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試圖瞭解台灣產業間共移現象的產生以及利用計量分析方法（自我相關矩陣模型，VAR）檢視類股間股價變動與各相關產業景氣指標是否存在明顯的領先落後關係，並配合因果檢定(casuality test)以便瞭解類股間因果關係的原因。當市場內類股指數存在著波段現象以及各類股間有某種輪漲或是統計上領先落後關係時，本研究即針對此市場的波動現象，比較不同投資策略（追漲殺跌策略、等比重持有策略及市值比重持有策略）下的報酬，並從中提供機構投資者在市場波段行情中最佳的系統化制式投資策略。全篇的實證結果摘要於下： 　　1.由股市中類股股價指數與該產業指標之間的領先落後關係實證結果裡，本研究發現兩者之間的月資料變動率並無顯著的互動關係，除了少數產業配對檢定外，包括電線電纜業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為電線電纜業股價指數變動率的領先指標，而營建業指標（房屋申請執照面積）變動率為該產業股價指數變動率的落後指標等，其他產業配對檢定裡，均不能顯著地存在互動關係。因此投資人除了考慮基本面的產業因素外，市場訊息更是左右股價變動的原因。 　　2.類股股價指數與大盤指數趨勢的關係密切。實證結果發現研究中的十七種產業股價指數有十個與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變動率之間有互動關係存在：其中大宗物資業、電線電纜業以及營建業的產業股價指數變動率的過去資料與大盤指數變動率之間具有回饋關係，即具為同時指標；另一方面，落後大盤指數變動率表現的類股計有綜合食品業、棉紡業、毛紡業、陶瓷業、鋼鐵業、電子系統業以及運輸業等產業股價指數變動率。對投資人而言，這些結果有助於對未來股市的預期。 　　3.在關聯產業的VAR模型中，經由其誤差變異數分解後，我們發現各產業群間均有一產業股價指數為群內其他股價指數的龍頭指標類股，例如綜合食品業即為食品產業群的帶動類股。而在經過產業配對的Granger因果檢定後，則只有食品產業群內產業股價指數有彼此的互動關係外，其他產業群大多是間接影響群內其他產業股價指數變動率。 　　4.在研究期間，執行波段操作策略的結果以類股市值比重持有並配合不同程度存入借出現金的投資策略比類股等比重持有策略或積極型投資策略（追漲殺跌）的結果均佳。另一方面，透過不同的績效衡量指標結果，研究期間內以電子類股表現最好，同時三種波段操作策略的績效指標值與選時能力指標值均隨著槓桿程度的擴大而變差。

金融情況指數(FCI)是欲融合影響實質經濟活動過程不同貨幣傳遞管道，描述實際金融市場情形，被定義為金融變數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係，主要是描述一些金融變數如何影響經濟現有以及未來的經濟情況，觀察執政者是否能透過執行政策使經濟活動獲得改變，甚或是推斷未來經濟情勢的特性。 在之前國內建立的金融情況指數研究文章僅包括了利率、匯率與資產價格的貨幣傳遞過程，但信用傳遞過程對於現今總體經濟影響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覷。本文即嘗試加入信用傳遞管道相關變數，依據Jan Hatzius et al.(2010)針對美國所建構的金融情況指數所選取的變數，依照台灣目前現有金融市場的變數或是具有相同概念之變數作為選取，透過主成分分析法挑選並建立五個小指標，再將小指標簡單平均，經過三次平滑樣條消除雜訊後建構出金融情況指數。 研究結果顯示，於2003年2月至2010年12月期間，金融情況指數確實對於景氣情況之預測具有一定的實質幫助。以同時指標綜合指數當作台灣當前景氣狀況，金融情況指數的預測能力平均為55.3%。使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可發現金融情況指數在5%顯著水準下，前8期大都對於當期同時指標綜合指數具有影響力，而應用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結果，在5%顯著水準下，金融情況指數具有領先同時指標綜合指數之關係。

利用系統性風險之系列商品來擴大投資組合之投資集合與避險為近來非常熱門的議題，本文除了將波動率指數納入投資組合之外，並額外加入信用風險指數，藉由各種績效指標來衡量系統性風險指數能為投資組合所帶來的綜合效益。根據效率前緣與績效指標的結果顯示，投資級信用風險指數可以有效提升投資組合的夏普值，但卻不會使投資組合之風險值提升太多。 本文利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分析信用風險指數與大盤之間的動態關係，同時還利用分量迴歸進一步分析在不同報酬率之下，信用風險指數與大盤之間的關聯性。發現當市場狀況越差時，波動率指數與投資級信用風險指數間的相互影響幅度會越大，且分量迴歸其估計係數在中高分量時，明顯高於最小平方回歸模型。 　　綜合來說，根據本文的實證結果與過去眾多學者所做之研究，系統性風險指數確實可增進投資組合的投資效率，擴大投資組合的夏普值。更重要的是，研究信用風險指數的論文相當稀少，本文可增加此系列商品的文獻。同時也可當作台灣推出信用風險指數來促進市場效率以及作為風險管理之工具時的參考。

由於過往文獻在討論國際貿易時多討論匯率波動與外國產出變動對我國出口量的影響，但生產成本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也很重要，故本文選擇將國內與外國生產成本納入模型當中，建構一個包含匯率、國內生產成本、貿易條件、出口量、外國產出以及外國生產成本共六個變數的SVAR模型，並分別就我國主要貿易對象、美國以及歐元區三組資料進行分析，討論不同的外國變數是否將對我國出口量與貿易條件產生不同影響。 在國內變數之間的交互影響上，不同的資料實證結果差異並不大。實證結果顯示匯率上升將造成我國出口量短期減少，長期增加，且匯率和貿易條件長期呈現負相關；國內生產成本上升在長期將造成出口量減少，貿易條件改善；貿易條件和出口量兩者之間則呈現反向關係。 不論是在我國主要貿易對象、美國或是歐元區的實證結果都指出，外國產出上升將造成我國出口量在短期上升，長期下降；而當我國主要貿易對象產出上升時，我國貿易條件短期惡化，長期將改善；美國與歐元區的產出上升，則將造成我國貿易條件在短期和長期都惡化。 外國生產成本變動對我國出口量與貿易條件的影響在不同對象中存在不同效果。當美國生產成本上升，在長期將使我國出口量減少、貿易條件改善，但當歐元區生產成本增加時，長期則將造成我國出口量增加、貿易條件惡化。造成結果不同的可能原因為，我國自歐元區進口的商品中包含較多最終商品，因此歐元區生產成本變動對我國生產成本與出口價格影響較小。 實證結果顯示，在長期我國出口量上升往往伴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表示我國在國際貿易發展上可能具有貧困化成長的問題。

本論文依據 Bernanke, Boivin, and Eliasz (2005) 之模型，建立因子擴充向量自我迴歸 (factor-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on,簡稱 FAVAR) 模型分析台灣之價格僵固性 (price stickiness) 問題。我們考慮了台灣 1998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之時間序列月資料，總共包含 267 個變數，其中包含總合物價 (aggregated prices，又稱總合價格)與非總合物價 (disaggregated prices，又稱非總合價格、類別物價或類別價格)。總合物價指的是經濟體系中於一段時間內將許多商品與服務聚合成一能代表全體的物價，相較之下，分類較細項之商品或服務價格則視為非總合物價。同時，我們將價格所受到的影響來源分成總體項干擾 (common component shock，又稱總體項衝擊或總體項波動)與類別項干擾 (sector-specific shock，又稱非總體項衝擊或非總體項波動)兩項。總體項干擾是會影響整個經濟體系之波動，其中還可區分出貨幣政策干擾(monetary policy shock，又稱貨幣政策衝擊或貨幣政策波動)，亦即貨幣政策工具－隔夜拆款利率（以下簡稱利率）－的變動，而類別項干擾即為其餘不會同時影響整個經濟體系的波動。我們分別觀察總合與非總合物價對於總體項、類別項與貨幣政策干擾之衝擊反應 (impulse response)，藉此判斷台灣不同性質價格之僵固程度。此外，我們也透過分析貨幣政策干擾造成工業生產指數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簡稱 IPI) 與消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 CPI) 衝擊反應形成之價格困惑 (price puzzle) 現象，比較 FAVAR 與向量自我迴歸 (vector autoregression，簡稱 VAR) 模型何者較能描述真實經濟市場情況。 我們的實證結果顯示，非總合價格面對所有干擾都有立即且顯著的反應而不具僵固性。其中，類別項干擾造成的影響持續期間較短，很快收斂至新均衡；總體項干擾造成的持續期間則較長，而貨幣政策干擾更是到了第 48 個月仍無法達到新均衡。相對地，總合價格面對貨幣政策干擾的反應微小而呈現僵固性。此外， VAR 模型下，總合變數皆呈現明顯價格困惑現象。反觀 FAVAR 模型下， IPI 反應慢且小而穩定，而 CPI 的價格困惑現象顯著卻不如 VAR 模型下的反應久。因此我們獲得結論， FAVAR 模型對於本研究而言，考慮了更大量的經濟指標或許更能描述現實經濟狀況。

歐元的問世，代表的是從1970年代固定匯率被打破以來，世界金融體系最大一次的變革，其對全球之金融及社會文化有很深遠的意義；因此，有關美國與歐元區間之匯率、利率及物價關係的探討遂成為國際金融市場所關心的焦點之一；本文以Frankel (1992)所提出衡量國際間資本移動性的三種利率平價說：拋補利率平價說(Covered Interest Parity，CIP) 、無拋補利率平價說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UIP)、實質利率平價說 (Real Interest Parity，RIP)為基礎，來檢驗此三種利率平價說是否成立。在實證方法上，本文以Dickey & Fuller (1979,1981)之ADF單根檢定來確定變數之數列特性，再採Johansen (1988)之最大概似估計法，對CIP、UIP與RIP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於1999 年 1 月至 2004 年 7 月期間，美國與歐元區間 CIP 與 UIP 同時成立，表示當兩國資產報酬率有差異時，可以經由國際間資本的移動，使得報酬率最後有趨於相等的傾向；並且接受遠期匯率為未來即期匯率的不偏估計值之虛無假設，顯示歐元與美元間外匯市場具有效率性。另外，本文之實證結果並不支持 RIP 的成立，其有可能歐元區與美國在編制物價指數時，所使用的物價項目和比重情況不同而異，因此難以表示出公正之匯價；再者由於現實之貨幣、商品市場之不完全，與人民不一定能完全預期及存在貨幣幻覺等許許多多未考慮因素下，故在諸多驗證 RIP之文獻中，亦大多顯示無法找到其均衡之平價關係。 / The emergence of Eurodollar exemplified a significant reformation in the world financial system since the fixed rate had been broken in 1970, which bring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the global finance and social culture. Therefore some discussions on exchange rate, interest rate and price relationship in the range of US Dollar and Eurodollar are one of focuse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concerns;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kinds of interest rate parity Frankel brought forward (1992) including Covered Interest Parity (CIP),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UIP) and Real Interest Parity (RIP), this research mainly proves their feasibility. For the empirical methods, the Dickey & Fuller (1979, 1981)’s ADF unit root test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ble series in this research; additionally, Johansen’s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1988) was adopted to d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CIP, UIP and RIP.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 found out that the CIP and UIP are tenable simultaneously in the range of tenable US Dollar and Eurodollar from 1999 January to 2004 July. That means when return on asserts between two counties has some differences, it would become towards equality lastly on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the forward rate is an unbiased predictor of the future spot rate can be employed, revealing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 the range of Eurodollar and US Dollar has certain efficiency. Additional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do not support the RIP, because it would vary with different prices and proportion used while making the price index in the range of Eurodollar and US Dollar, and cannot present equitable exchange rate; furthermore, because of imperfect current currency and commodity markets, and many unconsidered factors such as people’ incompletely anticipation and money illusion, most researches for validating RIP fail to find out its balanced parity relation.

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開放與金融商品的多元化，投資人所面對的投資機會增加，相對地也面臨更多金融市場波動的潛在風險。因此，為了規避金融資產價格的不利波動，股價指數期貨等相關金融期貨應運而生。然而，當投資者決定利用期貨市場進行避險交易時，隨即面臨該持有多少數量的期貨契約這一問題。針對此一個重要課題，學術界與實務界常透過估計最適避險比率，作為從事避險交易之參考。 由以往研究得知，現貨與期貨市場報酬率間存在結構轉變的動態特徵，故最適避險比率之估計應考慮市場不同狀態的波動性。有鑑於此，本文乃嘗試將結構轉換模型應用於最適避險比率之研究，並以1983年至2001年的S&P500指數現貨與指數期貨週報酬率為實證分析之標的。由實證結果發現，最適避險比率於不同的市場波動狀態呈現不對稱的現象，亦即，當市場屬於低波動狀態時，避險比率較高;市場為高波動狀態時，避險比率則較低。應用結構轉換模型除了可以獲得較有效的避險比率外，整體而言，就降低資產組合風險的角度衡量，金融市場參與者可藉由結構轉換模型之設定提高其所持有資產的避險效益。

本研究嘗試探討股價指數期貨選擇權的資訊內涵，並與股價指數選擇權及歷史波動度的資訊內涵加以比較。我們的研究標的為2000年2月至2003年3月的S&P 500指數、指數選擇權及指數期貨選擇權，首先說明三個資料序列的敘述統計量，並使用單根檢定以確定資料序列為定態，符合迴歸分析的假設，再來探討原始隱含波動度的資訊內涵，然後嘗試以門檻自我迴歸模型修正隱含波動度，但檢定發現隱含波動度門檻效果並不存在，接下來以Christensen and Prabhala (1998)提出的工具變數修正隱含波動度，並探討修正後隱含波動度的資訊內涵，最後使用包含迴歸模型比較指數選擇權及指數期貨選擇權對指數的資訊內涵。得出結論如下： 1.指數選擇權與指數期貨選擇權隱含波動度均具有指數已實現波動度充分資訊，指數選擇權的資訊內涵較指數期貨選擇權為高。指數選擇權與指數期貨選擇權隱含波動度均無法作為已實現波動度的不偏估計量。歷史波動度沒有隱含波動度未包含的資訊。隱含波動度的衡量誤差並不存在。 2.指數選擇權與指數期貨選擇權隱含波動度門檻效果均不存在。前一期隱含波動度與當期隱含波動度並不顯著相關，歷史波動度與當期隱含波動度相關性較高，但使用上述兩種工具變數修正隱含波動度並不能增加對已實現波動度的解釋能力。 3.指數選擇權對指數的資訊較指數期貨選擇權為多，但指數選擇權與指數期貨選擇權隱含波動度均含有對方所缺乏的解釋能力，沒有一個隱含波動度完全包含另外一個隱含波動度的資訊。

由於住宅價格變動毫無預警制度，人民往往憑著個人主觀的判斷而決定何時購屋或售屋，而此種主觀判斷住宅市場利多及利空的觀念，對住宅市場的供需會產生失衡現象，因此是否可從經濟面的訊息找到住宅價格變動的答案，使住宅價格在尚未變動前，政府即已掌握資訊，提前做好穩定住宅價格的因應對策，使民眾依其需要而購屋，則是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本研究從文獻中整理出影響住宅價格變動的七個總體經濟變數，這些總體經濟變數包含工資、物價、所得、貨幣供給額、股價、匯率及利率等，並利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式(VAR)進行實證，以便較客觀的獲得變數間的落後期數及暸解變數間雙向、單向及領先、同步、落後情形，且進一步探討住宅價格與每一個總體經濟變數間影響程度大小及影響情形，以釐清各變數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利用VAR模型進行住宅價格與總體經濟變數關係的研究，經由實證，得到下列的結論： 　　一、實證結果方面 　　本研究之實證主要有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變異數分解之分析及衝擊反應之分析三方面，其實證結果如下所述。 　　（一）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 　　由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中，得到股價、物價、匯率、貨幣供給額及利率均能做為住宅價格變動的領先指標。 　　（二）變異數分解之分析 　　由住宅價格之變異數分解中，得知住宅價格自身的解釋程度僅占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被其他的總體經濟變數所解釋，顯示住宅價格受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相當大；而從其他總體經濟變數之變異數分解中，得知住宅價格變動會干擾到總體經濟變數，而使總體經濟變數受干擾而變動變動。 　　（三）衝擊反應之分析 　　從總體經濟變數對住宅價格的衝擊反應分析圖中可以明顯看出除工資外，其餘總體經濟變數變動對住宅價格造成的衝擊均相當明顯，但匯率及利率對住宅價格的衝擊是負向的。 　　住宅價格對所得、股價、匯率及利率的衝擊相當明顯，而其對匯率的衝擊是負向。 　　二、政策應用方面 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常會有時間落後的現象，而本研究實證的目的則是要使政府能事先掌握住宅價格的變動，並提前做好穩定住宅價格的因應對策，減少政府決策過程的時間落後現象，而實證結果應用至政策方面的內容則由以下說明之。 　　（一）藉由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的實證內容，可以縮短政府對住宅價格不合理變動問題認定落後的時間。 　　（二）從變異數分解之分析的實證內容中，可以使決策者在解決住宅價格問題時，將行動落後的時間減少。 　　（三）由衝擊反應之分析中，可以使政府在執行穩定住宅價格政策時，將衝擊落後的時間縮小。 / Since there is no alarm system in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people often decide when to buy or when to sell based on personal and subjective judgement. Such concept to judge subjectively whether the housing market is bull or bear will cause unequilibrium in the supply and demend of the housing market. There it is possibl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o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from economic side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and can be prepared in the reaction to stabilizing the housing prices, and so that the public can buy house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Seven variables in macroeconomics influencing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have been taken from reative literature, including wage, commodity price, income, money supply, stock price,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VAR has been employed to verify so that the more objective lagging period among variable can be known, and the bi-directional, uni-directional, leading, contemporaneous, and lagging situation among variables can be understood. Furthermore, the degree and the status of influence of each macroeconomic variable to the housing price will be investigate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variables. 　　The present project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housing price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In Empirical Study: 　　The empirical study in this project includes causal relation test and analysis, the analysis of variable decompositon, and the analysis of impact response.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I) Causality Test and Analysis 　　In the causality test and analysis, we find out that stock price, commodity price, exchange rate, money supply and interest rate all can be the leading indicators in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II) The Analysis of Variable Decomposition 　　It is learned from the variable decomposition of housing prices that housing price can only explain one third of the cause in its change, the other two thirds are explained by other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It shows that housing prices a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greatly. 　　From the variable decomposition of other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e know that the change in housing prices will affect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so that the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ill change. 　　(III) The Analysis of Impact Response 　　It can be obviously seen from the analysis figure of the impact response of the macroeconomics to housing prices, all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ill cause obvious impact to housing prices expect for wage. However, both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have negative impact to housing prices. 　　Housing prices' impact to income, stock prices,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is quite obvious, among which, the impact to exchange rate is negative. 　　II、Policy Application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there often will be lagging in time in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ing. The purise of the empirical study in this project is to let the government to know in advance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and to let the government to know in advance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and to let the government be prepared in the reaction of stabilizing the housing prices to minimize the lagging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he contents of application of the empirical study to policy are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I) Wi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change of the causality test and analysis, the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cognize the unreasonable changes in housing prices can be shortened. 　　(II) Wi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variable decomposition, the decision makers' lagging in the action responding to housing pricescan be minimized. 　　(III) With the analysis in impact response, the lagging in impact will be minimized when the government executing her housing price stabilizing policy.

動態資料往往隨著時間區間取法或測量工具的不同而有差異,此種不確定的特質我們稱為模糊性。但是傳統的時間數列仍是以確定的觀察值來記錄具有模糊性的動態資料。為了更完整的表示一個動態過程,我們考慮模糊時間數列(fuzzy time series)以具有不確定性的模糊集合來取代明確的數值,保持原來的模糊性。 本文探討模糊時間數列中模糊自我迴歸模式(fuzzy autoregressive model簡寫為 FAR 模式)的建構過程,並分別利用此模式來預測中央政府總預算和匯率。FAR 模式乃根據Box-Jenkins(1970)所提出的 ARMA 三階段模式建立的流程並推廣Zadeh(1965)所提出的模糊集合理論而來。在這過程中 ,我們考慮人類思維方法,使FAR 模式更具有彈性且適合未來預測時的需要。而對於所討論的動態過程,也不需要任何模式上的假設(例如:線性或穩定 ),因此 FAR 模式的適用範圍極為廣泛,更不會因為模式的誤判而導致預測時的嚴重錯誤。最後,我們將 FAR 模式的預測結果與傳統 ARMA 模式做比較。 文中關於模糊時間數列的一些性質,例如:模糊趨勢(fuzzy trend)和模糊穩定(fuzzy stationary),由於傳統文獻中沒有加以討論,本文亦提出定義和新的看法。 / Representations of dynamic data are always different as the time interval or measuring tool change. We c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uncertainty fuzziness. But traditional time series use crisp observations to record a fuzzy dynamic process. To completely represent, we consider fuzzy time series replacing the crisp numbers with fuzzy sets and preserve original fuzziness. In this paper, the fuzzy autoregressive model (FAR model) of fuzzy time series is studied and used to foreca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xchange rates, respectively. The modeling process is according to Box- Jenkins' (1970) method of ARMA model and merged with the fuzzy set theory proposed by Zadeh (1965). Reasonable human judgements and ways of thinking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roughout the modeling process to make the FAR model more elastic and appropriate for forecasting. Unlike certain incorrectly identified models which lead to inaccurate forecasts, the FAR model can be widely applied due to its not having any assumptions on the original time series (e.g., linearity and stationarity). Finally,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FAR model to Cent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xchange rates ar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ARMA model. Additionally, some properties about fuzzy time series, e.g., fuzzy trend and fuzzy stationary, have not been studi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we propose definitions and new opin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