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家思索的諸多問題，皆以「人」為中心，而「性」既為萬物存在變化的本體依據，亦是外在樣態之內在根源。魏晉時期著重的「才性」、「性情」等，皆是藉由探討「性」的本質、意涵，視其如何對「人」產生影響，進而形成人類殊異之外在表現。由於先哲的長久關注、探討，使得「人性」一詞更加顯題化，「人性論」進而成為中國哲學之重心。 較之於他朝思想家，魏晉玄學家更著重所謂「萬物之性」，郭象甚至提出「物各有性」之說。職是之故，相較於「人性」一詞，「性」更能涵蓋玄學家之論性範圍。「性」此一抽象名詞之意義豐富，素來為思想家所關注，更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當「性」與其他名詞相結合時，如：才、情、心、命等，其意義雖更易透顯，然也容易因而限制討論焦點，使得「性」意涵之開發受到局限，以至於探討不夠全面。有鑑於此，本研究特以「性」作為主要關注焦點，並旁及其他相應議題，以達凸顯「性」之意涵，亦不忽略與此相應探討的目的。 魏晉人重個性之思想，發展至玄學性論，則強調萬物以自然為性、物各有性與重獨性，此又與人之本質探討有關。玄學家論人性之特點在於：不封閉於人的主體，注意到自然之性、萬物之性，然又能回歸於人，藉以挺立人之主體。此種論性特徵又以王弼與郭象最為明顯，是故文下便以此二人為探討範圍，藉以突出玄學性論之獨特處。

陳孝龍. / Thesis submitted in: December 2009. / Thesis (M.Phil.)--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0.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leaves 53-57). / Abstrac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Chen Xiaolong. / 摘要 --- p.i / 目錄 --- p.iii / 前言 --- p.1 / Chapter 一、 --- 槪念分析-性、分、性分 --- p.2 / Chapter (一） --- 性 --- p.2 / Chapter (二） --- 分 --- p.8 / Chapter (三） --- 性分 --- p.14 / Chapter 二、 --- 性分的理論意含 --- p.19 / Chapter (一） --- 自生、自然、獨化 --- p.19 / Chapter (二） --- 適性逍遙 --- p.29 / Chapter (三） --- 率性無爲 --- p.34 / Chapter 三、 --- 性分與變化 --- p.37 / Chapter (一） --- 性分可否被改變？ --- p.37 / Chapter (二） --- 性分是否會變化？ --- p.43 / Chapter (三） --- 性分不變論與事物變化是否矛盾？ --- p.49 / 結論 --- p.52 / 參考資料 --- p.53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2023号 / 文博第810号 / 新制||文||679(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宇佐美 文理, 准教授 池田 恭哉, 教授 武田 時昌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本論文探討郭象的詮釋理路，為了了解郭象的詮釋理路，筆者對比莊子和郭象的哲學，企圖在對比莊子和郭象的哲學中去釐清《莊子注》的詮釋理路。由於每一個哲學家皆有其自身終極關懷的問題，正因為生命有了困頓和問題，生命中有了終極的關懷，使得哲學家有所找尋，為了找到此終極關懷問題的答案，哲學家在生命中不停地提問，也因為有了問題的提出，才使得哲學家進一步加以求索和給予解答，這正是思想家和哲學家終其一生所追尋的，這也正是思想家和哲學家們提出自己的哲學和思想的緣故。那麼，莊子的終極關懷為何？什麼是莊子哲學的中心？莊子如何給予他生命中終極關懷的問題解答？而郭象《莊子注》又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他所關懷的問題是什麼？他如何給予他關懷的問題答案？因為只有掌握了莊子和郭象兩人的終極關懷之所在，我們才能更準確地了解和掌握住兩人哲學的不同。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為了給予生命中終極關懷予以解答的。 其次，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只要其所存活的時空背景不一，理解型態亦將有所別異，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再怎麼詮釋，其思想應不致於背離原著太遠。然而郭象的《莊子注》不僅超出莊子的原意甚多，甚至有許多是顛倒了莊子的哲學思想之處，何以郭象會得出完全顛倒了的答案，提出不同於莊子思想的哲學命題和概念呢？我們可以明白地說，在《莊子注》中郭象給予了新的視野和新的哲學體系，郭象是借《莊子》提出他自己的哲學。郭象之所以能在莊子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哲學，筆者認為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莊子的行文風格，由於莊子之學向來以難治著稱，《莊子》一書以其思想義趣太高難以掌握，讀者很難進入莊子的深閎高遠的意境中，另一方面更由於莊子之用詞洸洋怪誕，充滿了藝術的情調，詩味太濃烈，以致加深了讀者解讀時的困難，因此在本文中筆者亦打算探討莊子的行文風格，《莊子》文本是以什麼樣的語言風格來論述的？以致使得郭象可以大膽地不論原著者說些什麼，進而顛倒了莊子的原意，給予創造性的詮釋，並進而提出自己的新概念、新命題和新哲學？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之一正是由於莊子寫作的語言風格所致，由於莊子語言風格之特性使得郭象可以撇開莊子的原意而用自己的想法去注《莊子》；除了莊子自身的語言風格影響了郭象的注解之外，另一個原因則是郭象在莊子「得意忘言」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詮釋方法，郭象的詮釋方法讓郭象可以在《莊子》的基礎上提出他自己的哲學思想，給予《莊子》創造性的詮釋，並給予了他扭曲莊子原意一個自圓其說的理由，因此他的詮釋方法在注《莊子》一書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為了對《莊子》給予創造性的詮釋，郭象必有一套特別的詮釋方法，那麼郭象的哲學詮釋方法為何？本文亦將在內容中加以探討。 《莊子》一書中，「小大之辯」和「齊物」是莊子思想中二個十分重要的觀念，然而在《莊子》的文本中最大的爭論之處也就在於對〈逍遙遊〉所謂的「小大之辯」和〈齊物論〉中「齊物」的觀點是否產生矛盾的問題上。《莊子》首篇〈逍遙遊〉中，一開始就藉由寓言的方式描寫鯤化為鵬，鵬一飛衝天的故事作為開場，並將之和翱翔於蓬蒿之間的蜩與學鳩作一對比，這兩種生命形態是否有大小的差別？又這種「小大之辯」是否有層次上的不同？兩者是否皆是不得逍遙？還是兩者皆是逍遙的呢？還是說莊子的說法是另有所指呢？之所以有如此的問題產生，那是因為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出齊物的看法，我們參看「齊物」的觀點和「小大之辯」的看法，由於莊子於書中處處闡明「萬物一齊」的觀點，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秋水〉﹚「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天下〉﹚乍看之下，所謂的「小大之辯」和「齊物」的觀點似乎是產生了矛盾，但這是否是莊子思想自身的矛盾？筆者認為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那麼莊子的真意究竟為何呢？莊子認為他的真意實是難解，所謂「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齊物論〉﹚莊子清楚地認識到他的思想是如此地難解，他所說的話是如此地弔詭，因此莊子只能感嘆他的思想只有萬世之後的大聖才能理解。所以「小大之辯」和「齊物」的思想並不是真正的矛盾，只有有慧解的大聖才能清楚地了解他的思想。那麼莊子所謂的「小大之辯」是什麼意思？是否如郭象所說的「小大齊平」？還是另有深意？而「小大之辯」在〈逍遙遊〉中所要表達的思想為何？什麼是莊子〈逍遙遊〉的主旨？這是本文所卻探討的。其次，郭象思想體系的建立就在於對《莊子》的思想以「平齊大小」的觀點來看待，莊子的小大之辯在郭象的詮釋下成了「小大同一」，郭象如此的看法如此的詮釋是否是莊子的原意？而郭象所謂的：「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逍遙遊〉注﹚郭象以「適性」來詮釋莊子的「逍遙」，郭象並以大小同一來解釋莊子所謂的「小大之辯」，郭象的「小大同一」的詮釋是否符合莊子的原意？郭象的「逍遙義」是否合於莊子之「逍遙義」？郭象的「逍遙義」和莊子所謂的「逍遙」有何異同？這也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 再者，莊子所謂的「齊物」和郭象所詮釋的「齊物」，是否具有相同的意義？兩者的差異為何？莊子是如何說明他所謂的「齊物」的？而郭象對莊子的「齊物」所提出的新的命題和哲學觀念為何？而莊子於〈齊物論〉中又提出了什麼命題？這些命題所欲表達的思想內涵為何？而郭象又是如何在他的哲學體系下給予〈齊物論〉新的概念新的命題和新的思想？兩者的差異處何在？這些皆是筆者在本文裡所要探討的。 事實上，郭象藉由《莊子》提出新的哲學體系的企圖是成功了，他透過了《莊子注》解決了他面對他所處時代所提出的哲學課題，並因此將魏晉玄學推向了高峰。郭象《莊子注》的成功代表了他思想體系的成功，但是也正是如此，莊子的原意在郭象如此有影響力的詮釋下被過度詮釋了。 莊子和郭象，兩人的終極關懷有天壤之別，莊子關懷的是個人的心靈和精神的提升和成長，因此重視工夫的修證；而郭象關懷的是自然和名教的問題如何解決，重視的則是如何透過政治上的設計使得聖王在位，以實踐「內聖外王」之道。莊子著重於個人精神的層次，重視心的工夫修養，而郭象著重的是如何能自盡其性，重視聖王的在位而使得萬物各適其性各得其所。莊子的「小大之辯」在於如何自我提升，如何由小境界向大境界成長，而郭象的「小大之辯」在於「小大同一」，「適性逍遙」。莊子認為只有提升至最高的境界人才有逍遙的可能，而郭象卻認為人人皆可以逍遙，只要有一個理想的君主在位即可實現。莊子的逍遙境界是要經過「無己」、「喪我」的工夫才能達到無待的道的境界，回復真我，在莊子只有一種逍遙即「無待的逍遙」；而郭象的逍遙境界則有適性逍遙，只要透過聖人無待的逍遙就可以使一般人有待的逍遙實現。莊子認為「成心」和「是非」是必須去除的，是障礙一個人的心靈使之不能見道的問題所在；而郭象則認為「成心」是日用之心，是不能去除的，而人的是非偏見更是人性分的呈現，因此不用去除也不需去除，只是各人性分使然，所以就此層面而言，也可以說原本就無所謂的是非之別，不過是人的惑心使然，以為有是非之別。莊子強調「道通為一」的重要性，而郭象不重視「道」，而以「性分之說」來取代道的重要性，並認為性不可易。莊子的「莫若以明」的工夫，重視的是站在道的視野下看待萬物和是非，超越是非兩端，用「天道」之「明」來破除成心之執，以智慧處理人生的是非執著，即是莊子所謂的「莫若以明」；而郭象則將之詮釋為「反覆相明」或「反覆相喻」。透過聖人對爭執的雙方「兩順之」，因之，不勉強去分辨誰是誰非，而使其自證「無是無非」。莊子的「物化」指出最大的真相就是變化，因此無自我的存在，故不應執著於自我，只有破自我人才能與道合一。而郭象則只看到物化的日新變化義和生死義。 　　郭象和莊子的論述可以說是相差甚遠，一個主要在於政治哲學的處理，一個則是主要在於生命哲學的建構，郭象之所以會有完全不同於莊子的論述，一方面就在於莊子的哲學論述太詩意，太難掌握了，因為莊子的文章在結構上雖是散文，然而在內容上却充滿了濃濃的詩意，莊子的文章也不僅僅只是詩意的，更重要的是莊子是哲理的。因為莊子所要說的是無法用語言來說的「道」，爲了說出那無法被說出來的真理，莊子只能用迂迴的方式來說，而詩意的陳述就是莊子所採取的迂迴方式。莊子透過詩意的陳述引導我們向真理深處去探尋，在形象與想像背後，莊子所要表達和寄寓的是他對生命的澈悟所得到的深邃遼遠的道的境界。莊子很清楚地了解：他的見解很難得到一般人的理解，因此莊子退而著書，透過他天才的神筆，奇麗的想像，將他的真情灌注到文字的世界裡，他以一種詩意般的論述，充滿浪漫藝術情懷的筆觸，以期能讓讀者興起求道澈悟的心靈轉化，但是莊子的境界太高，不能只是哲理式的論述，而必須透過詩意般的論述和藝術的呈現，才能讓讀者不至於走入知識性的追求，而走向一條真正的求道之路。然而也正是因為莊子的意境太高，而他所要傳達的「道」又是不能用語言來言說的，但是又不能不說，因此使得莊子的文字充滿了靈動，富於形象，內容深奧，難以一眼看穿，必須有生命的體悟才能穿透層層的文字而領會隱藏在文字背後的哲學境界。一方面，由於莊子所要傳達的道因為超言絕象，非語言文字所可表達，另一方面，由於一般人的心中總是帶著成見，以成心來「解釋」說話者之意，語言之「意義」反而是由聽者所給予，而這些「意」都不是傳道者所欲傳的「真意」，這些由成心所得來的「意」是不會使聽者得「道」的，反而更加強聽者的「自我」，傳道者的真意被湮沒，使得聽者反而離「道」更遠。因此莊子致力於找到一種說不可說的「大言」，這即是莊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這三言多採用比喻和象徵的形式來暗示，目的即是為了啟發我們，由於莊子所要傳達的「道」不是俗言所可言說認知的，因此莊子刻意避開理論式的言說，因為理論式的言說具有有限性，這有限的言說無法傳達無限的「道」，因此使得《莊子》一書呈現出濃濃的「詩意」般的語言。正因為莊子的文字富有詩意，充滿了暗示，這些暗示又無法用理智來理解，只有去親身體驗才能了解。因此，《莊子》一書若沒有生命深層的體悟，是無從掌握莊子的思想的。也正因為莊子的哲學太難領悟，以致使得郭象得以用他「寄言出意」的詮釋方法改造莊子的思想。 郭象改造莊子之意，最主要的原因應該在於兩人的終極關懷本不相同，因為郭象的目的本就在於如何去處理時代的問題，如何在自然與名教之間取得平衡點 ，以致郭象的《莊子注》只能得出他眼中的《莊子》。假設莊子還活著，那麼從莊子的眼光來看，郭象應是一個執著於自我成心的人，無法對於聽聞到的內容按說者的「意」來理解，說者的「意」總是被他扭曲、變形、想像和截取，因此說者的「意」是無法傳達的，因為他只想要聽他所想要聽的，只想要看他所想要看的，以心中先入為主的觀念，作為他判斷的依據，自然從莊子的角度看來，郭象無法了解莊子文字背後所要傳達的深意，當然也就無法了解莊子所要傳達的「道」了。而從郭象的角度看來，「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莊子序〉﹚對郭象而言，莊子是未達最高境界之人，蓋因郭象心目中最高的境界絕非只是道家式所追求的方外之士，而應是能遊於外又能冥於內，能內外相冥的聖王，而莊子只追求方外的個人精神解脫自是不能合乎郭象的最高境界。對郭象而言，莊子其人雖未能是他心目真正達到聖人境界之人，但是郭象卻認為莊子是「知本」之人，因為莊子的《莊子》一書寫出了郭象心目中所認為的最高境界，所謂的「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莊子序〉﹚這是郭象所真正關懷的問題，即內聖外王之道的實現。 郭象的哲學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提出君王的內聖外王之道，正是莊子哲學中未能充分發展的，可以說郭象的哲學補足了莊子在〈應帝王〉中所提出的政治哲學的內容。莊子雖然也有其政治哲學，但是莊子的政治哲學論述未及他對人生哲學的重視。莊子透過工夫的修證，以得道為目標，希望個人能在對道的追求上去面對生命的問題，以此來安頓天下人的生命。然而郭象則將人生的希望在政治哲學上，企圖透過對理想的君主的探討來安頓天下蒼生。事實上，莊子和郭象皆是為了安頓天下人的生命而提出自己的哲學，不過兩人的進路不同，莊子是透過人生哲學的論述，而郭象則是透過政治哲學的理論建構。因此可以說，莊子用人生哲學來安頓天下人，而郭象則是用政治哲學來安頓天下人，方法雖不同，對天下蒼生的關懷則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