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成長的全球國際醫療產業中，我國醫療服務水準執全球牛耳，多項醫療技術的先進，聞名國際，在舉世前200大醫院中，我國就佔了14家，僅次於美國及德國，排名全球第三，凸顯我國醫療實力。然而醫療技術與世界醫療菁英國齊頭並進的同時，我國醫療醫病環境卻逐漸在衰敗。學者過去對全台醫師做的實證研究，遇到醫療糾紛以司法程序解決的比例在民國84年時為15.7%，至94年時則升高至23.1%，反映採司法途徑解決醫療糾紛的比例日漸增加的狀況。礙於我國法律制度的制度規定下，病家對於醫療行為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及醫師的過失負有舉證責任，由於病患並非醫療專業，即便現今病歷之取得相當方便，仍會面臨無法舉證而敗訴。醫療處置過程之還原及釐清疏失與否亟需專業之鑑定意見，依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醫事鑑定作業要點，該鑑定小組僅接受司法與檢察單位之委託，一般病家無法自行委託，現行刑事訴訟程序，可由檢察官蒐集證據以免除自己蒐集證據之負擔，並以刑事訴訟程序追加民事損害賠償的機制藉此節省訴訟費用，上述等等理由，造成我國現在以刑逼民之現象氾濫。 我國醫療糾紛處理相關法案經冗長提案及醫法雙方討論過程，歷經政黨輪替與版本修正，至民國101年行政院提出政院版「醫療糾紛處理與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該法具備兩大核心制度，一為以關懷、強化協商機制為主的調解先行制度，二則為不責難精神為宗旨的無過失補償制度，以期能免於動輒進入訴訟進程並達簡化醫療糾紛處理之目標。然該法在103年進入立法院二讀，卻遭到國內醫療從業人員的集體反對，最終未能達陣。 103年送進立法院會討論之行政院版醫糾法草案立法精神可嘉，但深究其處理機制仍有研議之空間，考量醫療行為的特殊性，一部專屬於處理醫療糾紛機制的法案有其必要性。本研究採文獻探討與比較研究法，蒐集並彙整本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如國內外期刊、學術著作、論文、官方統計資料、新聞報導、相關判決、立法或修法草案。歸納、整理、分析並比較其在實務面運作之結果與我國現行法制作比較，再以臨床角度分析該草案，最後以醫療人員角度提出幾點建議:一、非告訴乃論之刑事醫療爭議案件亦應強制調解；二、創建分層調解機制，分流調解案件以加速調解作業的實質效率；三、重劃醫療事故補償金財源，回歸疾病無差別之本質，採全民徵收；四、推行就醫人醫療意外險與醫療平安險，強化損害填補機制；五、透過修正刑事政策，在非告訴乃論醫療糾紛案件中，有條件限制公訴機關及法院之司法裁量權。在符合法理精神下亦達醫界之期待，以期透過該醫療糾紛專法處理機制弭平醫病對立達到一次性解決紛爭之目的!

一般當討論到保險的時候，只討論到保險的承擔風險的功能，也就是故事到理賠完畢就結束了，但很少提及到理賠完畢之後的故事。本文的病人醫療傷害保險強調的是理賠完畢後的故事。發生醫療傷害時，病人之保險公司理賠完病人取得代位求償權之後，就能將原本由許多病人各自處理的醫療糾紛集中由病人之醫療傷害保險公司處理。因為案件數量大，經由學習、標準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使醫師與病人雙方都得到好處，達成雙贏的局面。

由於從事醫療工作人員面臨醫療事故時，因為社會民情之關係，病家往往動輒以刑逼民，或抬棺抗議等劇烈手段，甚至濫用媒體直接或間接引發不正確的公眾輿論壓力，利用媒體審判醫療工作人員，試圖將醫師即斷定成為有過失的罪犯，其目的無非大多為要求醫療機構付出相當高額金錢做為賠償。然而，無罪推定已是為人身權力的一種保障 ，在未釐清責任之前即由媒體未審先判醫師有過失，這對不願造成醫療事故而竟然發生在己身的醫療工作人員，無非是強加另一種莫大的精神折磨與沉重壓力。當然，在醫療糾紛訴訟過程中，所耗費之時間、精力、及金錢，也已足夠讓醫師精疲力盡與頹喪。因此，尋求一個合理、適法之終止醫療紛爭方法，能夠兼顧法律上之安定性，又能符合個案正義之處理方案，正是我們要建立之要點。但是，要選擇有效以及合理之醫療糾紛解決方法，首先正是要瞭解醫療糾紛發生時，醫師所應負有之民事責任範圍。所以，本文探討醫療糾紛之醫師民事責任，就是要釐清當發生醫療事故時，醫療機構應負擔那些醫療責任，其中包括保護當事人利益之契約責任，以及法律規定不能侵害他人之侵權責任等。藉由讓醫師認知其在實行醫療業務中，應念茲在茲地要求自己履行的注意義務，以避免造成病人的傷害而發生醫療糾紛；而當面臨醫療事故時，醫師認知其所應負擔之民事責任，並做好應有之醫療責任保險，以承擔可能面臨之醫療風險，而能給予受害之病家合理之民事補償。 另外，在醫療過程中，原告通常處於不知醫療行為如何進行之情狀。不過，醫師對於醫療行為無法保證其結果成功，有些醫療事故也有可能係因活體組織之不可預測性而例外地僅能歸諸於命運。就此，如在醫療結果失敗之風險上，使醫師承擔過高之責任，則可能造成「防禦性醫療」，而阻礙醫學之進步。因此，由於醫師民事責任涉及醫師職業風險，及病人為憲法所保障之身體權、健康權、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之平衡問題，自然會有不同之價值衡量角度及討論結果。因此，在遵循憲法平等原則下，我們對處理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之問題做一番探討，並建構一個大家共同期盼之適合法理基礎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 首先我們先瞭解醫療行為的定義及類型，並探究醫療行為的諸多特性，例如醫療行為具有多樣性、侵權性、協力性、專屬性與從屬性、專業性與裁量性、有限性與不確定性、及信賴性等特性。藉探討醫療行為之事實特性及限制，用來釐清當醫療糾紛時，在考量醫師與病患間的特殊信賴關係，固然法律要求醫師應需負有更多的注意義務；但是，我們也要考慮醫療行為具不確定與專業裁量等特性，因此在論斷醫療作為義務之有無與注意義務之程度時，應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而為區辨的必要。換句話說，了解醫療行為的諸多特性，當有助於阻卻違法、因果關係等方面的探討；進而，可以適當建構醫師注意義務的程度與範圍，而對醫師民事責任的範圍做一個合理的規範。 其次，我們以醫療法明確規定的醫師民事責任應適用過失責任主義為原則，來探究醫療行為適切的法律責任。接下來，我們探究目前醫療糾紛的現況，就醫療糾紛的成因及增加的理由加以分析，並尋求解決之道。 實務上如同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057號判決，上訴人朱○○因新○醫院因檢驗之疏失，致其未施行人工流產生下重度殘障之男嬰，侵害其權利。新○醫院就其債務履行輔助人給付方法之瑕疵，導致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之本旨，致朱○○受有損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因新○醫院等人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致損害朱○○自由選擇之權利，產下非其所預期而患有唐氏症等多重重度障礙之男嬰張○○，使其現在及將來必須支出之費用損害，朱○○請求賠償者積極損害，而非消極損害，而有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請求權競和之適用。由實務上的判決，醫院與病患間成立具委任性質之醫療契約，若可歸責任於醫院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致病患受損害，應依民法第227條之規定，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另依第188條第1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依此，受僱人之行為若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成立侵權責任，則僱用人應依第184條第1項負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因此，為了尋求合理的解決醫療糾紛，我們更進一步釐清醫療本身的契約性質，及可能造成的侵權行為性質，對其所產生的法律效果及相關的舉證責任分配，將一一提出說明。 最後，在論及醫療糾紛的醫師之民事責任時，不應忽略醫師之最終目的是在救人，如果醫師因怕負擔過高之注意義務而不敢做為，非但危及病人，亦可能阻礙醫學的進步。因此，對醫療事故之責任承擔與可容許之醫療風險應做合理的界定，方能兼顧病人的權益與醫學之發展，故在立法與司法實踐上，值得我們的學界與法界共同慎重思量，本論文第六章即朝此方向提出了結論與建議，俾供參酌。

本論文以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地方法院及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中之符合狹義醫療糾紛定義及其上訴三審共計247筆案件 之相關判決書內容進行研究。主要分析的對象包括判決理由記載內容中，法院對於系爭案件「請求權基礎」、「過失認定標準」、「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以及醫療糾紛案件類型中所特有的「告知義務」等影響判決結果的關鍵因素加以分析。再進一步與學說上針對各該「關鍵因素」在「醫療糾紛」的應用論點相互比較與驗證。並針對各關鍵因素，分別依實務觀點及適用結果加以類型化，或是由醫學觀點提出可能存在的問題及解決之建議。

全民健保創下世界奇蹟，但台灣醫界卻是哀嚎遍野，糾紛不斷，同時要應付醫療，行政，民事和刑事司法問題。姑不論健保制度下，醫師的權利義務責任發生的巨大變化。由行政院醫事審議委員會手委託的鑑定案件逐漸年增高的事實來看，由民國79年的104件至民國98年的538件。如何有效的解決醫療糾紛已成為醫界和法界的熱門話題。 醫療糾紛似乎已成為醫師們執業時最大的隱憂，目前西醫方面地方法院民事判決賠償金額最高達3100萬。曾幾何時，一向重視醫病和諧關係的中醫界也發生民事判決賠償金額也達900多萬。此發展趨勢與過去社會認為中醫界較不易發生醫療糾紛的認知，大不相同。由民國88年和99年的統計資料中發現，雖然中醫醫療紛的發生率下降，由5.07%至4.3%，但發生醫療糾紛後進入司法訴訟的比率由5%增至17%，增加3.4倍之多。 筆者為臨床中西醫師，在診所同時執行兩種業務，常思考的問題是中醫師執行中醫業務同時，有無須盡西醫師的注意義務。因為中醫師由學歷、臨床訓練和應考背景可分成五種之多。例如單純的特考中醫師，西醫的基礎訓練不夠，完全沒有臨床見習和實習的訓練，這些中醫師有無需盡一般西醫師的注意義務，成為本篇研究的最早動機。於是筆者想透過整理台灣地方法院民事案例有關中醫師醫療訴訟的判決現況，以解決筆者的問題。 本篇研究方法分為文獻分析和內容分析法。 文獻分析包括: 一、 中國傳統醫療、歷代醫事制度和歷代醫療法律　 二、 中醫醫療行為、醫療事故和醫療糾紛 三、 中醫醫療過失之民事法律責任 四、 中醫醫療過失之判斷標準 五、 中醫醫療過失之鑑定 六、 中醫醫療糾紛研究之現況 　　內容分析方面: 是以全國21所地方法院民事訴訟一審判決案件線上電子檔知判決書為研究對象。擷取時間以民國88年1月1日至99年12月1日指，經由判決書進行內容分析。 研究結果方面，經由判決書共搜尋出12個案例符合狹義醫療糾紛之定義。人物部份之統計，非單一被告較多，含醫師為被告身分者較多，被告科別以傷科較多，被害者死亡所佔的比例8.3%；訟訴時間方面，平均訴訟耗費年數為3.42年，民國94年的判決案件最多，有4件；訴訟案件方面，全部和治療相關，單以侵權行為為主要請求權基礎較多，北部地區法院訴訟較多，有委託醫事鑑定較多，病方勝訴佔33.3%，請求賠償平均金和為5,119,.256元，判決賠償平均金額為2,882,215元。另外針對訴訟時間判決結果做研究變項之相關統計。經過統計整理後，對於筆者最早動機問題之解決，即法院對於中醫師應注意的義務範圍，有無包括一般西醫師注意義務或分成若干等級，從法院的判決理由書並無特別提及或明確說明，但從其部份鑑定書和其他刑事判決案件之意見，仍認為中醫師應有一般西醫師之注意義務。筆者希望透過實務判決之實證分析，對中醫界和法界有所助益。 / Between physician and patien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changed largely in recent, since the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was executed. Medical malpractice gains increasing attentions in Taiwan as well as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Most of the studi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focused on Western medicine context. Suit for the breach of a civil duty was little studi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past the highest account of civil compensation was up to nine million dollars in TCM malpractice suit..Whether the Chinese doctor must take note of both West and Chinese medicine attention during practicing Chinese clinic or not is my motive of this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ctuality of medical malpractice of TCM in Taiwan. A total of 12 cases were identified. Out of the 12 cases, only 4 were won by plaintiffs (33.33%).The average time for the event of medical malpractice to district court decision was 3.42 years. The average monetary compensation award to plaintiffs was 5,119,256 NTD. I hope that this empirical evidence-based research of Chinese Medical malpractice judgment from civil district court can be useful both on medical and law sector.

醫療糾紛的直接受害者為看診醫師及受診病患，間接受害者包括該醫師家屬、該病患家屬及因為醫師心灰意冷致退出杏林，醫療可近性受影響的潛在病患。換言之，每一個人都會受到醫療糾紛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有鑑於今日醫療糾紛問題層出不窮，本論文試圖從法律與風險管理的角度出發，介紹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採行的醫療糾紛風險分散機制，供我國參考。 美國賓州主要採行的醫療糾紛風險分散機制，乃要求醫師投保責任保險和加入醫療照護普及和減少錯誤基金(MCARE Fund)。該基金係做為保險金不足時的第二道防線，亦即當醫療糾紛發生時，先由保險人支付保險金，當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時，再由MCARE Fund來支付。如此將可保障被害人之完整受償權，也減輕保險人之負擔。再者，賓州開放金融市場，使醫師有較多種風險分散工具可供選擇，例如風險自留團體。除了事後的填補外，賓州也致力於事前損害的防止，以病人安全通報網路，強制蒐集並整理發生的醫療傷害事件，供醫師做未來之借鏡。而賓州所採行的提出許可證書制度，更有效減少了醫療糾紛的訴訟量，減少醫病雙方在訴訟中所耗費的時間和費用。 以我國法院判決分析的結果觀之，醫療糾紛訴訟判決醫師敗訴僅約一成，但在該些判決中，醫師須負擔賠償金額百萬元以上的卻有半數以上，對於醫師而言應屬事故發生頻率低，幅度大的風險，適合以保險分散之。立委曾提出強制醫療責任保險法草案，但未通過立法，內容也尚有改善空間。衛生署與財團法人醫策會成立的病人安全通報系統，某程度也能有效發現醫療傷害成因。風險自留團體與提出許可證書制度則均有其可取之處，但衡量我國經濟和法治發展與美國有異，均須做足配套措施後，始能於我國施行。

醫療糾紛的處理應以民法體系規範，亦即，醫療糾紛若從醫病關係之本質，係醫療契約規範下的行為，原則上應以私法領域為主。在我國成立民事過失責任方面，不外乎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茲有疑問者是，醫療糾紛中如有債務不履行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競合時，適用上應如何處理。要之，如何選擇有效以及合理之醫療糾紛解決方法，首先正是要瞭解醫療糾紛發生時，醫師所應負有之民事責任範圍。 民法上債之關係建立在給付義務之內涵。給付，指債之關係上特定人間得請求的特定行為。除了主給付義務以外，債的關係尚有所謂附隨義務及不真正義務。主給付義務係指債之關係中固有、必備，用以決定債之關係、契約類型之基本義務。附隨給付義務係基於法律規定，當事人約定、或誠信原則與補充契約解釋而發生，具有輔助主給付義務的功能。醫療契約除了主要的醫療給付義務外，尚有一些重要的附隨義務，例如:說明義務、病例記載等，如果違反附隨義務，而侵害到病人的權益，不論是主給付或附隨義務之違反亦或有歸責事由，則依據不完全給付之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均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債務不履行責任之成立，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前提，如此亦適用於因契約所生之債務關係。所謂可歸責之事由，或謂係債務人在客觀違法之事實結果，應歸責於債務人主觀負擔之原因 。學理稱我國歸責事由係以故意或過失為原則，歸責事由之功能係在危險負擔之分配，亦即決定當事人在何種注意標準下，承擔風險。換言之，醫療契約間不完全給付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提，自以醫療契約間給付義務違反且有歸則事由；而其判斷之標準在民事責任上，主要係負擔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亦即，違反此注意義務，醫療機構或醫師亦對病患自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又次，按民法第184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病患的權利，發生損害，而侵權行為過失判斷，解釋上以抽象輕過失為準則。長期以來實務上則以抽象輕過失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為準，未盡此注意義務即認為有過失 。加害人之注意義務種類，在學說上可能為一般的預防損害發生的義務，或通知、照顧、警告等保護義務等 。實則，過失乃怠於注意的一種心理狀態 ，過失概念無論採取「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怠於交易上所必要之注意」，均以行為人對受害人有注意義務為前提，且行為人違反對於受害人的注意義務，始構成過失責任。 因之， 民法上過失侵權行為係侵權行為法最重要的議題 。 然而，國內醫療糾紛訴訟的情形，往往是以刑事為主且附帶民事，在現行刑法過失犯的規範下，已經造成醫療生態規避風險的現象，尤其是高風險之科別乏人問津與防禦性的醫療行為。醫改會亦曾指出，以刑事附帶民事之訴訟除了時效問題外，亦將面臨民事判決受刑事判決影響之問題 。且當事人一開始對檢察官提出刑事告訴時，無法一針見血地提出疑點，一旦進入偵查階段後，告訴人對案情的發展只能被動的參與。故本文贊同醫療刑責明確化 ，其中關鍵點在於所謂「重大過失」之認定，國內法而言尚待實務案件累積，對於不同類型之醫療行為型態建構不同的類型之判斷標準，且亦須藉由公正、中立的醫療鑑定機關，使醫事人員不必擔心動輒得咎，並使罔顧人命者亦能獲得充分的刑事評價。 綜合言之，本文探討醫療事故之醫師民事責任，就是要釐清當發生醫療糾紛時，醫療機構應負擔那些醫療責任，除了保護當事人利益之契約責任，侵權行為責任外，更論及締約前之契約責任、契約保護第三人責任及附隨義務等。事實上，嚴格之醫療責任將產生醫病關係對立及防禦性醫療的負面效果，所以醫療損害賠償制度之改革必須考慮到兩者的利益都要平衡對待。對於相對人(病患)的權利保護亦不可忽略，並且盡量能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訴訟，不論是民事或刑事，以減少法院審理之負擔並合理分配醫療資源。 此外，直到目前醫療法第82條修法目前仍於立法院協商中，雖然醫療糾紛處理方式更是眾說紛紜。但本文對於未來醫療糾紛處理方式，「回歸民事、刑責明確」之大原則永遠抱持樂觀，更相信台灣社會將朝正面發展的趨勢、以創造醫病和諧與雙贏的願景仍然深具信心與期待。

醫療糾紛的解決途徑，有訴訟上與訴訟外之解決機制。惟醫療行為具有高度專業性與特殊性，且當事人泰半有追求真相之需求，訴訟中加上鑑定程序因而導致時間冗長，當事人無法獲得即時保障，不能滿足雙方之需求。從而，透過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以補缺，利用訴訟外機制之多元彈性，得以針對醫療糾紛之特質，依照衝突內容提供特殊之程序形式，尋求更適切之解決方式。 然而我國並未針對醫療糾紛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訂立專法，多半係由地方自行整合當地司法資源與醫療院所，發展出具有個人特色之糾紛解決模式。我國在2014年曾提出專法「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卻因當中之補償問題而未通過。本文將以草案為基底，輔以外國醫療糾紛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汲取各國法制優點，以訴訟外調解為核心，提出草案未來改革之方向與調解機制於我國之可能發展。希冀在未來之調解程序中，加入鑑定程序，讓醫療糾紛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能夠有效發揮消弭紛爭、減少訟源之作用。 最後，由各地方所發展而出之訴訟外解決模式中，調解成功率最高者為臺中地方法院醫療試辦制度，故文中將以此為例。藉由檢視此制度，結合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中之調解與司法調解，試提出若干問題，期能改善現況，建構適合我國的起訴前之紛爭處理模式。 / 無

民國93年4月醫療法修正通過，第82條第2項明文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條之立法意旨係為避免一般必要性醫療若採無過失責任，則會造成防禦性醫療之產生，誠非病患與社會之益。雖修法後認定醫療行為不適用無過失責任規定，但醫療行為是否適用消保法其他規定，則未明文。然，新興醫療型態之美容醫學出現，人們不再單純為了治癒疾病進而追求外觀美貌，破除了一般必要性醫療之特性，此種「非治療性」且「非必要性」醫療的美容醫學服務，缺乏公益性且具消費營利特性，本文認為法律適用應與一般必要性醫療區別。又，我國消費者保護法未對服務設有定義性之文字，故本文加以分析美容醫學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理由。 研究方法上係以文獻分析法、美容醫學相關判決書內容分析法、美容醫學使用者之深度訪談法、筆者實際訪查美容醫學診所之參與觀察法，藉此推論出美容醫學之特性加以定性，亦從中了解美容醫學產業真實狀況以提出法律適用上之疑義。 管見認為我國應加強於美容醫學處置分類及美容醫學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針對美容醫學廣告管制、美容醫學手術作業標準與美容醫學道德規範之建立。另，本文建議醫療法第82條第2項修法增訂但書：「但非以治療疾病目的之醫療行為，不在此限。」此種修法方式，則區分一般必要性醫療行為與非必要醫療行為，一則保護美容醫學消費者的權益，二則可據其反面解釋，更進一步確認「一般必要性醫療行為」適用過失責任之立法意旨。 / In 2014 April, Medical Care Act amend Article 82 section 2 “Medical care institutions and their medical personnel who harm patients in the execution of practice, whether deliberate or by accid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compens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void “Defensive Medicine” happen when the essential medical procedures apply to the no-fault liability, because Defensive Medicine won’t benefit the patients and the whole society. As a result, medical practice does not apply to strict liability after amending Medical Care Act. However, it doesn’t show medical practice is applicabl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or not. Nowadays, people are no longer only to cure disease but to pursue the appearance of beauty. Therefore, new type of medical treatments appears - Aesthetic Medicine. This kind of medical treatment breaks down the traits of the essential medical procedures, such as "non-therapeutic" and "non-essential". Aesthetic Medicine which is losing sight of public welfare is actually a business guided by market structures aimed primarily at material gain and profit. Therefor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esthetic Medicine and Medical Necessity, and why they should have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law. In Taiwan,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doesn’t define “the service”, so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asons why Aesthetic Medicine should include in “the service” that should apply to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were Documentary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judgments relate to the Aesthetic Medicine, in-depth interview of the Aesthetic Medicine user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f the Aesthetic Medicine clinics, infer a conclusion from the fact that can realize the traits of the Aesthetic Medicine and question the way Aesthetic Medicine apply to the law.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in drawing related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Cosmetic medicin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the non-necessity of medical care, medical cosmetic, medical disputes.

隨著社會變遷，近一二十年來，我國醫療糾紛有大幅增加之現象，而經由媒體的報導，醫療糾紛在我國亦經常成為眾所矚目、備受爭議的社會焦點。由於醫療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直接侵害病人之身體權、健康權、甚至生命權，對於病人及其家屬生活所造成之影響，難謂非為鉅大，故醫療糾紛之妥善處理，實係吾人從事醫療法律之研究者，應予正視並深入探討之議題。 我國醫療糾紛之處理，向以刑事訴訟為主要之救濟途徑，惟晚近醫界、法界均已達成共識，認為醫療糾紛應回歸至以民事程序為主之處理模式。惟吾人若欲藉由民事法律關係妥善處理醫療糾紛，則須注意醫療民事訴訟之特殊性，亦即，因醫病雙方專業知識上之落差，導致雙方在民事程序上處於武器不平等之地位。為衡平此一武器不平等，我國實務上部分法官在審理醫療民事訴訟時，曾打破傳統民事過失歸責原則，將消費者保護法無過失責任與民法第191條之3一般危險責任之規定適用於醫療行為，惟自民國93年醫療法第82條第2項修正之後，該法既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邇近之實務判決遂多採醫療行為過失責任之見解，也多排除民法第191條之3之適用。我國醫療訴訟醫病爭執之重點，乃於近年由實體法之無過失責任之採擇與否，轉換至程序法之舉證責任分配。 於醫療訴訟等現代型訴訟事件中，被害人時常發生舉證上之困難，倘若依照僵化固定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則不免有失公平正義。因此，舉證責任分配於醫療訴訟上應如何操作方屬適當，實為醫療民事訴訟中值得觀察的重點所在。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共分為七章，其內容綱要如下： 第一章 緒論：闡釋說明研究動機，並指明目前民事醫療糾紛事件之問題重心在於「程序法」，特別係在「舉證責任之分配」。進而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 醫療糾紛之發生及其處理：本章由醫療糾紛之發生談起，進而說明醫療糾紛之法律關係，探討不同法領域下醫療提供者違反義務時之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等，並論證醫療糾紛實應回歸至以民事程序為主之處理模式。最後，介紹醫療糾紛發生後，國內外現今法制上之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並分析其優缺點。 第三章 醫療糾紛之民事法律關係與醫療民事訴訟之特殊性：本章聚焦於醫療糾紛之民事法律關係，探討醫療提供者之契約責任、醫療無因管理與醫療提供者之侵權責任等。同時，討論醫療民事訴訟之特殊性，分析醫療民事訴訟被害人舉證困難之原因，並分析加重醫療提供者民事責任之法理基礎、以及過度加重醫療提供者民事責任所可能導致之反效果。 第四章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學說：按我國關於民事舉證責任之立法明文，係規定於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學者乃認為，在我國法制下，所謂舉證責任分配法則係一總體概念，而可區分為「舉證責任分配一般原則」與「舉證責任分配減輕」二者，而以前者為原則，後者為例外。本章即由舉證責任之基礎觀念出發，藉由介紹國內外之學說，而分別處理「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與「舉證責任分配之減輕」等概念。 第五章 醫療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規則之具體適用：本章集中討論醫療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本章前半段介紹醫療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規則、以及比較法上(包括德國、美國與日本)醫療糾紛舉證責任減輕之具體規則，後半段則分析我國實務操作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本文一共歸納出實務判決於適用舉證責任分配時共六個問題，並分別找出判決加以闡釋。於本章末，則提出將醫療糾紛類型化，應有助於解決我國實務之問題。 第六章 醫療糾紛之類型化與舉證責任分配體系之建構：本章先試從「法學思維」、「醫學思維」、以及「綜合醫學思維與法學思維」出發，分別建立三套操作模組，以將醫療糾紛類型化，並建構其各別之舉證責任分配體系。關於純粹由「法學思維」或「醫學思維」所建立之操作模組，本文將分析其操作上之侷限，而針對本文所建議「綜合醫學思維與法學思維」之操作模組，亦將於各醫療糾紛分類，舉實務案例諸例實際操作之，以驗證本文所建議操作流程之可行性。章末則另提出法院於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時，其他與客觀舉證責任分配無直接相關，但應予考量之事項，以助於更正確地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規則。 第七章 結論、建議與展望：綜合前開章節討論，針對醫療民事爭訟程序中之舉證責任分類體系與操作模式，做出總結。並提出其他相關建議，以終極落實醫療需求者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 / The number of malpractice claims filed in Taiwan against physician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recent decades. Medical malpractice litig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huge gap in medical knowledge between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leading to an unequal status between both parties in the trials. To ensure that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arms is upheld in civil procedures, the courts applied the strict liability embodied in Article 7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and Article 191-3 of the Civil Code to malpractice cases. However, since the amendment and promulgation of Article 82 of the Medical Care Act, there has been a consensus that strict liability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in medical litigations, and negligence becomes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establishing the liability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addition to modifying liability rules, an alternative for achieving equality of arms is to relieve the plaintiffs from the burden of proof. However,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adjusted with precaution, because an excessive shift might contribute to defensive medicin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aims to standardize the algorithm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by classifying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The thesis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seven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outl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study,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litigations. Also delineated in this chapter are the objectives and methodology of the present study. Chapter 2 The occurrence and resolution of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In this chapter, the incidence of medical injury and medical malpractice is discussed first,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civil,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liabilitie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The plethora of resolutions for settling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are summarized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Chapter 3 Civil liabiliti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litigations: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e civil liabiliti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which arise from failure to undertake contractual duties or tort liabilit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litigations, such as the unequal status in arms between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concluding negligence or deciphering caus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hapter. Chapter 4 Theories and rules in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Article 277 of the Taiw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A party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with regard to the facts which he/she alleges in his/her favor, except either where the law provides otherwise or where the circumstances render it manifestly unfair. Consequently, in principle, the burden of proof is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 “Normentheorie,” with specific rules applied to ease the plaintiff’s burden of proof under exceptional and unfair circumstances. Chapter 5 Rules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litigations: German, American, and Japanese rules for allocating or relieving plaintiffs from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litigations are introduce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applying these rules to medical litigations in Taiwan are inspected. The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relies on a precise classification of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Chapter 6 Establishing the algorithm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by classifying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Three models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are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thre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classification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classification from a medical perspective, and classification from a combined medical-and-legal perspective. A comparison of these three models reveals that the last might be the best algorithm. Specific tips for an accurate application of this algorithm are also provided. Chapter 7 Conclusions: This chapt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n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litigations, as well as the algorithm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establish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lso included are suggestions on how to ameliorate Taiwan’s medical litigation system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