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係以近代國族建構過程中,政治革命的起伏為主軸,探討性別在其中的角色及地位,進而闡述革命與婦女運動兩者彼此提攜、抵拒、斡旋的過程。特別是中國自清末以來隨著西方各種現代思想傳入中國,對於女權的啟迪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也使得性別的改變一開始即和政治變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此後歷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女權注入更多複雜的面目,而這些新的言論及思想革新,卻被1920年代政黨革命所篡奪,女權及婦女運動遭到切割,這是中國婦女運動發展的重要線索,女權到底能否有一獨立的面目,亦或者它只能從屬於文化限制及政治箝制?這是本論文重要的思考中心。

蔡元培為民國以來最負盛名的教育家，亦為近代中國學術思想之重鎮。先生早年遵 循傳統士子之途徑，屢獲功名，曾任翰林院編修。甲午戰後，先生深受中國戰敗之 刺激，委身教育與革命運動，並吸取西方新思想，致力於中國啟蒙運動。 本篇論文首先探討清朝中葉，中國接觸西方後，所產生的應變措施，由中央而地方 ，終至開民智運動的興起。先生早年雖接受傳統教育，然早有啟蒙思想，且能付諸 實際行動，堅持啟蒙信念。教育總長時代，即己揭櫫其新教育之意見。尤以出長北 京大學，自由學風頓成各方注目焦點，影響所及，不僅北方諸省，全國亦為之震動 ，乃普遍接受自由、民主、科學之觀念，唾棄不合時宜的陳腐思想與官僚政治，完 成國家統一。論文即以全國統一後，啟蒙運動基於訓政時期三民主義之宗旨，繼續 推動，而告一段落。

本論文利用大量的史料，包括檔案、方志、報刊、雜誌、文集、筆記、傳統醫籍，以及近代的醫學專業文獻，配合身體史、醫療史、醫療社會學的角度，輔以專業的醫學知識，考察1895-1949年間，女性在面臨月經、懷孕、生產等生命歷程時，其相關知識與照護，是否有別於傳統？同時也觀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政府對於婦女衛生的推廣，是否有介入的情形。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後，本論文發現：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習俗，以及中醫理論及技術發展的若干缺憾中，傳統中國婦女所受的健康保障較為有限，尤其是涉及女性生殖器官的月經和孕產等方面，無論是婦女本身，抑或是社會風氣，均存在一定的禁忌與避諱，以致女性因對自身生理認識不清，而無法達到良好的自我照護；即使面臨分娩此等攸關生命的大事，婦女也在「嚴男女之防」的考量下，把較為專業的男性醫者排拒在生產場域之外，寧將母嬰二命託付於較缺乏醫學知識的穩婆手中，這或許正是造成過去中國婦嬰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然而，甲午戰敗的刺激，以及西醫之大量傳入，卻意外地衝破中國婦女的身體界線，使婦女衛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得到改革的契機。這些改革，不僅造成近代婦產科醫學的革新之外，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婦女。除了早期的不纏足運動之外，各種攸關女性身體健康的醫學知識，包括月經、生產等以往較少公開談論的知識，也不斷地湧入中國，並配合近代大量出現的報刊雜誌，傳播到許多受過教育的新女性的腦海中，使她們能更清楚自己的生理結構，進而執行適當的婦女保健。此外，女性的生理用品、生產場域，以及分娩時隨侍在旁的助產人員，也出現了不同於傳統的新選擇。新式月經帶（或衛生棉）、西醫婦產科醫院，以及西醫婦產科醫師與受專業訓練的助產士，成了少數婦女的新體驗，藉由這些較注重清潔衛生，以及講求科學原理的新事物，她們有可能獲得較為可靠的健康保障。必須說明的是，由於這些新的婦產科醫療與女性衛生用品，早期多出現於城市之中，且價格不菲，因此有能力享受者，多係居於城市的中上階層的婦女。 隨著外患侵逼日甚，以及中國國際處境之艱困，中國人對於「強國強種」的企求也持續提升；再加上戰爭、疾病所帶來的大量傷亡，在在促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注重攸關國力的婦嬰衛生。除了訓練舊式穩婆，設立中央助產委員會，推廣西式的助產教育外，政府也頒布各種法令規範穩婆及助產士；為了有效預防婦嬰的兩大殺手──產褥熱與新生兒破傷風，政府更積極推廣強調清潔消毒的新法接生，並實施公醫制度，派遣專業人員深入鄉區推廣婦嬰衛生，甚至還發明圖文並茂的簡易助產包，俾使不識字的接生者也能操作新式助產技術。 儘管在1949年之前，中國仍有不少婦女尋求穩婆之協助，採取舊法接生；但新式助產事業之於中國，事實上是在兵馬倥傯的亂局中，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中華民國政府篳路藍縷的草創階段奠定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局穩定之後，於此根基上繼續耕耘，並逐漸獲得成效。至此，中國的婦女衛生終於衝破傳統的藩籬，向前跨出一大步，中國女性獲得健康的途徑，也因此更加多元。

警察制度是近代歐洲國家鞏固內政的手段，也是近代市政府組織中，維護社會秩序、增進管理效率的次級部門。因此本文以近代南京為研究對象，採取晚清、北洋、南京國民政府3段時期，循序討論南京警察在抗戰前的制度變遷與運作概況，觀察警察是如何發揮管理南京社會的職責。 　　首先在晚清時期的發展，著重在警政制度的建立。當清廷於新政、立憲運動提倡建立警察後，南京舊有的衙門巡捕、綠營汛兵與保甲，被官方化、專業化、制度化的警察制度取代，而且警察的職責不侷限於維護治安，開始對南京部分的社會問題，初步提出管理方針或政策。 　　到了民國初年，因北洋政府尚未頒布市組織法，使得南京警察的業務範圍擴大至徵稅、戶口調查、衛生防疫、娼妓管理、貧民教育等事務，儼然是南京市政府的前身。然而警察機關難以跨越專業的藩籬，北洋時期的南京城市管理，就是標準的「以外行兼辦內行」。 　　直到南京市政府成立後，以專業化的市政分工，接辦管理南京社會的各項業務，南京警察也納入了市政一環，是為市政府監控南京社會、執行管理政策的重要人力，然而市政府無法負擔高額的警察費用，國民政府乃在1929年命令市公安局隸屬內政部，而失去警察人力的市政府，等於失去落實管理政策的「執行人員」、查緝不法事件的「執法人員」。因市政府公務員的強制力遠不如警察，導致市民屢有不配合之舉；《違警罰法》賦予警察廣泛的行政裁量權，更向市政府爭奪對南京的管理權。可是單憑警察一己之力，是難以全面管理南京，仍需要市政府給予專業上的協助。最後警察廳與市政府基於「管理南京」的共同目的，還有功能上的互補性，逐漸從對立轉趨向合作，構成緊密合作「雙重管理體系」。因此，抗戰前的南京警察發展史，等同於城市管理的變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