨著時間增加眼睛落在四個雙字詞的凝視比例。結果發現次要語義因為語境的選擇在聽到目標詞後大約500毫秒時就可被激發，主要語義則在一聽完多義詞後被激發。因此，多義詞的兩個語義在聽到目標詞後大約900至1300毫秒時(相當於在後目標詞時)發生競爭。整體而言，本研究顯示即使語境支持多義詞的次要語義，主要語義依然會被激發。因此，次要語義偏向效應是由兩個語義競爭後所造成的結果，符合再排序觸接模型的解釋。 / Research in psycholinguistics throughout the last two decades has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context and meaning dominance during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 Many studies demonstrated the subordinate bias effect when the preceding context biased for the subordinate meaning (i.e. infrequent meaning) of an unbalanced homograph. According to the reordered access model, the SBE is due to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meanings. On the contrary, the selective access model assumes only the context-relevant meaning is activated and the SBE is a result of access to a low frequent meaning. Two eye tracking experiments of sentence reading and sentence listening were conducted. Experiment 1 examined the SBE of Chinese homographs to differentiate the two accounts. We utilized low frequency homographs along with their matched low and high-frequency unambiguous word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SBE emerging in fixation durations of the target region and post-target region (i.e. next two words of the target), when unambiguous controls were matched to the word-form frequency of ambiguous words. Experiment 2 used visual world paradigm to explore temporal dynamics of dominant meaning activ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SBE in an instructional eyetracking-during-listening task. Fixation probabilities on four disyllabic printed words were analyzed during a time period after a target word was uttered in a spoken sentence.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reordered access model. The subordinate meaning was activated by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t about 500 ms after the onset of acoustic homograph at the time when context penetrated to make its favored meaning available. Soon after the offset of homograph, the dominant meaning became active. Both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homograph were activated during the time windows of 901 ms to 1300 ms, which approximately corresponding to the acoustic onset of post target. In sum, our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the dominant meaning is activated even when th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biases to the subordinate meaning of a homograph. The subordinate bias effect is the result of competition from two meanings, conforming to the reordered access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