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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1920s)柯惠鈴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係以近代國族建構過程中,政治革命的起伏為主軸,探討性別在其中的角色及地位,進而闡述革命與婦女運動兩者彼此提攜、抵拒、斡旋的過程。特別是中國自清末以來隨著西方各種現代思想傳入中國,對於女權的啟迪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也使得性別的改變一開始即和政治變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此後歷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女權注入更多複雜的面目,而這些新的言論及思想革新,卻被1920年代政黨革命所篡奪,女權及婦女運動遭到切割,這是中國婦女運動發展的重要線索,女權到底能否有一獨立的面目,亦或者它只能從屬於文化限制及政治箝制?這是本論文重要的思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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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張力, ZHANG, L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蔡元培為民國以來最負盛名的教育家,亦為近代中國學術思想之重鎮。先生早年遵
循傳統士子之途徑,屢獲功名,曾任翰林院編修。甲午戰後,先生深受中國戰敗之
刺激,委身教育與革命運動,並吸取西方新思想,致力於中國啟蒙運動。
本篇論文首先探討清朝中葉,中國接觸西方後,所產生的應變措施,由中央而地方
,終至開民智運動的興起。先生早年雖接受傳統教育,然早有啟蒙思想,且能付諸
實際行動,堅持啟蒙信念。教育總長時代,即己揭櫫其新教育之意見。尤以出長北
京大學,自由學風頓成各方注目焦點,影響所及,不僅北方諸省,全國亦為之震動
,乃普遍接受自由、民主、科學之觀念,唾棄不合時宜的陳腐思想與官僚政治,完
成國家統一。論文即以全國統一後,啟蒙運動基於訓政時期三民主義之宗旨,繼續
推動,而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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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 / Women's Hygiene in Modern China(1895-1949)周春燕, Chou,Chun Y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利用大量的史料,包括檔案、方志、報刊、雜誌、文集、筆記、傳統醫籍,以及近代的醫學專業文獻,配合身體史、醫療史、醫療社會學的角度,輔以專業的醫學知識,考察1895-1949年間,女性在面臨月經、懷孕、生產等生命歷程時,其相關知識與照護,是否有別於傳統?同時也觀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政府對於婦女衛生的推廣,是否有介入的情形。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後,本論文發現: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習俗,以及中醫理論及技術發展的若干缺憾中,傳統中國婦女所受的健康保障較為有限,尤其是涉及女性生殖器官的月經和孕產等方面,無論是婦女本身,抑或是社會風氣,均存在一定的禁忌與避諱,以致女性因對自身生理認識不清,而無法達到良好的自我照護;即使面臨分娩此等攸關生命的大事,婦女也在「嚴男女之防」的考量下,把較為專業的男性醫者排拒在生產場域之外,寧將母嬰二命託付於較缺乏醫學知識的穩婆手中,這或許正是造成過去中國婦嬰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然而,甲午戰敗的刺激,以及西醫之大量傳入,卻意外地衝破中國婦女的身體界線,使婦女衛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得到改革的契機。這些改革,不僅造成近代婦產科醫學的革新之外,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婦女。除了早期的不纏足運動之外,各種攸關女性身體健康的醫學知識,包括月經、生產等以往較少公開談論的知識,也不斷地湧入中國,並配合近代大量出現的報刊雜誌,傳播到許多受過教育的新女性的腦海中,使她們能更清楚自己的生理結構,進而執行適當的婦女保健。此外,女性的生理用品、生產場域,以及分娩時隨侍在旁的助產人員,也出現了不同於傳統的新選擇。新式月經帶(或衛生棉)、西醫婦產科醫院,以及西醫婦產科醫師與受專業訓練的助產士,成了少數婦女的新體驗,藉由這些較注重清潔衛生,以及講求科學原理的新事物,她們有可能獲得較為可靠的健康保障。必須說明的是,由於這些新的婦產科醫療與女性衛生用品,早期多出現於城市之中,且價格不菲,因此有能力享受者,多係居於城市的中上階層的婦女。
隨著外患侵逼日甚,以及中國國際處境之艱困,中國人對於「強國強種」的企求也持續提升;再加上戰爭、疾病所帶來的大量傷亡,在在促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注重攸關國力的婦嬰衛生。除了訓練舊式穩婆,設立中央助產委員會,推廣西式的助產教育外,政府也頒布各種法令規範穩婆及助產士;為了有效預防婦嬰的兩大殺手──產褥熱與新生兒破傷風,政府更積極推廣強調清潔消毒的新法接生,並實施公醫制度,派遣專業人員深入鄉區推廣婦嬰衛生,甚至還發明圖文並茂的簡易助產包,俾使不識字的接生者也能操作新式助產技術。
儘管在1949年之前,中國仍有不少婦女尋求穩婆之協助,採取舊法接生;但新式助產事業之於中國,事實上是在兵馬倥傯的亂局中,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中華民國政府篳路藍縷的草創階段奠定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局穩定之後,於此根基上繼續耕耘,並逐漸獲得成效。至此,中國的婦女衛生終於衝破傳統的藩籬,向前跨出一大步,中國女性獲得健康的途徑,也因此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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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與城市管理:南京警察之研究(1927-1937) / Police and Urban Management: A Study of Nanking Police, 1903-1937江佳威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警察制度是近代歐洲國家鞏固內政的手段,也是近代市政府組織中,維護社會秩序、增進管理效率的次級部門。因此本文以近代南京為研究對象,採取晚清、北洋、南京國民政府3段時期,循序討論南京警察在抗戰前的制度變遷與運作概況,觀察警察是如何發揮管理南京社會的職責。
首先在晚清時期的發展,著重在警政制度的建立。當清廷於新政、立憲運動提倡建立警察後,南京舊有的衙門巡捕、綠營汛兵與保甲,被官方化、專業化、制度化的警察制度取代,而且警察的職責不侷限於維護治安,開始對南京部分的社會問題,初步提出管理方針或政策。
到了民國初年,因北洋政府尚未頒布市組織法,使得南京警察的業務範圍擴大至徵稅、戶口調查、衛生防疫、娼妓管理、貧民教育等事務,儼然是南京市政府的前身。然而警察機關難以跨越專業的藩籬,北洋時期的南京城市管理,就是標準的「以外行兼辦內行」。
直到南京市政府成立後,以專業化的市政分工,接辦管理南京社會的各項業務,南京警察也納入了市政一環,是為市政府監控南京社會、執行管理政策的重要人力,然而市政府無法負擔高額的警察費用,國民政府乃在1929年命令市公安局隸屬內政部,而失去警察人力的市政府,等於失去落實管理政策的「執行人員」、查緝不法事件的「執法人員」。因市政府公務員的強制力遠不如警察,導致市民屢有不配合之舉;《違警罰法》賦予警察廣泛的行政裁量權,更向市政府爭奪對南京的管理權。可是單憑警察一己之力,是難以全面管理南京,仍需要市政府給予專業上的協助。最後警察廳與市政府基於「管理南京」的共同目的,還有功能上的互補性,逐漸從對立轉趨向合作,構成緊密合作「雙重管理體系」。因此,抗戰前的南京警察發展史,等同於城市管理的變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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