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充斥著一股來自民間的新興社會力，許多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志願組成各種民間公益團體，並採取各種不同的參與行動來爭取權益或改進社會品質。是故，依此民主趨勢，本研究為探討公民參與的理論與實踐面向，則以近年來倡導教育改革的民間公益團體為研究對象，並選取從事教育改革的主要三個參與社群─家長、教育工作者、社會人士的代表團體，為「主婦聯盟教育委員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及「四一Ｏ教育改造聯盟」。並藉由此三個團體的個案研究，來探索民間公益團體的公民參與的基礎、目的、途徑、策略、要件與影響等層面，以作為建構本土化的實地理論。本研究對「公民參與」界定為：「公民與公民團體基於對自主權、公民資格的體認，以及對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的重視，主動投入其意志、情感、知識與勞力於公共事務的活動中，所採取積極而直接的參與行動。」，而對「民間公益團體」的定義為：「由民間人士志願自發性結社，以實現某種特定的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為目的，且充分開放予公眾自由參與的團體。」教育改革類民間公益團體的參與目的，即是欲透過對教育的關心與反省，投身時間與能力於改革整體教育體制與品質，進以促使教育自由化、教材生活化、資源再分配，並且能充分開放給關心教育議題的公民參與。所引用的主要理論基礎為「公民資格」、「志願主義」、「社區主義」及「參與民主理論」，並且依此內涵來分析民間公益團體之公民參與的實踐過程。最後，對民間公益團體與政府方面，提供能助展我國公民參與發展及實踐的十項建議，並展望未來後續的研究，能朝向更本土性、深入面的探究。

台灣的社區大學從民國八十七年九月文山社區大學開辦至今，各縣市陸續開辦或積極籌備，短短二年多的時間，目前(民國九十年六月)全國已有三十所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的設立，意味著台灣社會歷經近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匯聚了對教育改革的深切期盼，以及對深化民主，重建社會的理性認知，以逐漸成型豐沛的民間活力為支撐，並結合地方自治、社區發展的潮流。社區大學的創建，旨在深化民主，重建社會，引導社區人民積極公民權（active citizen）的行使，鼓勵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落實教育與社區的結合，指供終身學習的場域，進而促成公民社會的實踐。 透過教育途徑喚起公民意識及培養公民能力，在社區大學中學習民主社會中公民所需具備的能力與技巧，唯有建立公民的社區意識、公民意識，由下而上的政治參與才不會淪為空談。社區大學提供公民公共參與的機會，朝向自我管理；同時，激勵公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認知。社區大學這個另類大學，不僅本身即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同時其亦結集了不同的社區團體來共同落實教育與社區的結合，故本研究以目前台北市四所社區大學為研究對象，並以「公民資格」、「公民參與」、「社區教育理論」為社區大學的基礎理論，來探討社區大學建構公民意識的策略與實踐。 社區大學設立的終極目標乃是希望建構一個公民社會，其所使用的策略主要可分析為「課程型塑」、「公共論壇」、「與非營利組織的策略聯盟」、「社團觸發」、「社區參與」五個面向，經由個案分析歸納出下列研究發現： 1.社區大學的推動理念，主要乃希望藉由相關課程來打開公共領域發展民脈、培養人民批判思考的能力、以及引導新的社會價值重塑生活形態。然普遍發現各社區大學的學術性課程及公共性課程不好經營，而影響社區大學課程規劃方向最大的主力，實乃取決於各社區大學負責人（主任）的治學理念。 2.「公共論壇」對大部份的社區大學而言，有其正面的功能，其提供了一個可以讓民眾多瞭解公共政策的場域。 3.對非營利組織而言，社區大學提供一個交流的場域，讓非營利組織至社區大學授課以傳達組織理念，社區大學亦提供了非營利組織成員再成長的機會；對社區大學而言，非營利組織可提供其豐富的師資來源。 4.最具活動力和自主性學習的社團活動課程，對各社區大學參與文化的型塑有其正面的意義。 5.對社區大學而言，在地的社區是它要開拓、耕耘的場域；對在地社區而言，社區大學引進了社區營造的資源及支援，有助於社區工作的開展。

本研究以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與福林社區發展籌備委員會 （簡稱福林籌委會）為研究個案，並以實際的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文獻探討等質的研究方法，進行非營利組織資料的蒐集，後經由資料內容的整理，分析非營利組織建構公共意識之過程與其主要之影響。 　　非營利組織建構公共意識之過程分由兩個層面進行，一是概念層面，主婦聯盟提出「生活者」的主張，表示消費者具有主體性、主動性、自我覺悟，而非被動的選擇商品。而福林籌備委會則強調社區的居民「自己做主人」，居民可以一起解決社區的公共問題，不需要凡事依靠政府。當個別公民有了主體性的認知，非營利組織透過座談會、社區會議等方式，積極推動公民討論的文化，學習共同思考的習慣。並從公民日常生活的世界裏，尋找引發其興趣的公共議題，促使公民關心社會、政府決策、社區等公共事務。 　　其次是實踐層面的建構，由於政府的決策不當或公眾對社會現象的無力感，極易引起公民的不滿。因此，非營利組織結合不滿意的因素，並使其提昇為公共議題，配合活動的宣廣，引發公民的行動，而影響既定的公共政策或原有的社會現象。從主婦聯盟引爆的「搶救芝山岩」行動與福林社區河濱公園的規劃案例中，可以發現非營利組織的行動策略。在行動過程中，非營利組織亦透過非正式的管道，間接影響政策。此外，非營利組織透過組織化的手段，結合公民、專業者、社區與其他非營利團體的資源，提供公民參與的機會與資源。因非營利組織的位置性不同，組織化的過程亦有所調整，然而其為培養社區的公民領袖及社區自主管理的目的，卻是一致的。 　　由非營利組織建構公共意識最大的影響力，是型塑社群的參與文化。在個人的參與行動，非營利組織強調「主權在民」的思想，並要求政府「以民為本」，使得個人與政府的關係由上對下的層級性，轉化為平等的地位。在此影響的過程中，非營利組織扮演先鋒者、領航者、組織工作者、教育者與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實質的發揮組織的特性。非營利組織、社區、公共意識的連結，是形成草根民主的基礎要素，公民經由社區的參與，學習民主社會中公民所需具備的能力與技巧。唯有建立公民的公共意識，由下而上的政治參與才不至淪為空談。 　　本研究的個案均為都會型的非營利組織，而非營利領域仍有相當多的課題，如城鄉非營利組織的差異比較及其建構公共意識的過程研究；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的關係；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公共政策的互動；非營利組織的理論建構等，皆有待深入研究。

有關「公民參與」的研究，過去多半集中於「政治」方面的討論，此不僅造成對民主政治本意的誤解，也同時侷限了公民參與應該發揮的功能。本論文的目的在於強調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參與行動，更趨近於民主政治的真諦，同時也從參與式民主、公民資格及民主行政等理論的論述中，試圖為公民參與公共事務鋪陳一個理論安排與分析架構，使其行動獲得一個合法性的地位及堅實的著力點。而更進一步的，在這個理論建構的基礎上也可以逐漸浮現一個「公民性政府」的圖像，為「政府再造」的作為提供一個新方向。 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帶領國家朝向一個新的時代，需要有一個更具效能與競爭力的全新政府組織，而建立在公民參與行動的基礎上，並且結合參與式民主、公民資格、民主行政等三個主要理論的整合與鋪陳，所形成的「公民性政府」正是符合未來新世紀環境的一個新的組合與行政模式。這個「公民性政府」的組成是以「公民」取代行政官僚主導的組織結構，以「公民參與」過程取代官僚行政的控制與管理手段，以「民主行政」取代效率行政的目標。 為了能落實「公民性政府」的理想，必須從培養「積極的公民」及建立「參與的制度」二方面著手，前者透過公民教育的加強、社區總體營造的深化、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所形成的公民社會普遍培育去私從公的公民；後者則是強化草根性的社區基層組織，以及建構完整的公民參與法制，提供無礙而有保障的參與環境。

自一九八Ο年代威權體制開始解體以來，臺灣的公民教育已然進入另一個新的蛻變階段，而其所賦予的積極意義，乃在於反映並凸顯出對以往整體公民教育的價值取向、概念論述、典範遞移、課程內涵、以及課程決定等有關問題面向所作的一種審視與反思，從而標舉一個能以「公民社會」理念作為建構總體教育目標時代的正式來臨。影響所及，值此一轉變關鍵的時刻，國人如何循由對「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本土化、以及意識主體化」等五大價值取向的認知與涵養，結合民主教育、法治教育、倫理道德教育、以及生活教育等四大核心課程內涵的深化與落實，並在致力於涵蘊「公民社會」為其學科典範遞移最高指標的同時，能進一步以強調「差異的（或多元的）公民資格觀」的概念論述及推動「公民參與」的課程決定方式，藉以充實及強化公民教育的運作機制和功能，業已成為今後公民教育責無旁貸的重要發展趨勢所在。 關鍵詞：公民教育、公民社會、價值取向、課程內涵、概念論述、典範遞移、 課程決定、公民資格、科際整合、顯著課程。 / Since the authoritarian system was began to fall apart during 1980’s in R.O.C.（Taiwan）, civic education at school has gone into an another new transformation stage and bestowed a progressive meaning too, it is so necessary as to make a review and self-examination that reflect or manifest the totality of problem dimensions about value orientation, conceptual discourse, paradigm shift,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for the past. Thus much to construct and mark a period of “civil society” concept of the macro educational goal is coming formally. Due to the impact, especially it happened just changing time, we need how to recognize and nourish the five value orientations of “democratization to politics, freedom to economics, plural to societies, localization to culture, and subjectivity to conscious”. Combine with the four codes of curriculum content about democracy of education, law-related education,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experiential education that must be deepened and practiced for the citizen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evoted to cherish the conceptual of “civil society” to be the highest characteristic of a paradigm shift of the civic education course. Moreover, it is obliged to emphasize the “differential or plural citizenship” and push the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the “civic participation” that its operational machinery and functions could be fulfilled and competent. In summary, there is no passing buck to these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tendencies of civic education in the changing future. Key Words: civic education, civil society, value orientation, curriculum content,conceptual discourse, paradigm shift,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citizenship,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vident curricul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