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為中心，首先於第一章說明以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及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為比較對象之理由，亦即認為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順應世界犯罪被害補償之立法，於立法院審議當時行政院版本草案及謝啟大等委員版本對案主要分別係參酌日本及德國立法例。本文第二章及第三章分別說明德國及日本犯罪被害補償之基本理念及相關法律規定，德國將其犯罪被害補償制度定位為社會法次體系之社會補償立法，有關犯罪被害補償之社會給付係準用聯邦照護法多樣化之補償措施，並藉由補償機關及社會法院多年之實務運作經驗確立諸多補償原則；日本給付金制度係在健全的國民年金制度及醫療保險制度之外，另以勞動災害保險為比照及減除之金錢給付制度，給付金屬慰問金僅屬慰問金之性質，然而亦具有部分精神上及物質上損害賠償之功能。凡此給付內容固然與我國補償金性質不同，惟日本制度以行政命令訂定排除給付之基準、修法擴大重傷被害人保護範圍、新增醫療給付、授權民間犯罪被害補償組織執行早期犯罪被害人援助措施等，顯然修法後新制已不遜於我國現行制度。第四章關於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部分，首先回顧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立法之學術法展及立法過程中之重大變革，說明我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係基於國家補償責任之社會安全立法，並藉由立法過程變革之說明釐清犯罪被害補償並非特別的社會救助措施，亦非國家擔保限額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個人責任〉之實現。又第四章我國制度部分主要以實務見解及其運作情形而為介紹。第五章部分則以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為中心，經比較德國及日本制度之結果，主要認為我國現行制度全然依據民法及民事程序法運作並不符社會給付之意旨，並分別就補償要件、補償內容、補償對象、排除條款、減除條款及求償制度等說明以民法規定為基礎之運作結果恐難符合社會補償之法理。此外，立法當時未整體規劃之疏漏或因提案機關錯誤估計預算經費，例如以刑法重傷定義為補償要件及將企業社會給付列為減除事由等，亦將於綜合比較中一併提及。至為令人憂心者，目前實務上藉由民法理論運作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本土法學之路」，可能只有具有以國家公權力為日薄西山之民事侵權行為法注入「強心針」之意義，亦可謂藉由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實施更加確立民法上之個人責任原則及完全賠償原則。此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之結果，恐怕已經悖離當初各界殷切期盼我國建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初衷，也與先進國家立法潮流漸行漸遠。在亞洲各實施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國家中，我國固然僅次於香港地區、日本、菲律賓、韓國及部分印度省份，且立法決定以「保護法」為名、補償過失犯罪被害人及明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等，均可謂先進之立法理念。惟近年來日本及香港地區犯罪被害補償制度擴大補償之改革，至於泰國、印度〈全國性立法〉及新加坡刻正籌備立法中，連中國大陸亦已發現引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文獻。我國目前固守民事侵權行為法理念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恐怕必須加緊檢視修正，否則不僅難以企及歐美先進國家立法例，恐怕在未來幾年內亦將落後於其他亞洲地區之國家。

学位授与大学：京都大学 ; 取得学位: 博士(工学) ; 学位授与年月日: 2007-11-26 ; 学位の種類: 新制・論文博士 ; 学位記番号: 論工博第3972号 ; 請求記号: 新制/工/1423 ; 整理番号: 25648 /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工学) / 乙第12136号 / 論工博第3972号 / 新制||工||1423(附属図書館) / 25648 / UT51-2007-S506 / (主査)教授 小林 潔司, 教授 細田 尚, 教授 多々納 裕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簡略總結犯罪被害者學至今近七十年的發展，係在刑事法領域中對於犯罪被害者的重新重視。犯罪被害者學並不意味著苛責犯罪被害人，反而透過類型化的理論形成、原因或犯罪被害者的特質分析與調查，提供刑事政策或刑事司法上之重要且更加全面的觀點。 犯罪被害者釋義學可由犯罪被害者角度出發，在刑法釋義學的層次發展並實質的影響刑事不法－主要係不法構成要件之輔助解釋原則。基於刑法的補充性原則、最後手段原則，重視犯罪被害者的應保護性與需保護性。犯罪被害者釋義學是作為構成要件解釋上的基準之一補充與輔助目的性解釋，並進一步對刑法的處罰範圍做出合理的限縮。其並非激烈且極端的訴諸苛責犯罪被害者以免除犯罪行為人之責任，也非意圖取代法益保護的思想而為對於刑法體系的顛覆，僅作為溫和且具有彈性的輔助解釋手段。並無必要對其嚴格限制或批評。 犯罪被害者釋義學之運用實質上實不侷限於詐欺罪領域之中。藉由犯罪被害者釋義學，提供更細密完整的觀察角度，對我國刑法分則之中各罪構成要件中犯罪被害者的角色定位加以釐清，將有其實益。犯罪被害者釋義學的出發點既然是犯罪被害者對犯罪的重要作用，則不只輕罪領域內的要件可能運用犯罪被害者釋義學進行解釋，重罪的若干要件之中犯罪被害者是否需要刑法保護，同樣應該討論。應從不同犯罪構成要件加以解構，注意犯罪被害者與犯罪行為人的共同作用。犯罪被害者釋義學主要針對的是特定犯罪之特定不法構成要件，立法者制定該要件的見解無法透過文義、體系或歷史解釋的方法確立。此時應可透過先歸納、後演繹的方式，證立犯罪被害者釋義學，並作為解釋上可廣泛運用的輔助原則。 由犯罪被害者釋義學的運用與歸納，可看出從犯罪本身的保護法益層次認定、再至個別要件規範係為保護犯罪被害者的構成要件規範或僅做為加重理由、且及於立法層次上的入罪或除罪化討論。犯罪被害者以刑法保護的需求，可具有「聯結功能」，提供學理上相同問題上相同解釋之依據，並透過對犯罪被害者需保護性的相同與不同理解，於不同犯罪的構成要件解釋或立法妥適性探討時一併考量，做出合理的解釋。 犯罪被害者釋義學之核心思維係最後手段原則的具體化，然而重點在於「如何具體化」。透過歸納犯罪被害者釋義學之運用，最後手段原則當然係刑法中的重要原則，但犯罪被害者與刑法之間的關聯，仍在於法益。無論是具體犯罪被害者的利益，或是抽象而廣義甚至可能的犯罪被害者需要以刑法保護，事實上構成了法益的一部，僅係在國家掌握刑罰權之下因而隱沒於法益概念之中。因此犯罪被害者釋義學應認為是一種從法益的認定與範圍出發，重視國家所應以刑法保護者並在各層次實踐的原則。故犯罪被害者釋義學可完全在現行刑法的體系、概念及理論當中實踐，刑事法長久以來討論與發展其實也從未擺脫個別犯罪被害者的思考。也因此犯罪被害者釋義學應是全面的、不激進的且可被接受的原則，並在不法構成要件解釋甚而整體刑事政策上皆可做出貢獻。

我國作為仍舊存在死刑制度的國家之一，死刑議題極具爭議性。死刑案件的特殊性起自於其不可回復性(一旦發生誤判，被告失去的生命無法挽回)、被害人生命法益的重大侵害，以及被害人家屬的被害情感。 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規定，賦予了被害人或其家屬在法庭上陳述的機會。當因為失去親人而情緒激動的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屬在法庭上陳述時，其陳述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是否容易導致法院做出死刑判決結果？被害人家屬的陳述內容是否可以作為刑法第57條之量刑事由？ 最高法院於民國101年發布新聞稿，決定自民國101年12月起，進入最高法院之刑事二審宣告死刑案件，一律進行量刑辯論，且法官須斟酌被害人家屬之意見量處刑度。最高法院對於死刑案件須斟酌被害人家屬意見的立場，使得被害人家屬之意見陳述成為可能導致法官做出死刑判決的因素之一。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制度的目的是什麼？是影響量刑？還是回復被害人的被害情感並療癒被害人？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制度有其正當性嗎？允許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是否會對被告訴訟權利造成侵害？ 美國與台灣一樣，目前皆為留有死刑的國家。在美國，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向法院所為之犯罪對其所造成之身體上、精神上，以及經濟上影響的陳述，稱之為被害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美國不但是較早使用被害影響陳述制度之國家，聯邦最高法院也曾就死刑案件中被害影響陳述之使用爭議，做出三個重要判決。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死刑案件是否應該允許被害影響陳述所抱持的前後不同見解，也因此導致各州在被害影響陳述的適用與規範上有所不同。另外，有關被害影響陳述是否容易造成重刑傾向、被害人陳述中所蘊含之情感是否及如何影響判決，美國也有相關實證研究數據與學說討論。 本文希望藉由美國關於被害影響陳述制度的運作、實務爭議與學說討論等，探討死刑案件中被害人意見陳述制度的正當性，以及所遭遇的問題，並以美國法為借鏡，提出我國在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制度操作上的方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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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8259号 / 工博第3851号 / 新制||工||1590(附属図書館) / 31117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建築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川瀬 博, 教授 中島 正愛, 教授 清野 純史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5366号 / 工博第3245号 / 新制||工||1488(附属図書館) / 27844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建築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林 康裕, 教授 吹田 啓一郎, 教授 澤田 純男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付記する学位プログラム名: 社会を駆動する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学卓越大学院プログラム /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情報学) / 甲第25431号 / 情博第869号 / 新制||情||14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研究科社会情報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畑山 満則, 教授 矢守 克也, 教授 伊藤 孝行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Informatic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本篇論文以雨果《一個死囚的末日》及門田隆將《與絕望奮鬥》二書為研究核心，對照死囚與被害人的心路歷程，探索死刑的意義與價值。藉由雨果的小說，分析法國十九世紀斷頭臺的本意、監獄的情境及死囚在行刑前所遭受的各種身心折磨痛苦，並發掘作家以文學的筆醞觸動感性的省思。其次透過二十一世紀日本門田隆將就真實事件的報導，瞭解謀殺案件中痛失妻女的被害人處境，思索死刑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重要性。雨果對死囚的人道關懷，與門田隆將對被害人家屬長達九年的關注，雖然出發點不同，都呈現了對生命的尊重，然而對於死刑，則持截然不同的立場，這是因時代觀念不同，抑或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值得我們研究、剖析。 死刑制度的存在歷史悠久，至今國際潮流已趨向廢除。死刑犯的人權保障與被害人的保護非不相容，實可並行不悖。雨果絕對無條件的摒棄死刑，與被害人家屬極力爭取死刑處罰犯人的奮鬥，兩者不同層面的切入，期可拓展探討死刑議題的視野。 / This thesis is a study of Victor Hugo’s The Last Day of a Condemned Man and Ryucho Kadota’s Fight against Despair. By contrasting the mentality of a man condemned to death and that of the family of murder victims, the thesis takes these works as a basis for reflecting on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study looks at the nature of the guillot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rison environment an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ufferings of a person condemned to death. Hugo’s writing on this topic stimulates a sensitive reflection on the death penalty. Ryucho Kudata’s account of a real event from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owever,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family of murder victims and leads us to reconsider the death penalty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Hugo’s humanitarian concern for the condemned and Ryucho’s attention to a victim’s family over a period of nine years both show their respect for life despite their very different ideas and points of view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The death penalty ha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though by now it has been abolished in most countries. In fact,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criminals should not be seen as being incompatible with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two can be reconciled. Hugo’s desire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unconditionally and absolutely had a great impact on France, yet the struggle of a victim who seeks the punishment of an offender through the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cannot be ignored. Both angles are helpful in exploring the issue of the death penalty.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家庭內殺人案件不論是因為不堪家庭暴力殺夫，或是出於忌妒憤而殺妻，抑或是不滿叨唸而砍殺父母，不僅係為家庭暴力事件，亦屬發生於家庭成員間最嚴重之暴力犯罪事件。在家庭暴力事件層面，不乏從家庭暴力加害人、被害人或兩造互動關係等觀點，探討家庭暴力加害人實施或家庭暴力被害人身處家庭暴力環境之原因，然以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層面，則聚焦於刑事司法如何評價犯罪行為人殺害家庭成員之行為，特別是兩造間具有親屬關係、犯罪動機與被害人之行為具有密切關連，或是犯罪行為人犯罪行為時受有被害人挑撥或刺激等。 惟據衛生福利部針對家庭暴力事件通報總數，法務部對於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新收案件、起訴率之計算，以及司法院關於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裁判結果等統計數據，尚無法有助於掌握我國家庭內殺人案件發生情形或犯罪情狀，是本文透過整理我國90年至104年之實務判決，以發現我國家庭內故意殺人案件之被害人參與或促發的成分，透過整理歸納家庭內殺人案件存在之被害人刺激因素之行為型態，分析現行法院面對或評價犯罪行為中之被害人刺激因素有待檢討或釐清之處，進而借鏡外國立法例關於被害人激怒抗辯規定、學說文獻對於被害人激怒抗辯部分免責理論基礎之探討，輔以外國法實務判決適用被害人激怒抗辯情形之觀察，以求立證家庭內殺人案件中關於被害人刺激因素應有利於犯罪行為人量刑。 / According to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the domestic murder cases, whether or not because of unacceptable domestic violence or jealousy to kill his or her spouse, o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laughter of parents, not only for domestic violence, also occurred in the most serious violent crime among family members. Aspect of domestic violence, many scholar pay attention about the injurers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the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jurers and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On the other hand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oncerned about the behavior of defendants who kill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a kinship relationship, the motive of the cri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ctim's behavior, or the defendants provoked or stimulated by the victims. Based on Government agencies publish statistical data, it still can not help master about domstic homicide cases or crime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find the factors of victims in sentence, so that we try to search the judgment of domstic homicide cases upon 1991 to 2015, and figure out the short of these judgment about the evaluation of the victims’ behavior. Further more, through the foreign legislation on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 and the theory about the reason of the excuse of partial defens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it could be proved that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 from victims in domestic homicide cases should be conducive to defendants’senten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