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包括3篇有關「銀行脆弱性」及「銀行失敗」議題之研究。編輯安排如下：第一篇為「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跨國比較」、第二篇為「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之後的銀行財務結構，能提供哪些訊息？」、第三篇為「預測銀行失敗—採用個體與總體資料」，而結語與未來展望則置於此三篇論文之後。 第一篇「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跨國比較」的研究動機與結論為：全球資本流入在國際整合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與日聚增，而且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健全性的影響，又成為關鍵議題。然而，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The World Bank，1997)，就正面而言，資本流入可為銀行體系挹注資本，藉此強化銀行體質。但相反地，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將導致銀行放款劇增，即所謂的「信用擴張」，放款快速增加的同時，由於業績壓力往往無法慎選客戶，因而使放款品質低落，將增加銀行部門的脆弱性。 僅管，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脆弱性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但過去學術上的研究卻極少討論這兩者的關連。而個別的討論卻非常多，例如，文獻上討論資本流入時，偏向於資本流入對總體經濟面的影響，例如，資本流入對匯率及股價之影響，(Calvo et al.，1993；Dooley，1996；Obsfeld，1998； Eichengreen et al.，1998及Wang and Shen，1999)，或是資本流入的成因(如Calvo, Sahay and Vegh，1995；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1994及1996；Gavin and Hausmann (1996)；Fernandez -Arias and Montiel，1996等研究)。同樣地，文獻上研究銀行危機時，多偏向研究銀行危機發生的原因，這包括個別銀行失敗的原因(如Thomson，1991；Gonález-Hermosllo，1999)。或總體經濟變數分析(如Caprio and Klingebiel，1996 及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1998a 提供銀行危機發生的期間，後續研究如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Hardy and Pazarbaşioğlu，1998及Glickand Hutchison，1999 皆以上述銀行危機發生的特定期間，分析標的國的總體經濟特性)。但是同時探討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的文獻卻不常見，除了Calvo et al. (1994) 、Goldfajn and Valdes (1997) 、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 (1994,1996)、Calvo (1996)及Gavin andHausmann (1996)指出，資本流入之後，常伴隨著實質匯率升值、外匯存底增加，使總體經濟環境暢旺， 因而推升資產價格，使得抵押品價值增加，更促使國內金融機構樂意提供廠商、及家計部門投資或消費的資金需求，造成銀行過度放款，埋下了銀行脆弱性的隱憂，故資本流入予人印象往往是造就過度擴張或銀行脆弱性之同義詞。Goldfajn and Valdes (1997) 及Detragiache (1999)也強調，資本流入透過金融機構的傳遞過程， 將使國際收支危機， 增加銀行脆弱性， 甚至演變為銀行危機。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以金融自由化角度，認為金融自由化程度愈高，則資本流入程度愈高，以此探討對銀行脆弱性的影響，他們以53個國家為樣本，研究期間為1980-1995，他們發現金融自由化將增加銀行危機發生的機率，但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b)就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 (1994) 所提出的假說進行實證研究，但卻未發現顯著性的結果支持上述假說。 本文的主旨即是研究資本流入是否對「銀行脆弱性」有不利的影響。如果有，資本流入是如何影響銀行體系呢？這是個實證的問題。 本文以1993-1998年資料為樣本，研究30個新興市場/國家，發現在「總體環境不健全」之下，資本流入確實會對銀行體系構成威脅，而且有不對稱效果存在，支持我們的假說，例如，外人證券投資在「經常帳過度惡化」、在「經常帳過度惡化」、「過度投資」的總體脆弱性之下，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構成威脅的程度增加。但在「總體健全區」則未有一致的結論。而其它資本流入，如FDI，FOI及FA在「過度消費」的總體脆弱性之下，對銀行體系有不利影響。 第二篇「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之後的銀行財務結構，能提供哪些訊息？」的研究動機則為： 儘管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許多研究紛紛就總體面，探討其成因與金融風暴發生之前與之後的比較，但是就個體面，研究亞洲國家銀行的財務比率，在金融風暴之前與之後變化的討論卻非常少。大部分的文獻均討論金融風暴前的金融體系變化。例如，Karim (2001)和Laeven (1999)分別以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及資料包絡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衡量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韓國等國之銀行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的效率性；Bongini et al. (2000)及Reynolds et al. (2000) 也以上述國家為標的，分別以Logit 與 OLS 迴歸模型檢視亞洲國家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銀行的財務結構的表現。Bongini et al. (2000)、 Karim (2001)andLaeven (1999)更以所有權區分樣本，分為公營 (state owned)、民營(private owned)、家族銀行 (family owned)及外國銀行(foreign owned)，他們發現民營銀行比公營銀行更具成本效率性，外國銀行是民營銀行中表現最佳的，而家族銀行發生倒閉的風險較高；而資產規模愈大的銀行愈享有規模經濟。 Bongini et al. (2000) 與Laeven (1999)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協助之下，更進一步地依亞洲五國之銀行在金融風暴之後，經金融重建委員會處理的情況，分成失敗、準失敗及非失敗銀行，所謂的失敗銀行是被勒令關閉的銀行，而準失敗銀行就是銀行被要求增資或是營運暫時被凍結的銀行，這樣的區隔再結合上述所有權的分類， Bongini et al. (2000) 與Laeven (1999)發現外國人持股比率愈高的銀行發生失敗的機率愈小；相對地，家族性銀行發生受創的機率相較其他的分類上更高。就資產規模大小上，愈大的銀行愈容易受創，但卻不容易倒閉，使得「太大以致於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的說法得到驗證。而且，Bongini et al. (2000)更發現CAMEL制度的指標，如「備抵呆帳佔資本比率」、「放款成長率」、「淨利息所得佔總收入比率」、「資產報酬比率」等指標，能事先提供預警的功能。 Reynolds et al. (2000)由另一個角度切入，他們探討亞洲金融機構在金融風暴之前銀行財務結構與財務表現之關聯性，以此討論銀行監理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角色。銀行財務結構變數包括銀行資產規模、淨收入、行政費用、及時間等結構性變數；獲性性變數包括資本適足率、流動性及放款比率。Reynolds et al. (2000) 研究發現銀行的獲利性與銀行資產規模大小成正比，然而資本適足率卻與資產規模成反比。而且泰國、韓國及印尼銀行的放款比率較高，但獲利性反而偏低，這也許就是引發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兆。 雖然這些研究從不同構面對金融風暴之前的銀行財務結構面，提供相當程度、且清楚地闡述，但他們均著重於金融風暴之前銀行的財務結構面或效率性，而同時討論事前、事後的研究卻非常少見，因此亞洲國家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與之後，金融體系之財務結構的變化究竟為何？研究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金融風暴的本質。 本文試圖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比較亞洲五國失敗銀行與非失敗銀行的財務比率，是否有顯著的變化，這可幫助我們瞭解亞洲這些國家，對失敗銀行作出緊急處理的金融改革依循標準為何？非失敗銀行的財務狀況是否優於失敗銀行？Bongini et al. (2000)發現一有趣現象，只要資產規模較大、家族銀行之資產品質較脆弱，應該是容易失敗，但反而是民營銀行發生失敗的機率較高。 亞洲金融風暴之前與之後，所有權屬於哪一類的銀行財務表現最佳與最差？Bongini et al. (2000)、 Karim (2001)和Laeven (1999)只就亞洲金融風暴之前進行研究，發現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民營銀行的表現最佳、公營銀行的表現則最差。而金融風暴之後的情況尚未被回答。 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哪一類的銀行愈能屹立不搖呢？ 而第三篇「預測銀行失敗—採用個體與總體資料」(Prediction of Bank Failures Using Combined Micro and Macro Data) 的研究動機則為： 在過去二十年，許多國家的金融部門曾嚴重地受創，而亞洲金融風暴無預警地爆發，引發學者及政府部門對現有金融預警系統提出質疑，如果現存預警模型有效，為何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沒有一些蛛絲馬跡？傳統上，預測銀行脆弱性有兩套預警系統。第一類是個體方法 (Micro Approach)，係以一個國家的個別銀行財務報表的資料，解釋銀行失敗的原因，研究者所選擇的資料，是根據CAMEL的指標，以預測銀行失敗。 第二類係以總體方法 (Macro Approach)，採用許多國家的總體資料(如GDP成長率、利率等)，來預測銀行危機發生的機率。Demirgü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為第一篇從事系統性跨國的研究，以65個工業及開發中國家為研究樣本，討論總體經濟面與機構變數(institutional variables)在銀行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發現：總體經濟的失衡(經濟成長衰退、信用過度擴張)、市場紀律不夠充分 (不恰當的存款保險、過速的金融自由化)，將導致銀行危機的風險增加。因為總體資料相對地較容易取得，故採用總體方法的研究最為常見，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提供相當完整的文獻整理，而且明確地指出有必要區分出「穩健指標」 (robust indicators) 及「脆弱指標」(fragile indicators)，前者是在其他條件改變之下，指標仍能提供金融預警；而後者則在某些情況之下，例如不同模型的設定，方能提供金融預警的功能。他們研究發現「穩健指標」包括「國內信用」快速地成長、「銀行負債佔準備的高比率」與存款利率的控制；而「脆弱指標」則為「匯率制度」、「金融自由化」及「存款保險」。 分別使用個體資料或總體資料針對銀行危機預警，可能僅解釋部分事實。例如，只使用個體資料不能解釋：在不同總體環境之下，為何有些銀行會失敗？但有些銀行卻仍能活存？反之，使用總體資料方式，也有類似的困境，例如，無法解釋為何在相同的總體經濟環境衝擊之下，有些銀行會倒閉，但有些銀行卻能屹立不搖？所以，單獨考慮個體方法或總體方法，可能都只是了解事情真相的一面。 儘管政策制定者和學者逐漸相信：銀行危機應該同時受個體因素及總體環境所影響。但是卻少有研究同時就個體因素與總體環境，探討銀行失敗的原因， González- Hermosllo (1999)首先指出這一點，其研究以美國本土的三個州及墨西哥、哥倫比亞為樣本。造成這少有同時研究個體方法和總體方法的原因，可能是欠缺每一國家銀行失敗的資訊。例如，由個體面分析的文章，往往針對自己國家銀行失敗進行研究，而較少討論不同國家銀行失敗的原因，這原因即可能在於，研究者對自己國家的銀行的失敗例子非常熟悉，相對地，對於其他國家的銀行失敗的個案並不了解，這是因為銀行失敗的資訊並不是完全公開的資訊，或者是公開卻不是有系統地紀錄，除非是「在地人」，否則不易獲得這方面資訊。故在現實上，同時採用兩種方法並不容易。 本篇的研究目的即嘗試同時考慮個體方法論與總體方法論，藉以研究亞洲五國銀行失敗的原因，這亞洲五國包括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在同時考慮這二種方法論時，我們同樣地遇到上述的「資訊缺口」，故如何克服這「資訊缺口」，成為本文最大挑戰。首先，為降低上述這「資訊缺口」，我們限定討論的範圍為亞洲地區的國家，更由於跨國個體銀行資料的限制，故研究期間設定為1993-2000年。其次，銀行失敗或重整的名單對所有的學者而言，都是一大挑戰。世界各國對自己國家銀行的失敗都傾向秘而不宣，以降低系統性風險，所以除了當地人，外界很難完全知道一國哪些銀行發生失敗。本文以Laeven (1999) 及Bongini, Claessens, and Ferri (2001)，探討亞洲國家的失敗銀行的研究為基礎，先有了這些國家失敗銀行名單，再配合相關的網站的資訊，找出此五國其他可能遺漏的失敗及重整的銀行名稱，如此我們可說有相當完整的失敗銀行名單。而找出這些銀行的屬性是另一個挑戰。判斷銀行是隸屬於政府、財團、或是家族等所有權結構，不是一個容易得到的資訊。我們仍是由Laeven (1999) 及Bongini et al. (2000)為基礎，再由BankScope的 Special Issue股權結構判斷，得到這部份銀行的資料，再與文獻上進行比較。最後，本文找出個體與總體之「穩健指標」及「脆弱指標」，就如同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所建議的研究方向。

在真實網路中，一個節點或連結的損壞可能會造成網路大規模崩解，這現象亦出現在過去許多電力系統的大停電事件中。因此由網路的觀點對電力系統是否安全和穩定之研究一直是備受探討。在本論文中使用複雜網路方法對台灣電力網路進行脆弱性分析，並由攻擊者的角度使用多重攻擊策略探討網路脆弱性。 本論文中使用了拓樸性效率脆弱性(efficiency vulnerability)和四種連鎖性失效模型針對台灣電力網路進行分析，其中包含三種靜態負載的連鎖性失效模型(static load cascading failure model)和一種動態負載的連鎖性失效模型(dynamic load cascading failure model)，藉由這些不同觀點檢視台灣電力網路的脆弱性。 以上模擬皆為攻擊單一連結，但若以攻擊者的觀點，其可以同時對多個連結進行破壞，因此最後部分為如何有效對網路造成傷害的多重攻擊策略，我們應用此攻擊策略於隨機網路(random network)以及無尺度網路(scale-free network)測試其有效性，最後將此攻擊策略應用於台灣電力網路，並從結果中透露出台灣電力網路相當脆弱。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反芻與因應對於失功能態度及憂鬱情緒之關係的影響，欲藉由此議題的探討，了解在憂鬱症預防的臨床實務工作中，除了改善個人具有的失功能態度外，尚存在其他可介入調整的有效因子為何。 過去研究顯示，具有失功能態度的人，不一定會具有憂鬱情緒，二者的關係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近期研究者認為，反芻可能擴大失功能態度對憂鬱情緒的效果，對於失功能態度與憂鬱情緒之關係，反芻可能扮演中介因子或調節因子的角色，本研究將以反省式反芻與自責式反芻作為反芻概念的探討。 另一方面，反芻被認為與問題解決有關，並且反芻作為一種情緒反應型態，亦可視為對於負向情緒的一種因應方式，因此，本研究納入因應之概念一同探討。過去研究顯示，反芻與因應之間可能存在中介關係或者調節關係，本研究將以主動因應與被動因應作為因應概念的探討。 本研究從過去的研究觀點，整合失功能態度、反芻、因應與憂鬱情緒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發現存在三種不同的型態，分別為失功能態度、反芻與因應的交互作用效果、將反芻作為一認知特性在失功能態度、反芻、因應與憂鬱情緒之中介模式，以及將反芻作為一因應策略在失功能態度、反芻、因應與憂鬱情緒之中介模式，本研究將進一步檢驗此三種型態是否能說明上述關係。 本研究有效樣本為557位台灣的大學生，以自陳式量表填答失功能態度量表、中文反芻反應風格量表、簡版因應量表、中文版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及其背景資料，其中男性有189人、女性有333人；政治大學有238人、玄奘大學有119人、東南大學有118人、台灣藝術大學有82人。本研究以階層回歸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失功能態度、反芻、因應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果及單純主要效果，以路徑分析檢驗上述概念之間的中介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失功能態度與憂鬱情緒之間的關係，可受到自責式反芻、被動因應，以及主動因應的調節，此外，被動因應可調節自責式反芻與憂鬱情緒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反芻作為認知特性之失功能態度、反芻、因應與憂鬱之中介關係，以及反芻作為因應策略之失功能態度、反芻、因應與憂鬱之中介關係，也受到實徵資料支持。 因此，個人被動地將目前狀態與未達到的標準進行比較，或者採取自責、行為脫離及否認等因應方式時，將會增加失功能態度對憂鬱情緒之效果；當個人採取計畫、接受、正向重釋、幽默與主動因應之因應策略時，將會降低失功能態度對憂鬱情緒之效果。另一方面，失功能態度愈高的人，將採取自責式反芻，繼而可能再透過被動因應而增加憂鬱情緒；若個人採取反省式反芻，可能透過轉變為自責式反芻而增加憂鬱情緒，或者可能透過主動因應而降低憂鬱情緒。此外，具失功能態度者將傾向採取反省式反芻、自責式反芻以及被動因應的因應策略，這些策略將增加個人的憂鬱情緒；具失功能態度者將較少採取主動因應的策略，而此策略將減緩憂鬱情緒。 反芻因應對失功能態度及憂鬱關係之影響，及其在臨床實務應用上的意涵，在文中將進一步的討論。

本論文では自然災害の被害発生から復興までの過程を社会の脆弱性に焦点を当てて分析した。まず、経済被害と社会の脆弱性（強靭性）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実証分析を行った（第1章）。次に、東日本大震災の直接・間接経済被害の推定を行い（第2章、第3章）、2011年のタイ洪水の被害サーベイ（第4章）、阪神・淡路大震災後に実施したアンケート調査による主観的ウェルビーイングの要因分析を行った（第5章、第6章）。結果、本論文では、災害復興の上で社会の強靭性を高め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ことを結論とした。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ost-natural disaster recovery process by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First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amage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Next, we estimate the economic damage and loss caused by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investigate social vulnerability in the case of the 2011 Thailand flooding based on a meta-analysis of prior research. Finally, we analyze subjective well-being using survey data from areas affected by the 1995 Hanshin-Awaji Great Earthquake.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social resilience is the basis for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recovery. / 博士(政策科学)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olicy and Management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3649号 / 法博第269号 / 新制||法||17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曽我部 真裕, 教授 土井 真一, 教授 毛利 透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2007-2008的金融大海嘯中，影子銀行及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扮演重要角色。金融機構證券化移轉資產的個別風險，以資產池最低報酬作為擔保品，發行高品質債權證券。隨投資人財富愈多，對安全資產需求愈大，金融機構擴大槓桿及風險資產投資。SIFIs數量少但規模大，相對於其他小型金融機構有較好的投資效率，其投資、證券化及其他業務與經濟體系具有複雜而規模大的關係，具有太大、太複雜以致不能倒的性質。SIFIs透過證券化移轉個別風險，在景氣蕭條及經濟個體普遍忽略尾端風險下，金融體系具有脆弱性。在已經存在SIFIs的金融體系下，金融脆弱性隨SIFIs及其他小型金融機構投資效率差距愈大愈加增強。 /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 and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s) securitize risky assets and use the lowest payoffs of the securitized assets as collateral to issue riskless debts. As the demand for riskless assets increases, FIs initiate more risky assets and increase leverage. SIFIs are large and advantageous to invest in risky assets compared to small FIs. The complex connection between SIFIs and economy make them too big or complex to fail. SIFIs transfer idiosyncratic risk and undertake systemic risk via securitization. Financial system is fragile to recession when entities neglect tail risk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which SIFIs exist,the financial fragility is severer when the gap of the investment ability between SIFIs and other small FIs becomes larger.

摘要 本文主要考慮群集樣本(clustered samples)的存活分析，而每一群集中又分為兩種組別(groups)。假定同群集同組別內的個體共享相同但不可觀測的隨機脆弱性(frailty)，因此面臨的是雙變量脆弱性變數的多變量存活資料。首先，驗證雙變量脆弱性對雙變量對數存活時間及雙變量存活時間之相關係數所造成的影響。接著，假定雙變量脆弱性服從雙變量對數常態分配，條件存活時間模式為韋伯迴歸模式，我們利用EM法則，推導出雙變量脆弱性之多變量存活模式中母數的估計方法。 關鍵詞：雙變量脆弱性，Weibull迴歸模式，對數常態分配，EM法則 / Abstract Consider survival analysis for clustered samples, where each cluster contains two groups. Assume that individuals within the same cluster and the same group share a common but unobservable random frailty. Hence, the focus of this work is on bivariate frailty model in analysis of multivariate survival data. First, we derive expressions f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survival times to show how the bivariate frailty affects the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Then, the bivariate log-normal distribution is used to model the bivariate frailty. We modified EM algorithm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for the Weibull regression model with bivariate log-normal frailty. Key words：bivariate frailty, Weibull regression model, log-normal distribution, EM algorithm.

研究目的 失眠的過度激發假說是目前最廣為接受的失眠病因之一，失眠者通常可觀察到具有身心過度激發的狀態，其中認知神經過度激發假說更由中樞神經的角度探討失眠者的過度激發現象，且已有許多證據支持此觀點。然而過度激發因素在失眠病程上的影響仍不明確，不論在前置因子或是持續因子的層面，激發因素皆經常被提及與討論。本研究以未失眠但具有高睡眠脆弱特質之族群作為研究對象，企圖模擬失眠者在失眠初發之前的狀態，另加入睡前及早晨的自主神經系統與主觀激發狀態之測量，比較其與低睡眠脆弱特質組在有無壓力誘發狀態下，兩組的睡眠中訊息處理程度、睡前及早晨的自主神經系統激發程度與主觀激發狀態，藉以了解（1）壓力是否會引發個體進入較高的主、客觀激發狀態；(2)睡眠脆弱特質在不同的激發程度下，是否會對於個體的睡前、睡眠中及早晨的激發程度造成影響，以初步推論激發狀態因素在失眠病程中所扮演之角色。 方法 以壓力下失眠反應量表（Ford Insomnia Response to Stress Test, FIRST）區分出高睡眠脆弱特質組（HV）13位（6男、7女）、低睡眠脆弱特質組（LV）14位（6男、8女），年齡為19-32歲之健康成人。每位受試者均需在睡眠實驗室進行3個夜晚之夜間睡眠記錄，包含第一晚的PSG測量以排除個案有其他睡眠疾患，並讓受試者習慣實驗環境；第二晚及第三晚則交互平衡操弄基礎情境或壓力情境，在壓力情境下，受試者被告知將進行即席演講，需在睡前抽出演講題目，並於隔天早晨喚醒後10分鐘內發表一篇內容充實、呼應主題之演說，隨後測量心跳變異率（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平均心跳間距（r-r interval，RRI）、主觀身心激發狀態（Pre sleep arousal scale，PSAS）等主客觀激發程度，入睡後進行整夜的ERP（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測量，誘發ERPs之實驗流程以oddball典範為主，並於早晨起床後再次進行HRV、RRI及PSAS之測量。 結果 以2（組別）x 2（情境）之混和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組在不同情境下的主客觀激發程度指標是否有所不同。結果顯示壓力確實能引發受試者進入較高的主客觀激發狀態，包含睡前及早晨有較快的平均心跳速率、較高的主觀身心激發程度，而在NREM睡眠中可發現HV在有壓力的情境下，對外界的訊息處理程度顯著較LV組增加，包含較快的N1與較慢的N350出現，但HV在壓力下亦有較快的P2與較強的P900，顯示對外界訊息的抑制功能上升，且隨著睡眠更深，進入慢波睡眠時，P2及P900亦顯著較LV強，表現出更多的抑制外界訊息能力。 結論 本研究探討睡眠脆弱特質在不同激發狀態下對於睡眠的影響，結果顯示壓力能引發個體較高的激發狀態，然而在未失眠族群中，高睡眠脆弱特質對於認知激發狀態下的睡眠中訊息處理程度雖有提高，但可發現高睡眠脆弱特質組亦有較高的抑制外界訊息能力，而不致於使得激發狀態過度影響其睡眠，此結果部分支持失眠的認知神經過度激發假說，過度激發因素可能在持續因子的部分影響性較大，造成個體產生對睡眠的抱怨。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亦彰顯失眠的高危險群的及早介入預防之重要性。 / Introduction: Conditioned hyperarousal has been theorized to be a major etiological factor in chronic insomnia patients.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insomniacs showed more arousal than non-insomniacs in many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measures, including enhanc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uring sleep as measured by NREM ERPs. However, the role of hyperarousal o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insomnia remained unclear, i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redisposing trait and/or perpetuating factor in the cause of insomnia. The present study compared arousal levels around sleep onset, during sleep and in the morning between non-insomniac individuals with low and high vulnerability to stress-related sleep disturbance, as high vulnerable individuals were proposed to be predisposed to chronic insomnia. The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are therefore to investigate: 1) the effect of an acute stressor on arousal level prior, after, and during sleep, and 2) the differences in stress reactivity between individual with high and low vulnerability to stress-related sleep disturbances. Method: Fourteen healthy individuals scoring low (LV) and thirteen healthy individuals scoring high (HV) on the Ford Insomnia Response to Stress Test (FIRST) were studied. All subjects had to sleep in the lab for three nights: a screening/ adaptation night, then a baseline night and a stress night. The sequences of the later two nights were counterbalanced across subjects. During the stress night, subjects were informed that they would be required to give a speech immediately after waking up.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r-r interval (RRI) of EKG and subjective arousal level (Pre sleep arousal scale, [PSAS]) was accessed before lights off and in the morning. Then sleep ERP was recorded during the night. An odd-ball paradigm was conducted to evoke ERPs throughout the night. Result: Mixed two-way ANOVA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ulnerabilities and conditions. Both HV ans LV showed higher subjective arousal level and smaller RRI under the stress condition than the baseline condition. During NREM sleep, HV showed increas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under stress condition than LV as shown by faster N1, slower N350. Also, HV showed increased inhibition under stress condition than LV, with faster P2 and higher P900. Stronger P2 and P900 were also observed in HV when reached slow-wave sleep stage, comparing to LV. Conclusion: Both groups showed more arousal under stress condition than baseline condition, indicating an acute stress can lead to a higher arousal level. Moreover, high vulnerable individuals showed increas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uring NREM sleep than low vulnerable individuals, but also showed more inhibition to prevent sleep from being disturbed by external stimulu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creas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reacting to stress may be a predisposing trait for sleep disturbances. However, sleep may be protected by a compensatory inhibitory process in those who have not developed a long-term insomnia.

現實社會中，有時會發生大規模的停電事件，一經調查後才瞭解，只是因為一根電纜線、一根高壓電塔或是一個變電站故障導致，令人好奇電力系統的運作模式。因此藉由拓蹼網路的特性去研究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及穩定性，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和討論。本篇論文利用動態負載去模擬現實中的電流，並藉由連鎖性失效的攻擊策略對於網路效率的影響，去判斷其網路的脆弱性分析。 本論文利用網路效率的(efficiency)影響來作為網路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分析，藉由在靜態負載中連鎖性失效的模型(static load cascading failure model)和動態負載中連鎖性失效的模型(dynamic load cascading failure model)來判斷及討論，其中動態負載為不同發電量及消耗量的狀況，藉此觀察台灣的電力網路系統在狀況下的結果。 此外以攻擊方來思考，單一攻擊、多重攻擊和策略性的多重攻擊的狀況底下，網路效率的變化，並將此運用在台灣電力網路系統上，發現台灣電力網路相當脆弱。 / In the real world, sometimes there will be black out (power shortage) happening in large scale areas. After investigating, we found out that it was cause by either a broken transmission line, a high-voltage tower or a substation. We are very interesting to know how the operation scheme of power system works. Therefore, we study the safety and the stability in power system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pology network. This subject is always concerned and discussed by the society. The thesis use dynamic load to simulate current in real world. We foc us effect on network efficiency by the strategy of cascading failure, analyze the vulnerability of network. The thesis use the variation of network efficiency as index to analyze network. According to determining and discussing by static load cascading failure model and dynamic load cascading failure model, dynamic load is the situation in different amount of generating and consumption of electrical energy. We used the data to observe the result of Taiwan power system under the situation. In addition to, changing of internet efficiency by single attack, multi-attack and strategic multi-attack in attacker method of thinking. We found that Taiwan power system is weak after we used the statistics on it.

本文旨在探討台灣流動性交易需求對於股票報酬之波動性（變異數）與共移性（共變異數）的解釋能力。我們仿照Greenwood and Thesmar (2011) 的作法，完全利用共同基金的資料來近似股票的流動性交易需求（共同基金增加或減少其持有某支股票的部位）以及股權分佈，並據以推導出股票的脆弱性以及共脆弱性來預測股票報酬的變異數以及股票間的股票報酬共變異數。根據這個理論模型，當股票投資者面臨流動性衝擊，如果股權高度集中，或是散戶投資者間的流動性交易需求具有高度相關（即同時買進或同時賣出）時，流動性交易需求對股票報酬變異數以及股票間的股票報酬共變異數會產生顯著的影響。本文利用台灣2002年至2011年50家共同基金的資料，得到以下的結果：一、由股票流動性交易需求所推導出來的股票報酬波動（即股票之脆弱性）與利用股價所計算出的股票報酬變異數有明顯的正相關。二、股票的共脆弱性以及股票之間的共移性呈明顯正相關。三、小公司股、成長股、歷史表現好的股票均具有高脆弱性。以上實證結果指出，流動性交易需求對股票報酬有顯著的影響力，因此可利用股票之脆弱性預測股票報酬之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