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為緒論。重點在略述撰寫本文之動機與目的，並就本文結構略作說明。 第二章 為經濟發展中台灣可稅能力之試析。重點在闡述影響可稅能力之因素；並 就此等因素推論台灣當前之可稅能力是否已臻極限，用資明瞭台灣當前租 稅結構的調整究應在「維持現有的水準」下抑或在「變更現有的水準」下 為之，期限以後各章推論之基礎。 第三章 為經濟發展過程中台灣租稅結構演進型態與「一般模型」之比較。重點在 將台灣現行租稅分成四大類，並依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與一般模型加以比 較，期以發掘具有潛力之租稅。 第四章 為台灣經濟發展中租稅結構問題之檢討。重點乃就前章租稅四大類之組成 份子分別再加檢討，以明現制之得失。 第五章 為結論與建議。重點在總結前述各章之論點；進而依此結論提出個人之建 議。

近年來我國稅收不足，造成財政困難，政府的債務迅速攀升，嚴重影響了政府財經政策的有效運作。以下問題為本文研究重點：OECD國家與我國的租稅負擔及租稅結構變動趨勢如何？地方財政困難與地方租稅結構及地方財政自主性的關係如何？我國租稅結構的變動是否受到政治循環週期的干擾？我國的租稅有效稅率對於總體經濟活動的影響如何？應如何調整？ 文中首先以OECD國家稅收分類標準對我國稅收加以重新分類，並將我國開徵多年的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公教保險、全民健保等強制性保險歸類為社會安全捐，以便進行國際比較。 就國民租稅負擔來看，OECD國家全體稅收占GDP比率（含社會安全捐）逐年上升到2001年的36.9%。基本上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較佳，國民租稅負擔較重。我國的租稅負擔率則自1995年的高峰逐年遞減至2002年的15.8%（含社會安全捐），顯著低於先進國家水準。 在租稅結構方面，以OECD國家全體平均來說，2001年占總稅收比例依次為個人所得稅（26%）、社會安全捐（25%）與一般消費稅（18%）。隨著國民所得提高，各國愈來愈倚重社會安全捐作為社會福利支出的財源，實際上日、德、荷等國社會安全捐已是政府最大的財源；加值稅（VAT）在各國普遍的實施後，已成為政府收入的主要收入；相對的，特種消費稅（關稅、貨物稅等）的稅收比例（11.3%）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公司所得稅歷年變動幅度較小（9.4%）；財產稅的比例（5.4%）也逐漸下降。 2002年以前我國的租稅結構是以消費稅為主，所得稅次之。隨著國民所得提高、消費能力增強，綜合所得稅及營業稅稅收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成長。相對的，貨物稅、關稅及菸酒稅（原公賣利益）的比重則大幅下降。另外由於全民健保的實施，政府來自於強制性社會安全保險的收入也逐年遞增。 在地方政府的稅收結構及財政自治性方面。2001年OECD聯邦國家中，地方政府稅收占總稅收比例平均為26.6%，單一國家的地方政府稅收比重平均為13.1%。進一步依據稅率與稅基的決定權來區分地方政府的稅收自主程度，大多數OECD國家各層級的地方政府對於其地方稅收的稅率都有部份或全部的決定權。OECD國家地方政府的稅收主要來自於所得稅、財產稅以及消費稅。 由於營業稅已劃歸國稅，九十一年度我國地方政府的稅收（自徵）占總稅收的比例為17%，但地方政府稅課收入占歲入比例偏低，除台北市、高雄市外，其他各縣市平均僅約四成五。我國地方政府稅收以財產稅為主。由於土地與房屋的評價偏低，不符地方受益原則。地方政府對稅率有決定權的稅目僅有房屋稅及娛樂稅（法定最高與最低稅率間），且全國的徵收率趨於一致，因此幾無地方財政自主權可言。 利用修正Mondeza之公式計算出我國的資本所得、勞動所得與消費有效稅率，其中資本所得有效稅率變動幅度較大，且自1990年之後大幅下滑，2001年僅有17.72%，幾乎不到OECD國家平均水準的一半；勞動所得有效稅率近年在25%上下波動，消費稅有效稅率呈現逐年遞減的現象，2001年僅為9.26%。 本文利用Hymer and Pashigian 於1962年發展的動態指數來衡量租稅結構變動，發現我國租稅結構波動的程度遠較OECD個別國家為高，主要為受到股市波動，造成證券交易稅收大幅波動的影響。本文雖未發現我國租稅結構有明顯的政治循環週期，然而我國租稅政策愈接近重大選舉期間，愈顯得格外保守。 利用資本所得、勞動所得與消費有效稅率對我國相關總體經濟變數（所得分配狀況、勞動工時、私人投資、儲蓄率、經濟成長等）進行量化分析，實證結果認為對資本所得及勞動所得課稅並不利於所得分配、勞動供給、國民儲蓄及經濟成長，對消費課稅則相對較有利於所得分配、勞動供給及國民儲蓄，此與內生性成長理論大致相符，但並不符合A. C. Harberger的超中立性假說。因此在稅收維持中平的情況下，提高消費稅的比重，並降低資本所得及勞動所得的稅負，若能提高政府支出效益，對於所得分配、勞動供給及國民儲蓄都有正面的影響，並有利於經濟的成長。另外，租稅結構變動的大小對於經濟成長等總體變數，實證上並無顯著關係。 由於我國的國民租稅負擔率偏低，在當前政府支出無法大幅縮減之下，為兼顧公平、效率、簡化及平衡政府預算，政府應規劃一長期的租稅水準，以適度提升整體的國民租稅負擔率為目標；取消過多不合時宜的租稅獎勵，避免稅基的侵蝕；善用有限的資源，集中獎勵具有外部效果的創新與研發工作，以促進資本累積。 在所得稅方面，現階段應重於水平公平的調整，取消身分別、所得別（例如證券交易所得）的免稅優惠，長期應採屬人主義，以合乎租稅之公平正義。在消費稅方面，消費有效稅率的提高，對於相關的總體經濟變數有較為正面的影響，且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的名目稅率與先進國家差距較大，適合優先作為稅負調整的稅目。 改革當前土地與房屋稅基評價制度，使財產稅課稅能符合地方受益原則。由於有許多OECD國家的地方政府稅源來自於地方所得稅與地方消費稅，因此可審慎規劃實施地方所得稅與地方消費稅的可能性。對於地方政府新開徵的地方稅目應從寬審核，以提高地方財政的自主性。 為了減低政治面及利益團體的干擾因素，應將獲得多數共識之租稅改革法案，採包裹立法配套實施。

傳統租稅理論忽略了商品的不可分割性對租稅設計造成的影響。有鑑於此，本論文在商品具有不可分割性的情況下，探討各種租稅政策工具 (商品稅制、所得稅制與混合稅制) 下的最適租稅設計問題。 第二章在傳統Ramsey (1927) 架構 (代表性消費者) 的經濟體系下，探討引進不可分割財後對最適商品租稅設計的影響，並與傳統Corlett and Hague (1953) 課稅法則、逆彈性法則以及Sandmo (1974) 單一商品稅率的結果作一對照。研究顯示： (1) 給定稅後消費者會購買不可分割財下，最適商品稅的訂定取決於門檻限制式是否產生作用。當門檻未受限時，最適商品稅的課徵將以不可分割財的課稅為優先，而且對該財的課稅將使得以政府稅收衡量的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水準等於一，進而使傳統可分割財的租稅工具沒有存在的必要；當門檻受限時，最適稅制應使得工資門檻值受限在代表性個人的工資水準上，因而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將使得以政府稅收衡量的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水準小於一，進而使傳統可分割財的課稅會對受補償最適門檻的受限產生放寬的效果，存在福利增進的空間，因此傳統可分割財的租稅工具有存在的必要。 (2) 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優先於Corlett and Hague (1953) 課稅法則的考量，而當門檻受限時，則需額外考量門檻受限與休閒互補性的相對效果；逆彈性法則仍舊成立；而Sandmo (1974) 最適單一商品稅制模型的穩固性值得商榷。 第三章在連續多人體系的架構下，探討傳統可分割財及不可分割財之商品稅制與消費多寡、消費與否等決策間的交互作用，並決定出最適的商品租稅結構。此外，進一步探討當不可分割財存在兩種品質時對最適商品租稅結構的影響。研究顯示： (1) 最適商品稅制會受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 (同時涵蓋傳統可分割財消費數量多寡與不可分割財消費與否的反應) 的影響，當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為零時，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應使消費該財的高能力族群之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的平均水準等於一；當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為負 (正) 時，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應使消費該財的高能力族群之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的平均水準小 (大) 於一。換言之，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只受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的影響，然而傳統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除了會受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的影響外，還包含傳統稅制對可分割財的消費扭曲效果及所得重分配效果之考量。 (2) 當不可分割財存在兩種品質的差異時，消費者購買高、低品質的不可分割財將分別對應高、低品質的工資門檻，除了高品質不可分割財的最適稅制 (只取決於高品質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 之外，低品質不可分割財與傳統可分割財的最適稅制均會同時受到低品質門檻消費者與高品質門檻消費者之行為反應效果的影響。 第四章係在傳統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線性商品稅與線性所得稅之混合稅制的架構下，探討引進不可分割財後對最適混合性租稅結構的影響，並重新檢驗商品稅存在的價值性。研究顯示： (1) 假若稅後消費者間對不可分割財存在消費差異性，則最適混合性租稅的課稅法則與工資門檻限制式是否產生作用有關。當門檻未受限時，最適稅制的課徵將以定額移轉性支付政策與不可分割財的課稅為優先，而且該兩種租稅工具的最適水準可將所得重分配到極致，使得傳統可分割財的租稅工具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最適商品稅制不會是單一稅率；當門檻受限時，最適稅制應使得工資門檻值受限在高能力者的工資水準上，因而使得最適線性所得稅及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無法達到最佳租稅政策的目標，然而此時傳統可分割財的課稅會對受補償最適門檻的受限產生放寬的效果，存在福利增進的空間，使得傳統可分割財的租稅工具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如此最適商品稅制不必然是單一稅率。據此可得，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最適單一商品稅率的結論未必成立，換言之，差異性的商品稅有存在的必要；傳統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對該財消費抑制指數之決定均與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所指的所得重分配效果無關。 (2) 假若兩類型消費者稅後均購買不可分割財，且當門檻受限時，最適稅制應使得工資門檻值受限在低能力者的工資水準上，給定最適線性所得稅，傳統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對該財消費抑制指數之決定，除了取決於傳統所得重分配效果外，還受到消費者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的平均水準與受補償最適門檻的邊界效果之影響，該結果迥異於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只取決於所得重分配的結論。 第五章係在傳統線性商品稅與非線性所得稅之混合稅制的架構下，先探討引進不可分割財對純粹最適非線性所得稅結構的影響，然後再重新檢驗商品稅存在的價值。研究顯示： (1) 在最適非線性所得稅制以及稅後消費者間對不可分割財的消費存在差異性的情況下，當工資門檻受限時，將得到高能力者所面對的邊際稅率為負的結果，此一結果有別於傳統理論認為高能力者面對的邊際稅率為零的觀念。 (2) 給定最適非線性所得稅制以及稅後消費者間對不可分割財存在消費差異性的情況下，當工資門檻受限時，對不可分割財進行微量補貼，雖然無法放寬模仿者自我選擇的誘因限制，但卻可透過對高能力門檻限制式的放寬，進一步改善柏拉圖效率，因此商品稅有存在的必要；該結果不僅異於傳統『商品稅無用論』的觀點，亦與傳統上商品稅的價值建立在其能夠放寬模仿者誘因限制的功能之結果截然不同。

人類慾望無窮而資源有限，所以如何將資源做最有效的使用一直是經濟學所追求的課題。有關效率的規範分析中，巴瑞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為接受度最高的準則。基於巴瑞圖效率的觀點，不論是營利組織或非營利組織其經營之基本理念皆是希望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因此衡量投入與產出間之相對表現即為效率的評估。非營利組織及公共部門因為有許多產出、投入不易量化，故其效率不易評定。此一情況一直到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資料包絡分析法）發展才逐漸改善。另外，有關DEA的運用幾乎都集中在個別決策單位的效率衡量，將之應用在衡量總體經濟的表現上非常少見。所以論文第肆章是按傳統方式以DEA衡量我國地方政府的效率並分析造成效率差異的原因，第參章則將DEA的概念應用於經濟成長上，探討使經濟成長達到極大化之租稅負擔及租稅結構。又效率的追求為經濟學的主軸，但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標與地方政府並不相同，由於目標不同，因此彼此所訂的租稅政策亦不相同。本文第伍章試圖提出一理論模型說明中央政府在面對異質地區的垂直外部性下如何有效率的訂定其租稅政策。 / The human desires are infinite but resources are scarce. Using resources effectively is the topic of the economics. In efficient analyses, the Pareto optimality is the highest criterion to accept. Based on Pareto efficiency, the basic idea is to obtain the most outputs by the least inputs. Therefore the efficiency measurement is to calculate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inputs and outputs.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the public agencies have many outputs and inputs not easy to be quantified; hence, their efficiency is not easy to evaluate. This phenomenon doesn’t improve until 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was developed.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DEA concentrates nearly on the efficiency measurement of individual policy-making unit; the application is be rarely used in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cro-economy. Chapter 4 of this dissertation measures and explains the variation in cost efficienc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area. Chapter 3 deals with the application the DEA to economic growth, estimating a combination of the tax burden(the ratio of tax revenue to GDP）and the tax structure(the ratio of indirect taxes to direct taxes)which would maximize the rate of growth of GDP of Taiwan. Efficiency is the core of economics, bu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efficient goal is not as same as the local government’s. Because their goals are not consistent, thus the tax policies are different. Chapter 5 attempts to propose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plain how a national or federal government decides its tax policy in the vertical externalities happening in heterogeneous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