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為中心，首先於第一章說明以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及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為比較對象之理由，亦即認為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順應世界犯罪被害補償之立法，於立法院審議當時行政院版本草案及謝啟大等委員版本對案主要分別係參酌日本及德國立法例。本文第二章及第三章分別說明德國及日本犯罪被害補償之基本理念及相關法律規定，德國將其犯罪被害補償制度定位為社會法次體系之社會補償立法，有關犯罪被害補償之社會給付係準用聯邦照護法多樣化之補償措施，並藉由補償機關及社會法院多年之實務運作經驗確立諸多補償原則；日本給付金制度係在健全的國民年金制度及醫療保險制度之外，另以勞動災害保險為比照及減除之金錢給付制度，給付金屬慰問金僅屬慰問金之性質，然而亦具有部分精神上及物質上損害賠償之功能。凡此給付內容固然與我國補償金性質不同，惟日本制度以行政命令訂定排除給付之基準、修法擴大重傷被害人保護範圍、新增醫療給付、授權民間犯罪被害補償組織執行早期犯罪被害人援助措施等，顯然修法後新制已不遜於我國現行制度。第四章關於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部分，首先回顧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立法之學術法展及立法過程中之重大變革，說明我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係基於國家補償責任之社會安全立法，並藉由立法過程變革之說明釐清犯罪被害補償並非特別的社會救助措施，亦非國家擔保限額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個人責任〉之實現。又第四章我國制度部分主要以實務見解及其運作情形而為介紹。第五章部分則以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為中心，經比較德國及日本制度之結果，主要認為我國現行制度全然依據民法及民事程序法運作並不符社會給付之意旨，並分別就補償要件、補償內容、補償對象、排除條款、減除條款及求償制度等說明以民法規定為基礎之運作結果恐難符合社會補償之法理。此外，立法當時未整體規劃之疏漏或因提案機關錯誤估計預算經費，例如以刑法重傷定義為補償要件及將企業社會給付列為減除事由等，亦將於綜合比較中一併提及。至為令人憂心者，目前實務上藉由民法理論運作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本土法學之路」，可能只有具有以國家公權力為日薄西山之民事侵權行為法注入「強心針」之意義，亦可謂藉由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實施更加確立民法上之個人責任原則及完全賠償原則。此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之結果，恐怕已經悖離當初各界殷切期盼我國建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初衷，也與先進國家立法潮流漸行漸遠。在亞洲各實施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國家中，我國固然僅次於香港地區、日本、菲律賓、韓國及部分印度省份，且立法決定以「保護法」為名、補償過失犯罪被害人及明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等，均可謂先進之立法理念。惟近年來日本及香港地區犯罪被害補償制度擴大補償之改革，至於泰國、印度〈全國性立法〉及新加坡刻正籌備立法中，連中國大陸亦已發現引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文獻。我國目前固守民事侵權行為法理念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恐怕必須加緊檢視修正，否則不僅難以企及歐美先進國家立法例，恐怕在未來幾年內亦將落後於其他亞洲地區之國家。

意外事故之發生自古有之，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由於事故之數量及所造成的龐大損失，意外事故受害者需求的滿足，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問題。在面對這些意外事故所造成問題，國家莫不積極地介入社會生活中。其不但將相當可觀的資源投入事前的各種預防措施，對於各種危險型態從事行政管制。此外，國家基於社會國家的意旨，建立其他替代損害填補來源（Alternative Source of Compensation）以合理救濟受害者之需求，諸如社會保障制度、強制責任保險等機制。 然而．鑑於社會整體資源有限性之限制下，國家應考慮以何種手段方得以處理這些不幸的損害，以達到合理保障受害者權益的目標，因此國家對於補償制度建構，應有全盤理念,，否則將有流於不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弊端。據此，本文將針對各類意外事故之特性，並考察其他先進國家，諸如德國、瑞典、荷蘭、紐西蘭、英國、美國及日本之發展歷程，從而檢討檢討我國現行意外事故社會保障制度之政策，及損害賠償與社會保障制度之協調關係。

不同於以往採用數學測驗的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研究，本研究採用男性不擅長的剪紙作業為實驗材料，並以男性為烙印團體成員。本研究同時將過去研究未探討的團體作業情境納入實驗考量，以探討在團體作業情境中，同一「刻板印象」可使參與者擔心自己表現不佳而降低表現（刻板印象威脅），但又可使參與者預期伙伴表現不佳而傾向付出更多心力（社會補償），則參與者是否因為付出更多心力而提升了原本受到刻板印象威脅影響所降低的表現。 本研究為2(刻板印象威脅：有 vs. 無)× 2（伙伴性別：男 vs. 女）× 2（伙伴表現：好 vs. 差）的受試者間設計。其中，在刻板印象威脅部分，採用直接告知「女性比男性擅長剪紙作業」的方式引發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在社會補償方面，分別以「伙伴男性」與「伙伴表現差」二種訊息來引發參與者社會補償。本研究之主要依變項為完成剪紙作業之作業速度與作業品質。本研究有效樣本為121位男性大學生。 研究結果發現，「伙伴表現」與「伙伴性別」二變項之效果皆未達顯著，顯示伙伴訊息未能引發社會補償效果；而針對社會補償是否能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效果之考驗，亦未達顯著水準，因此以社會補償作為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可能性在本研究中未獲支持。然而，卻發現「伙伴表現」與「伙伴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即當操弄的伙伴訊息與刻板印象「不一致」時，參與者表現比「一致」時更好，顯示「伙伴訊息」可能另有影響。本文將針對上述結果進行探討，並對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加以說明。 /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studies that use mathematics tests as tools, this study uses the manual task—paper cutting generally not familiar to males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 and take them as stigmatized group numbers. This research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roup task (cooperation situation)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articipants’ additional efforts will compensate the degraded performance resulting from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in the situation that a stereotype can cause people to lower their effort as a result of their worry about their perceived poor performance (stereotype threat) and can also motivate them to make more effort thanks to their prediction of their partner’s poor performance (social compensat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e eight conditions in a factorial design: 2 (stereotype threat: salience, not salience) × 2（partner’s gender: male, female）× 2（partner’s performance: good, bad）. To evoke stereotype threat effect, the experimenters directly told the participants that “Females are better than males in the manual task.” To evoke social compensation effect, researchers arranged “males” and “poor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Valid samples were 121 male undergraduates, and their reaction time and quality of the manual task were measured. Not as expected, the results do not support hypotheses. However, it has found out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partner’s gender and partner’s performance” was significant. That is, the participant whose partner’s inform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stereotype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participant whose partner’s information was inconsistent with stereotype.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partner’s information may have unexpected influence on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results, explains the limitations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早期有許多實證研究均發現，個人在團體中的表現，反而不若只有個人獨自一人時的的表現，除了可能有因在團體中彼此協調不足所造成的損失外， Latan'e 等學者 (1979) 更進一步指出，這還有可能是因為當處在團體中時，由於責任分散了而形成混水摸魚的現象，並稱之為「社會閒散」 (social loafing) ，這是一種動機性的損失。 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也可能在團體中的表現反而比個人自己一人時更好， Williams 與Karau (1991) 稱此相對於社會閒散的現象為「社會補償」 (social compensation) ，例如，當團體的工作對我們而言是有意義的或重要的，又知覺到團體其他成員的能力較弱時，我們便可能會付出較多的努力工作，以補償同伴能力之不足。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探討最可能產生社會補償現象的情況。 然而，由於人類行為的複雜性，影響個人是否表現社會補償的因素或許甚多，但本研究者假設，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強化個人主觀覺知的「輸入與輸出的連結強度」以及「不可或缺性」。所以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工作類型限定在不連續性工作上，而操弄工作情境、個人能力高低以及獎懲制度等三個獨變項，而在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下，探討獨變項對於引發社會補償現象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實際上為一2×2×2 的三因子受試者間設計。 本研究採實驗室實驗法操弄獨變項，實驗中所要進行的工作為綁提圈作業，研究者藉由指導語的說明及假回饋來操弄175 位大學生對於「輸入與輸出連結強度」及「不可或缺性」的知覺。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情境與個人能力高低在工作表現、知覺到的不可或缺性強度、知覺到的輸入與輸出連結強度、以及個人與他人努力程度差異之預期等方面有交互作用存在，顯示當個人能力高時，團體組受試者比個人組受試者知覺到較高的不可或缺性，而輸入與輸出之連結強度亦變得較緊密；而當個人能力低時，團體組受試者則反而比個人組受試者知覺到較低的不可或缺性，及較弱的輸入與輸出連結強度。 此外，知覺到的不可或缺性程度與工作表現有正相關存在，不可或缺性愈高，工作表現也有愈佳的趨勢，而由工作情境與能力高低在工作表現上的交互作用看來，團體╱高能力組受試者的工作表現高於個人╱高能力組，而團體╱低能力組則低於個人╱低能力組，表示在不可或缺性高的情況下，受試者最有可能產生社會補償行為。而在本研究中也發現，能力高低的操弄亦會造成個人工作表現、知覺到的不可或缺性與負向情緒反應的不同，低能力者的工作表現反而優於高能力者，且在工作過程中會產生較強烈的負向情緒。而接受懲罰操弄的組別，受試者也有較強的控制感及負向情緒。研究者最後並以徑路分析整合前述各項證據，大致支持原先的理論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