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因業務、財務狀況顯著惡化，有不能支付其債務而損及被保險人權益之虞，且無法履行契約責任，經行政院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對國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勒令停業派員清理之處分，並委託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擔任清理人，進行國華產物保險公司之清理工作。為保障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權益，財團法人財產保險安定基金會爰依保險法相關規定代國華產險墊付相關款項，並主張就墊付金額主張代位取得各該債權人對國華產險之請求權。安定基金認國華產險既因違反保險法令經營業務，致有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情事，是依保險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擔任國華產險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應對國華產險之債權人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安定基金並以擔任國華產險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為被告，依據保險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及保險代位，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請求返還上開墊付款。上開事件係我國保險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自民國九十年七月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以來，首次保險公司因資產不足清償債務而受安定基金代位以保險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請求連帶無限清償責任，相關判決及討論付之闕如，各界無不對於此條之解釋及適用有諸多意見及困惑，本文為此，特就我國保險法第一百五十條探討如本文，希望藉此激盪學說見解之相互交流，並收拋磚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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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秉持著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觀念，在獲利之後，紛紛地重新定位再出發，積極地熱中出錢贊助、主動發起各項公益活動，甚至專資成立基金會來從事長期性的公益行為。企業如此積極地贊助、參與各項公益活動，不但能履行社會責任，加強企業形象，降低買者道德危機成本，順利為企業行銷活動的推行，達到營利與非營利的雙重目的。 研究以銀行業為主，研究目的在於希望了解顧客對銀行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的知覺對情感附著與忠誠是否呈現正向影響。由指導教授邱志聖老師所提出的4C架構分析可以得知，就是提高顧客的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中的由市場上所創造出來的效益，降低顧客的資訊搜尋成本，讓銀行的品牌知名度提升，並且降低顧客的道德危機成本，強化銀行的品牌形象，讓顧客相信，產生偏好，進而願意接受銀行所提供出來的服務，若銀行能再進一步讓顧客建立心理層面的專屬資產，則可提高銀行顧客的忠誠，進而達到銀行及非營利機構的雙重目的。 由研究的結果顯示，銀行從事公益活動與責任時讓顧客察覺，會顯著正向影響顧客對該行的信任，而信任的提升由結果亦可得知對銀行的情感附著與忠誠亦有正向顯著性的影響。由此可知，顧客對銀行的信任亦可藉由從事企業公益活動與責任來達到，在銀行從事內部控制稽核的同時，外部的公益活動的從事亦可降低顧客對銀行的道德危機成本，再者，本次研究顯示，信任的提升可以顯著提升顧客對銀行的情感報償與承諾。但值得注意的是，信任只是顧客對銀行產生忠誠與情感報償的變數之一，其他顧客所重視的變數等亦是重要變數，不可忽略，亦不要盲目地投入大量公益來增進認同感，因為認同感對最終顧客對銀行的忠誠與情感依附並不顯著，如同前述，在滿足了保健因子後再去追求激勵因子才是顧客對金融服務的忠誠與否的重要考量。

責任準備金提存是否適足為影響壽險業清償能力之重要關鍵，倘若責任準備金提存不足，不僅無法顯示保險公司正確的財務狀況且將影響保險公司未來對各項保險給付之履行，因此責任準備金適足性之監控，已成為確保壽險業清償能力之重要課題。 依我國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所規範的責任準備金提存，係為法定最低標準，其採靜態之固定公式計算，最後計得的結果只是固定時點上的數據。這些數據難以反映出公司隨經營環境變動所應有之責任準備金數值，故採動態之現金流量測試方式以監控責任準備金適足性是有其必要的。 本研究藉由實證方式，針對責任準備金提存量較大之壽險業務，選定實際已銷售之保單，經由現行保險監理機關規定採用的總保費評價法（GPV）及現金流量測試法（CFT）進行測試分析，以瞭解我國法定責任準備金之適足情形及可能的不足部位與機率分配。此外，藉由敏感度分析亦可得知利率波動對責任準備金適足性之影響。 由本研究得知，依靜態之固定公式計算責任準備金，會有相當的機率產生提存不足之可能。以GPV及CFT之隨機方法來衡量法定責任準備金適足性是有必要的。其中GPV以負債面的觀點，衡量責任準備金適足性。其較CFT簡單，只需計算未來各契約年度淨現金流出之現值，再與評價當時已提存之法定責任準備金做比較，即可得知準備金適足性。但其對經營決策所能提供之資訊有限，此為其缺點。而CFT係以年度損益的觀點，衡量準備金之適足性。藉由各年度經營狀況之呈現，可得知每一評估年度準備金不足部位分配與發生機率，亦可瞭解未來營運之可能情形，此可做為各項經營決策之參考。 最後，本研究建議定期產出現金流量進行分析，找出影響責任準備金不足度之重要關鍵時點及可能不足金額，預先尋求對策。並建構壽險業資產負債管理模型，以利財務經營之掌控。產官學界若能通力合作，建立完善的現金流量的技術機制，對於健全我國法定責任準備金制度之完備，會有莫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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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世界潮流，現代企業越來越重視企業責任（CSR），讓消費者知曉企業做了哪些「善行」是件重要的事，然而學術界關於CSR的研究雖然眾多，但針對CSR揭露進行探討的卻不多見。為此，本研究希望探討CSR訊息之揭露形式對於消費者的組織聯想有何影響。 提出三個問題：一、CSR揭露形式是否影響消費者對訊息的「信任程度」及對企業的「組織聯想」？以及如何影響？二、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度是否影響消費者對企業CSR訊息的「信任程度」及對企業的「組織聯想」？三、消費者對CSR揭露訊息之信任程度，是否影響「組織聯想」？主要研究變項為產品涉入度、文本形式、揭露者以及議題類型。 研究發現，單一變項對於訊息信任程度以及組織聯想皆無顯著影響，但在有固定條件、或一個以上的交叉變項時，有多組交叉變項對於信任程度以及組織聯想出現顯著影響，且對訊息的信任程度確實影響組織聯想。 研究者提出以下結論：一、CSR訊息的揭露形式會影響消費者的組織聯想。二、設計CSR揭露訊息應該考量消費者的產品涉入度。三、CSR訊息之可信度會影響消費者的組織聯想。四、博愛類型的議題並不一定最好。 / Reflecting the world trend, Modern enterprises tak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more seriously, and it’s important to let consumers know what beneficence enterprise have done. Though researches about CSR are numerous, there is few studies focusing on CSR disclosure.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effect of CSR message disclosure forms on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And focus on three questions: （1） Do disclosure forms of CSR messages affect consumers’ trust level as well as their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And how do they affect? （2） Do different product involvement of customers will affect their trust level as well as their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3） Whether or not will the consumers’ trust level affect their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three questions, there are four major variables in this research: product involvement, text forms, discloser, and issue typ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ach single variable has no significantly effect on trust level or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However, when it was under some preconditions or cross- variable（more than one variable）, multiple situations show that different variables of disclosure messages do affect trust level and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1）forms of disclosing CSR messages would affect consumers’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2）consumers’ product involve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signing the disclosure message,（3）Reliability of CSR information would affect customers’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and（4）philanthropy is not the best type of issues.

在現今後工業時代，過多的功能與更便宜的價格已不再是難以跨越的門檻了。全球前十大品牌形象設計公司Desgrippes Gob’e 集團總裁馬克•高貝（Marc Gob’e）強調，面對即將來臨的感性社會，未來的贏家品牌必定是「藝術家」。因此，文化藝術與企業已不再是兩條平行線了。企業投入文化和藝術的領域，也不再只是單純的慈善捐助行為而已，而是現今企業在面對未來世界的競爭時，一種相等於研發的投資。然而，無論是企業或是文化團體主動提出尋求合作之計畫，首先都必須將自己獨特的存在背景與價值加以評估，依照企業或文化團體的特質來選擇伙伴、商討策略；唯有審慎評估雙方的目標及效益，才有可能找到相契合的合作伙伴，進而發展出獨一無二的合作模式。是故希望藉由本研究提出一個企業參與文化活動之思考架構，能協助企業.在參與文化活動時有更完善的評估與考量。此外，也可作為文化團體在與企業商討投資合作事宜時之參考依據。 企業在選擇文化活動作為其公益表現行為時之動機可分為利他性、利己性、及社會責任三大類;此外，影響企業參與文化活動行為與否及異同之因素還包括組織內部及組織外部因素。企業的決策過程會影響到企業所憑藉之資源以及與文化單位之合作形式，當企業之利己性動機愈強及其所憑藉之資源愈充裕時，其所實際投入之資源會愈加豐沛，並選擇擔任主辦者之角色，由企業內之專責單位來統籌負責文化活動之一切相關事項，如此一來便能夠確實掌控活動之運作及所帶來之效益。企業可憑藉其現有之資源來投入文化活動，以收槓桿利用之效，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即為企業的品牌商譽。根據企業實際投入之實體資產及其所舉辦之活動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影響，可將企業所擔任之機制區分為神聖化機制、推廣通路、資訊傳播、建構足量市場、或支援性機制。藉由這些機制，可使文化創意產業更加蓬勃發展。企業藉由參與文化活動，可帶來合作機會、市場優勢、員工方面的效益，讓企業更加成長茁壯，因此企業在受到上述激勵之後，便會更加增強了其參與文化活動的動機，而與文化單位間有更好的互動、合作關係。而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會使得社會整體環境更加富足，進而對企業之發展形成正向回饋，因此企業參與文化活動長期而言，企業可獲得數倍的效益。而文化創意產業單位成長茁壯後，也可善用其文化創意的本質，來為企業塑造創新的形象、提昇技術發展、增加顧客的認同與惠顧、豐富企業價值與文化等，且企業與文化單位間在形象上的相輔相成，更可以同時提升兩者的聲譽。

本研究係探討企業社會責任對高階主管薪酬、及對高階主管薪酬與績效關聯性之影響。以員工、社會和環境構面及此三構面之綜合表現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綜合表現、員工和社會構面表現愈好之公司，對高階主管薪酬有正向顯著影響。然而，在環境構面表現良好之公司，對高階主管薪酬則有負向顯著影響。 對高階主管薪酬與績效關聯性而言，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良好之公司，可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亦即減少對薪酬誘因契約之依賴；然而，亦存在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良好之公司，其薪酬誘因契約之依賴程度增加之情況。本研究認為，若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提升公司競爭能力之策略，則增加薪酬誘因契約可以督促高階主管謹慎考量企業社會責任，將其與公司經營績效連結。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top managements’ compensation a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s’ compensation and firm’s perform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measured by several dimensions, including employees、community、environment、and the combined performance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tter the dimensions of combined performance、employees、and community are, the more the top managements’ compensation are. However, good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 dimension will lead to less top managements’ compensation. The secon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nsation and firm’s performance. If combined performance was better, agency cost would be decreased efficiently. That is, the dependence on the compensation contracts would be reduced.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that better combined performance will cause the increase in the dependence on the compensation contracts. The reason might be if we consider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strategy reinforcing firm’s competitive ability, increase in the dependence on the compensation contracts could urge top management to link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s performance tightly.

企業社會責任對於企業經營之重要性日益提高，本文研究標的為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之提昇，將藉由併購事件，關注被併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加入與主併公司併購前後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差異之關聯。本文使用單變量分析法及最小平方法。實證結果主要有兩個發現，首先，不論併購前被併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較主併公司好或壞，被併公司董事會成員加入主併公司對於主併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有負向的影響。顯示被併公司董事會成員之加入整體而言降低了併購後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能力及資源運用。第二，當被併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好時，前述的負向效果顯著較被併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壞時小，顯示來自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較好的董事會成員可以減低此負向效果。 本文貢獻主要有三，第一，過去少有同時結合併購、董事會成員變化、企業社會責任績效三項議題之文獻，透過這三項議題，能幫助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董事會成員與企業社會責任績效的關聯。第二，併購後被併公司董事會成員加入主併公司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關聯過去少有文獻提及，本研究有利於後續關於董事會新成員之決策效率等方面之研究。第三，本文發現不同來源之被併公司董事會成員可以為帶來不同程度的效果，後續可研究董事會成員是否能帶給主併公司學習效果。 /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relevance of post-merger target board directorship on the acquirer’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Our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appointing board directors from target would impair the CSR performance of the acquirer, and that, acquiring a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 target would in fact alleviated such negative impact. Our findings add to the surprisingly scarc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directorship and CSR performance under the context of merge and acquisitions. Most important, we provide new insights on post-merger acquirer CSR performance in consequence of director appointments from social responsible/irresponsible targets.

博士(経営法) / vii,344p / 一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