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政治的一大轉捩點，也是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發展上的一個最重要事件。韓戰的爆發，主要是共產黨受到美國當局有關韓國的幾次行動及宣言所鼓勵。一九四九年春季，美軍的自韓國撤退，及一九五○年初麥師及艾奇遲國務卿之相繼聲明韓國不在西太平洋之美國防線之內，在均鼓勵了北韓共黨的發動侵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一方面根據其對亞洲地區應付侵略的原持立場，將韓國之緊急情勢通知聯合國，請求聊合國出面制止侵略。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則採取各項緊急措施，迅速開始行動，終於轉變了它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對韓政策。 六月二十五日當天，麥帥立刻由總統授權，在從韓國撤退美國人時得使用他的海空軍防止仁川—金浦漢城地區陷入敵手。次日，杜魯門總統又下令派遺美國海空軍入韓作戰。於是，美國正式介入了韓戰，但另一方面，美國參戰後，又小心翼翼，惟恐引起蘇俄及中共之參戰，把韓戰擴大成為全面大戰。因此，美國參戰後之政策，主要即在於把戰爭。 停戰談判的進行，在共黨軍事勝利之際，是無法順利展開的。祇有在共黨軍隊征服北韓之企途失敗後，共黨頭子們才姍姍地表示願意接受停火談判。四月，聯軍再度越過三十八度線，六月二十三日蘇俄便正式提出停戰的要求。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雙方停戰代表在開城舉行第一次會議時起，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戰協定簽字時止，歷經三年有餘，始達成停戰目的，其間曾經很多波折及困難，尤以戰俘間題的僵持為然，但仍能克服重重難關，終於達成停戰。 我們綜觀上述，美國在韓戰爆發後幾天之內，即正式介入韓戰，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對韓政策。美國下策的轉變，一方面固然是基於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政治考慮代替了軍事戰略的緣故。在韓戰爆發前，美國政府基於「軍事戰略」上的理由，把韓國摒出於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線。但當侵略發生時，他們基則於更多的「政治考慮」，全體一致地主張美國不可避免地必須防衛南韓。結果，由於美國的介入韓戰，證明了民主國家的地方性，的抵抗能力，無疑地是對抗國際共產軍事擴張的唯一有效嚇阻力量。 美國迅速地介入韓戰，在表面上，是代表了美國自利主義及超國家的理想主義的典型結合。但在實際上，美國介入韓戰的決定，主要係取決於美國的自利思想，而不是取決於理想主義的考慮。美國人祇是為著自利的打算，利用聯合國的權威而已。美國雖然在表面上正式請求聯合國出面制止優略，但美國的行動，早於聯合國決議之先，在聯合國之外，被迅速發展的軍事緊急情勢所決定。 儘管美國政府正式介入韓戰，但因美國政府深恐如來蘇俄參戰及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又恐在韓國參戰過度，影嚮美國的全球防務；以及顧及盟國之團結問題，杜魯門總統乃先後採取了許多限戰爭的措施，不使韓戰擴大。另一方面，麥帥則極力反對美國政府為他所定下的重重限制，相反地他提議轟炸中國東北的中共飛機場，對鎖中國海岸，並動用中華民國國軍。麥帥的這些主張，在美國政府看來，顯然有擴大戰爭的危險，為美國政府所極力反對。關於麥帥與杜魯門政府對於韓戰戰略的岐見，本文曾提出四個主題加以分析，即：（甲）、關於中共及蘇俄參戰問；（乙）、關於動用中華民國國軍及轟炸東北中共基地問題題；（丙）、關於盟國團結的重要性之問題；（丁）關於戰爭觀念的岐見在理論上，不論麥帥的主張如何地有見地；但在實際上，由於美國政府不願採取超出團堵政策以外的任何其他戰略，因此不得不限制抵抗侵略的行動。 由於美國在韓戰中所採取的措施，依然是固守著團堵政策的老地方法。團堵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領導自由世界對抗共黨侵略擴張的法賓。它用來對抗國際共黨的侵略擴張是否行得通呢？韓戰就是對團堵政策的一個實際考驗。由於美國付出重大犧牲還不能澈底解決韓國問題，無形中助長了共黨氣燄；更由於韓戰停戰後，蘇俄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發展出「和平共存」的戰術，嚴重打擊了美國聲望。團堵政策是否能擋阻國際共產主義的軍事侵略及政治侵略，已極顯然。因此，本文最後特列一章，專門討論韓戰與團堵政策之關係。

本文的構成如下。從第一、二章探討戰爭爆發的原因，第三、四章討論中國國內準備軍事介入階段，第五、六章討論中國實際介入戰爭的開始階段。 第一章的主要內容如下。從東北亞地緣政治關係的改變與持續的觀點，闡明中國人對韓半島的地緣政治認識，闡述中國人的認識是怎樣隨著歷史條件與周邊環境的變化而改變並持續的。大體上可以以鴉片戰爭為契機分為兩個階段。鴉片戰爭以前，根據傳統的「冊封朝貢」關係形成華夷秩序，使韓半島維持了幾個世紀的和平。其後面臨西力東漸，中國的世界秩序開始動搖，雖然中國對韓半島的地緣政治認識加強了，但中國因自身衰退成為西方侵略的對象，結果使韓半島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隨後闡述了雅爾達體系的形成及其內容的公開，與從歐洲開始的美蘇冷戰向東北亞擴散的過程，最後簡述東北亞勢力的重整與中國內戰導致東北亞國際關係勢力重整等問題。 第二章探尋金日成、史達林、毛澤東三角軸形成的過程。具體考察了金日成兩次訪問史達林，要求其承認南侵戰爭，到以獲得毛澤東同意為條件並得到承認的過程，並探究史達林承認南侵後毛澤東同意的背景。 第三章與第四章是毛澤東決定介入韓戰的過程。第三章解析了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對時局的判斷。考察北韓奇襲南侵與韓國政府的對應、共產圈將發動戰爭合理化、美國的軍事介入與「臺灣地位未定論」的擡頭、對「解放」臺灣失敗可能性的危機意識，與毛澤東對美「包圍中國論」的認識，並探尋毛澤東延緩「解放」臺灣的背景與原因等。第四章把焦點放在毛澤東的初期對應上。主要內容有毛澤東將初期韓戰與中國承認問題聯繫起來的過程、為防止防禦與介入出現意外而採取雙重軍事預備措施的過程與內容，還有為進行戰爭建立的各種後方支援體系與防空體制，戰爭爆發後蘇聯與北韓的互相幫助、準備戰時軍事動員等內容。 第五章分析了毛澤東從觀望到介入的背景與動機。探尋1950年9月中旬聯合國軍成功登陸仁川，戰況發生逆轉後，毛澤東對韓半島的戰術指導與決定派兵的時機。然後以金日成因10月初聯合國軍與韓國軍北進陷入危機，向蘇聯與中國申請救援為中心，考察了之前中國對美國的警告、毛澤東將派兵介入提交給中國領導層並最終使其成為黨論的過程、毛澤東與史達林於派兵條件討價還價的內容。 第六章著重說明毛澤東介入韓戰的動機、介入後與美軍戰鬥的勝算與如何對策等問題。在毛澤東介入的動機方面，本文從幾個觀點闡明。首先，考察了毛澤東對韓半島的戰略認識，結果確認「唇亡齒寒」是中國一貫對待韓半島的地緣政治觀點。第二，毛澤東事先判斷美國會攻擊中國東北，為了有效防禦中國東北地區，提出了與其在本土防禦不如直接進入北韓來防禦的論點。在此動機下，採取了派兵進入北韓先發制人的戰術。第三，毛澤東在軍事介入時主要考慮了三件事：為達成群眾運動與社會統一的國內政治目的，而將戰爭轉移到國外；與蘇聯維持關係；中國對北韓政權的報恩觀念。中共的報恩觀念，指對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時，加入共軍協助中共建立政權的韓人的中華主義感恩意識。此外，毛澤東不屈不撓的性格與主戰意志，也是派兵介入戰爭的決定性因素。

雖則蘇聯已經解體，世界進入了後冷戰時代。在冷戰時期相互抗衡的美蘇關係，仍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自1990年冷戰終結之後，蘇聯、原本在舊蘇聯中的國家及中國大陸檔案資料的陸續開放，對韓戰研究可說有了新的突破。以美國學者John Lewis Gaddis為首的冷戰國際史學派補充或批判了前面包括傳統學派、修正學派等研究的不足之處。 本文引用檔案和韓戰研究學者的論點與分析，重新梳理在韓戰前後蘇中的國家安全政策考量，並深入析論有關下列幾項當今學者尚未分析或深入研究的種種問題。 本研究嘗試結合國際關係與冷戰國際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兩學門之跨領域研究，藉以澄清韓戰時期國際體系成員的互動及其造成的影響。另外，也試著使用理性決策模式來分析中蘇兩國領導人的國家安全決策。 研究結果顯示中蘇兩國領導人都是以理性判斷認為自己的決策是正確的，然而事實結果卻並非如此。莫斯科對平壤所提之韓戰計畫錯誤地開放了「綠燈」，北京在多次以外交方式警告華盛頓無效之後，認為美國可能進攻中國東北，並對其新興政權造成威脅，以致最後出兵介入韓戰。戰爭的結果最後還是在38度線附近簽署了停戰協定，但南北韓仍舊尚未統一，無數人員卻因此喪失寶貴的生命。 本文結論提出在美軍進逼鴨綠江和蘇聯的雙重壓力下，中共最後決定出兵介入韓戰，主因是國家安全利益。中共軍事戰略因戰局轉變而改變其戰略：前期是「間接路線」與「殲滅戰」，後期則是「消耗戰」。不論是在軍事戰略或是外交戰略上，莫斯科扮演之角色是在背後指揮協調北京和平壤。蘇聯使中共成為「責任承擔者」(buck-catcher)，本國則扮演「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中共和北韓事事都要通報莫斯科，由莫斯科做出最後決定─即使北京和平壤兩方都想停戰，莫斯科仍堅持不停戰。戰爭後期蘇聯為削弱美國和中共實力，支持中共續戰。 韓戰停戰協議之簽署是因史達林去世之後。莫斯科認為戰爭再繼續有損蘇聯國家利益，乃通知平壤和北京有關停戰的解決方針的策略。韓戰協議的簽署基本上是在莫斯科新政府的領導與調停之下，北京和平壤最後遵循了莫斯科的指示才停戰。 中蘇兩造在共同利益驅使之下為追求個別利益，在利益衝突之間尋求合作利益。兩國且於韓戰之中各自為該國的國家利益著想，盟友關係只是暫時的而非永久的。 / In this study, an attempt is made to clarif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during the Korean War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combi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ased on the materials from opened archiv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the considerations, objectiv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of the leaders are analyzed in the light of the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leaders made their own judgments based on rational thinking, the outcome of the war is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demarcating the 38th parallel as the borderline between the two Koreas with minor changes; North and South Korea are still yet to be reunified, despite numerous soldiers and civilians losing their precious lives.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China decided to send troops to intervene in the Korean War mainly due to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to cope with the threat of the approaching US forces and the Soviet Union pressure. To cope with the varying war situation,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changed from the “war of annihilation” and the “indirect approach strategy” in the former phase, to the “strategy of exhaustion” in the later phase. Whether in the military or diplomatic field, Moscow played a commanding role and coordinated of Beijing and Pyongyang behind. Soviet Union made China the “buck-catcher”, meanwhile played the role as the “offshore balancer”. Soviet Union pushed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war to weaken the strength of United States, in spite of the reluctance of China and North Korea. It was after Joseph V. Stalin’s death than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was finally signed.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was essentially under the lead of the new leadership in Moscow. Both Soviet Union and China sought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Sino- Soviet alliance was only temporary rather than permanent.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是一個很複雜、龐大的研究議題。自中共建政以來，不僅和意識形態對立的美國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亦和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越南爆發軍事衝突；除了涉及統一問題而爆發多次台海危機外，亦與第三世界大國印度爆發大規模邊境衝突。早期的研究通常從冷戰的角度出發，帶有明顯的工具性質，但囿於資料保密，使得研究成果難以突破，臆測性大於實證性，此窘境直至冷戰結束後始有轉變。 有利於學術研究氛圍的主要因素有四點：一是前蘇聯、美國檔案的解密、部分中共檔案的開放、及少數智庫提供部分解密檔案，使得研究者可以取得重要的一手資料；二是關鍵人物之訪談與回憶錄的出版，可以補充檔案文獻的不足；三是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後，連帶地使得軍事議題浮上檯面，西方學界主要從權力結構及歷史的角度關注中國權力增長的意義，透過中共使用武力的分析，藉以預測未來是否出現權力轉移與中國在軍事上的應對方式；四是1995-96年台海危機的爆發，以及近期中共與越南、菲律賓及日本，因南海島礁與釣魚臺主權爭議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使得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再度引起學界的關注。 目前有關中共使用武力的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少數研究採取多重案例研究，嘗試歸納出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模式、步驟、原則或特徵；多數的研究則針對單一案例研究，並聚焦於分析中共發動戰爭的原因。此外，學界開始從歷史文獻分析轉而採取理論分析與建構。凡此種種，皆提供了一個重新詮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視野。然而，現有的研究成果雖然相當豐碩，卻無法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性模式，並且忽略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與其政策選擇之間的動態關係，因此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行為。 本文的研究目的並不是建立一個宏大的普遍理論，而是在一定的時空範疇內針對某一類現象建立一個合理、具有經驗性與理論性意涵的模式。換言之，即是借鑒相關國際關係、心理學及經濟學等相關理論的核心概念，並透過將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概念化過程，以預防性動機為主軸，提出一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以解釋：中共較容易與何者發生軍事衝突、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認知、為何會使用武力、以及使用武力的決策選擇如何確立？並透過六個正例（1950年韓戰、1953-54年第一次台海危機、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1969年珍寶島衝突、1979年懲越戰爭、1995-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及一個反例（1999年「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多重案例檢驗，以回答上述的問題。 本文的研究發現： 一、中共的確比較容易與實力或意圖上具有潛在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發生軍事衝突。 二、中共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確有產生錯誤認知。 三、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外使用武力。 四、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中，領導人對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之認知強弱，會影響其決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