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爭議主要解決途徑，仰賴法院訴訟，惟司法程序過於複雜冗長，欠缺效率，使人民權益不能即時獲得保障，司法人員對於特殊案件之專業無法面面俱到，折損司法公信力，以至於司法雖力求革新，卻一直趕不上時代的需要，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從而，透過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以補缺，利用訴訟以外之多元管道，得以針對紛爭性質的不同，依照其衝突的內容及內在結構的不同，提供特殊之程序形式，尋求更適切的解決方法，以資解決。其中，調解制度是當事人相互讓步的自主解決紛爭方式，除了民事訴訟法之調解程序外，訴訟外調解種類十分多元豐富，散落在各個相關規定中，本文亟欲以具有多樣類型之訴訟外調解為核心，探討訴訟外調解於我國之發展。 我國訴訟外調解之相關規範，多係以評價式調解模式建構調解程序，借重調解人之專業，針對特定領域之紛爭，調解人根據專門知識與經驗提出調解建議、調解方案，供雙方當事人參考，促成當事人合意解決紛爭。本文遂以近來修正且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政府採購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中之調解程序，即金融消費爭議之評議、公共工程履約爭議調解及勞資爭議調解為觀察對象，探討瞭解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之價值與實益。

本論文主要在討論，先決之爭點與「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DSU）」第六條二項（成立小組請求）間之互動。 首先，作者區別成立小組請求兩大要件，分別為：敘明系爭措施及提供法律根據已釐清系爭案件。 其次，在此架構下，本文進而從近來所發生之四十七個爭端解決案件中，分析上訴機構對兩要件之認定標準的發展。本文發現，爭端解決小組及上訴機構透過放寬先決爭點認定標準之結果，會降低成立小組請求之明確性。同時，本文也蒐集相關實證統計資料，藉以呈現先決爭點如何影響DSU之功能。經由歸納後，本文認為，當前先決之爭點的負面影響大於正面影響。 再者，儘管先決爭點有上述問題，作者一方面仍肯定先決之爭點的正面功能，並認同爭端解決實務放寬認定標準之趨勢；另方面，則嘗試提出若干工具以避免上述負面影響大過正面影響。 最後則提出第六條第二項之修法建議。 關鍵字：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DSU）第六條二項、成立小組請求、先決之爭點 / This thesis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eliminary issues and Article 6.2(panel request)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DSU). First, the author distinguished the two main requirements of panel request: identify the specific measures at issue, and provid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legal basis of the complaint sufficient to present the problem clearly. Secondly, with the two requirements as framework, the author started to scrutinize how preliminary issues affected recent 47 dispute settlement cases and analyze its implication. Then,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 and the Appellate Body were broadening their review standards as to preliminary issues, which would then lead to reduce the precision of panel request. Meanwhile, this thesis collected relevant statistic data to show how the preliminary issues affected the current DSU function. Then,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preliminary issues, so far, had strong negative effects and few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Moreover, the author, on the one hand, recognized the function of preliminary issues and viewed current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as good trend with some defic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tried to propose some useful tools to prevent the negative effect to overcome positive effects. And eventually, proposed revision of Article 6.2 of DSU. Key words: Article 6.2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 panel request, preliminar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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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情報学研究所で電子化したコンテンツを使用している。

醫療糾紛的解決途徑，有訴訟上與訴訟外之解決機制。惟醫療行為具有高度專業性與特殊性，且當事人泰半有追求真相之需求，訴訟中加上鑑定程序因而導致時間冗長，當事人無法獲得即時保障，不能滿足雙方之需求。從而，透過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以補缺，利用訴訟外機制之多元彈性，得以針對醫療糾紛之特質，依照衝突內容提供特殊之程序形式，尋求更適切之解決方式。 然而我國並未針對醫療糾紛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訂立專法，多半係由地方自行整合當地司法資源與醫療院所，發展出具有個人特色之糾紛解決模式。我國在2014年曾提出專法「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卻因當中之補償問題而未通過。本文將以草案為基底，輔以外國醫療糾紛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汲取各國法制優點，以訴訟外調解為核心，提出草案未來改革之方向與調解機制於我國之可能發展。希冀在未來之調解程序中，加入鑑定程序，讓醫療糾紛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能夠有效發揮消弭紛爭、減少訟源之作用。 最後，由各地方所發展而出之訴訟外解決模式中，調解成功率最高者為臺中地方法院醫療試辦制度，故文中將以此為例。藉由檢視此制度，結合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中之調解與司法調解，試提出若干問題，期能改善現況，建構適合我國的起訴前之紛爭處理模式。 / 無

1945年《聯合國憲章》賦予國家有義務針對彼此爭端協議和平解決爭端之方法，並且有權自由選擇和平方法解決爭端。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一步確認《聯合國憲章》的和平解決爭端規範，並在尊重國家主權原則的前提下，特別載明一套關鍵維持世界海洋法制穩定存續的強制爭端解決規定。 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於2002年針對日益激化的南海爭端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其中明文重申《聯合國憲章》以及《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規範下的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爾後，南海爭端隨著大國政治的發展與抗衡而顯得更加動盪，菲律賓進一步在2013年初將與中國大陸的南海爭端提交到《海洋法公約》強制仲裁程序來解決。因此，本文探討既存的《南海行為宣言》是否構成強制仲裁庭的管轄權障礙，來保障國家有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又《南海行為宣言》在陸菲南海爭端中扮演何種和平解決爭端的角色，並且其意義與不足之處為何？ 在此問題意識下，首先就爭端標的進行分析，採取以國際關係及仲裁庭的角度來檢視陸菲南海爭端的性質。以國際關係的角度來檢視能發揮以下三個作用：一、理解爭端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實力評估；二、檢視小國採取司法利用，以及與大國結盟以增加抗衡大國之談判籌碼及獲取法律正當性的策略；三、同時考量所涉爭端的政治與法律性質。另一方面，以仲裁庭的角度來檢視則能瞭知法院如何以國際公法原則來判斷爭端性質。 其次整理《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南海行為宣言》的內容，分析《海洋法公約》強制爭端解決機制設計的立意與《南海行為宣言》的制訂脈絡，得出《南海行為宣言》在《海洋法公約》的規範下僅為一載有「斡旋」精神的協議，爭端解決的責任仍舊交由簽署國解決。 此外，進一步再藉由仲裁庭的裁判，來分析《南海行為宣言》的法律性質。最後本文發現，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所制訂的《南海行為宣言》僅為一重申既存和平解決規範精神的不具法律拘束力之文件，且未替簽署國創設必須由談判來解決爭端的義務。 最後，對於《南海行為宣言》作出整體評價，其彰顯具有國際法所承認之斡旋精神，展現其類似軟法性質的衝突預防之功能，然而《南海行為宣言》不具有法律實質拘束力，因而無法排除基於《海洋法公約》所提起的強制司法管轄。縱然如此，在「跨國法制歷程」概念中，《南海行為宣言》並非毫無建樹，其為透過各國「互動」而產生一行為模式之規範，然而《南海行為宣言》制訂後至仲裁庭啟動期間，並未使得相關國家對該規範進行有力「內化」的工程，使得該項規範的原則無法發揮效用。然此部分之推論尚待進一步詳細論證分析。 綜上所述，本文透過對於《南海行為宣言》之相關分析，認為我方在擬定未來南海政策時應在尊重各國主權原則的前提下，提升自身國家綜合實力以增加對外談判之籌碼，同時應增進國際法中關於和平解決爭端之研究，有效在各種方面落實國際法爭端解決規範的內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