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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中、蘇共邊境衝突之研究郭振遠, GUO, ZHEN-YUA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中、俄兩國之間橫亙著一條世界上最長的邊界線,在歷史上為了這條界線以及領土歸
屬的問題,已經動過幾次干戈,有過多次爭議,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中共自從靠蘇聯的扶持當上了神州大陸的主人之後,對於邊界問題一直隱忍不發。等
到中、蘇共關係漸趨惡化,意議形態的爭執已不敷所需,邊界問題遂被提出,雙方爭
論的焦點從理念上的不同一變而成實際國家利益的衝突。1969年3月發生在珍寶
島上的流血事件是雙方衝突的具體表現,也是一連串衝突事件的最高峰。過此之後,
危機與緊張的情勢逐漸鬆弛,邊界的現狀朼就被當作既成的事實而被雙方所接受。
中、蘇共這兩個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其同質性大於其異質性,任何的衝突都不至於
導致雙方用極端的手段來相互對抗。但是共產主義不像一個亙古不變,能實施久遠的
制度,中國和俄國也不會一成不變地永遠在共產制度下延續下去,一旦改變這個基本
的制度結構,而中、俄兩民族仍存在於世上,邊界的糾紛就會再度興起。因此,邊境
領土誰屬永遠是一個潛伏的而且會伺機待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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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預防性動機分析 / Dynamic conflicts and decision-making model in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An analysis of preventive motivations黃鴻博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是一個很複雜、龐大的研究議題。自中共建政以來,不僅和意識形態對立的美國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亦和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越南爆發軍事衝突;除了涉及統一問題而爆發多次台海危機外,亦與第三世界大國印度爆發大規模邊境衝突。早期的研究通常從冷戰的角度出發,帶有明顯的工具性質,但囿於資料保密,使得研究成果難以突破,臆測性大於實證性,此窘境直至冷戰結束後始有轉變。
有利於學術研究氛圍的主要因素有四點:一是前蘇聯、美國檔案的解密、部分中共檔案的開放、及少數智庫提供部分解密檔案,使得研究者可以取得重要的一手資料;二是關鍵人物之訪談與回憶錄的出版,可以補充檔案文獻的不足;三是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後,連帶地使得軍事議題浮上檯面,西方學界主要從權力結構及歷史的角度關注中國權力增長的意義,透過中共使用武力的分析,藉以預測未來是否出現權力轉移與中國在軍事上的應對方式;四是1995-96年台海危機的爆發,以及近期中共與越南、菲律賓及日本,因南海島礁與釣魚臺主權爭議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使得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再度引起學界的關注。
目前有關中共使用武力的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少數研究採取多重案例研究,嘗試歸納出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模式、步驟、原則或特徵;多數的研究則針對單一案例研究,並聚焦於分析中共發動戰爭的原因。此外,學界開始從歷史文獻分析轉而採取理論分析與建構。凡此種種,皆提供了一個重新詮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視野。然而,現有的研究成果雖然相當豐碩,卻無法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性模式,並且忽略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與其政策選擇之間的動態關係,因此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行為。
本文的研究目的並不是建立一個宏大的普遍理論,而是在一定的時空範疇內針對某一類現象建立一個合理、具有經驗性與理論性意涵的模式。換言之,即是借鑒相關國際關係、心理學及經濟學等相關理論的核心概念,並透過將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概念化過程,以預防性動機為主軸,提出一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以解釋:中共較容易與何者發生軍事衝突、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認知、為何會使用武力、以及使用武力的決策選擇如何確立?並透過六個正例(1950年韓戰、1953-54年第一次台海危機、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1969年珍寶島衝突、1979年懲越戰爭、1995-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及一個反例(1999年「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多重案例檢驗,以回答上述的問題。
本文的研究發現:
一、中共的確比較容易與實力或意圖上具有潛在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發生軍事衝突。
二、中共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確有產生錯誤認知。
三、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外使用武力。
四、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中,領導人對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之認知強弱,會影響其決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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