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專家、學者出面預測中國大陸即將崩潰，只是實際情況的發展似乎與他們的預期有所出入。換言之，儘管中國大陸目前有許多問題，但是尚未有證據顯示，這些問題在短期內可能引發重大危機。 中國大陸曾經被視為約十年會有一個週期的政治危機週期，上次危機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在時序進入二○○五年之後，似乎已逐漸脫離危機週期的規律。 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生各式各樣的危機，危機的結果卻不見得會帶來崩潰，其關鍵在於國家與社會如何面對及應付危機，雙方關係究竟在危機前後是如何彼此定位？ 以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為例，在事件發生之前，中國大陸正面臨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 然而危機的結果是以軍隊鎮壓收場，使得中國大陸社會運動就此陷於沉寂之中，晚近社會抗議事件雖然有增加的趨勢，但距離真正形成持續性的社會運動尚遠。 由此可知，政權出現正當性危機進而使得社會自主性增加，就必須具備兩項條件：一是引發正當性危機的事件出現；二是正當性危機出現後，社會力量興起與各方政治勢力透過妥協安排後，增加其本身的自由性。 本研究的目的要解答的問題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國家能力與社會自主性的關係」，此外社會力量之興起及政治勢力會否妥協，牽涉到各種菁英及一舨民眾對政治的態度問題，故本文亦藉用政治文化的研究途徑來探討國家能力與社會自主性之關係。

基於Peter Evans在Embedded Autonomy一書中所提出的「鑲嵌式的自主性」概念，本文試圖透過臺灣奈米科技政策的形成，討論臺灣的國家角色。 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選取在臺灣傳統產業藉由發展奈米科技技術的升級過程當中，最爲關鍵的行爲者作爲研究變數，即奈米國家型計劃及其相關的執行政府部門—經濟部—及工研院奈米中心、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工研院化工所成立的奈米促進會及產業界，特別是個別公司的研發部專家。 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將是本文研究重點。本文將「國家」定義為涉及奈米政策的立法行政部門，也就是立法院以及奈米國家型計劃辦公室所屬部門與機構，包括經濟部及工研院。本文所提的「社會」主要是個別公司。延續Weiss對Evans的批評，本文特別強調國家與社會對國家奈米政策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奈米科技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不能忽略社會的因素。 本文對Evans的四個國家角色提出補充。筆者發現對於臺灣既有的本土產業而言，在開發新產品時所需運用的奈米科技上，國家扮演著Evans研究架構中未提出的另一種國家角色。我主張，就奈米科技的應用而言，需以另外一種新的角色來解釋「國家」。這個在Evans原來的分析架構外的第五種國家角色，我稱之爲「再生催化者角色」（Revitalizing Catalyst）。 本章將會深入分析國家相關部門/機構在制定與執行奈米政策時的實際運作，以及相關部門，例如經濟部、經濟部技術處及最主要的制度性行爲者─工研院所扮演的角色。本章旨在以政策方向形成的過程來説明國家與奈米科技政策的制度性行爲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對奈米科技政策形成的陳述，可凸顯制度性行爲者在規劃當中的角色。透過此敍述，便能很清楚地瞭解本研究何以將工研院視爲國家的一部分。而且，本章所介紹的奈米國家型科技計劃的歷史背景與規劃過程將作爲第四章中個案分析的基礎。 本文將工研院視爲「國家」。筆者將透過工研院化工所與合作案例的互動來驗證國家對於產業具體的影響，並配合前文的論述，陳述國家俱體的角色。本研究針對奈米計劃中國家與產業界的互動方式歸納出三種互動模式：一，引導者；二，搭橋者；三，媒介者。依據這三種互動方式，筆者將它們總結為一種新的國家角色──即「再生催化者」的國家角色。 筆者透過長春石化公司、中國制釉集團及其它公司與工所的計劃案例，可證明國家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並且有助於傳統產業的再生，因此，本文選擇「再生催化者」來描述這樣的國家角色。本研究對將來的政治經濟研究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啓示：也就是在跨產業結合的普遍趨勢下，促進「產業再生」的新國家角色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向。

消費者環保行為研究中，多以理性行為模式解釋影響消費者綠購買行為之前因，但實證研究對於綠購買態度影響綠購買行為之假設，仍然無法獲得一致的支持。此外，根據現況效應的論點，消費者會傾向於保留原始行為，除非存在放棄原始決策的合理理由。然而，理性行為模式缺乏對於消費者可能放棄原本購買行為的決策因素探討。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整合理性行為模式與拓展模式觀點，提出同時具備正向展現因素與負向放棄因素的雙重路徑模型，使消費者綠購買行為之解釋模型更為完整。本研究認為影響消費者綠購買行為展現的正向因素，除環保知覺效能、環保知識、綠購買態度與綠購買意圖之外，消費者環保行為鑲嵌度是另一個重要的正向影響前因。綠購買行為的負向因素，包括拓展模式中的相關因素，如知覺環保衝擊事件、環保心像違背與非環保產品的評估與搜尋。拓展模式相關因素會提升消費者放棄環保行為意圖，間接降低綠購買行為之展現。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雙重路徑觀點獲得支持，該模式與理性行為模式相容並包含更完整的解釋因素。模式比較之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雙重路徑整合模式，相較於獨立的理性行為模式或拓展模式，整合模式之表現皆較為優良。 / Most studies of consum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apply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o predict consumer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However, the assumed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purchase attitude and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has not received consistent support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status quo effect, consumers tend to repeat the current behaviors unless justifiable quit reason is existence. However,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does not offer explanation of why consumers might quit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tegrate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unfolding model then provide a dual-route model which h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tecedents of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simultaneously and makes the explanation model more complete. In this study, the positive antecedents of consumer green purchasing include environmental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green purchase attitude,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In addition, embedded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is another critical positive factor to influence consumer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The negative antecedents of consumer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include the factors of unfolding model, i.e.,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shocks, environmental image violation, and alternative product searching and evaluation. The factors of unfolding model will increase the quit intention of green purchasing and decrease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indirectly. The result of a two-waved survey and SE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ual-route model has satisfactory measurement performance and explanation capability. The result of model comparis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planatory capability of the dual-route model is better than all other single theoretical models, including the reasoned action model and unfolding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