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論及清朝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對外關係，一般都認為是清朝中國被迫簽訂大量不停等條約之「屈辱外交」的開始，特別是在對外司法審判的議題上，大多認為清朝給與外國所謂「領事裁判權」的權利，造成中國司法管轄權的損害。但事實上，這種所謂「領事裁判權」的現象，在中國本身涉及外人在華犯罪的處置上，是普遍被採行的作法，不僅是過去中國歷代均有的慣例，就連清朝本身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也被學界公認為是清朝中國第一個對等互惠的對外條約。姑且不論日後領事裁判權對中國的傷害為何，僅以清朝中國在簽約當下的時空背景來看，中國給予西方國家「領事裁判權」一事究竟該如何理解，值得後人重新檢視。 本文研究主旨在於用「同時代史觀」的視角，以清朝簽約當下的時空背景，來重新檢視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本文首先整理了中國自唐朝至明朝以來對涉外司法審判的沿革，並且爬梳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的模式，從中發現清朝中國給予西方國家「領事裁判權」的做法，是符合清朝中國對外關係的邏輯思維，並證明清朝中國隊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與中國自唐代以來的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是一致的。本文認為，領事裁判權成為「屈辱外交」的意涵，是因為後人以歐洲近代國際法話語權下的「民族國家」視角來檢視過去清朝中國的對外關係，並且在不理解清朝中國固有對外秩序的邏輯下所做出的評斷。 / When it comes to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humiliated diplomacy”, especially on the issu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since the Treaty of Nanki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The authorization of consular jurisdiction to foreign countries is often considered as sabotage for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a. However, the criticism is questionable because offering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s ubiquitous among every dynasty in China. Even in Qing dynasty, the juridical attitude of China in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signed in 1689 with Russia is often recognized by academia as reciprocity to foreign country. Regardless of the disadvantages in the future, this act of giving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by Qing dynasty at that time is worth to be scrutinized again. With this in mind,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discover the pattern of judgments involving foreigners from Tang to Qing dynasty in China. We also discuss about the response of Qing government when it faced the request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n addi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attitude toward the judgments involving foreigners of Qing dynasty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indigenous order to foreign relations.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settlement of judgments involving foreigner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of China, confirming the consistency to China indigenous order to foreign relations and evolution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t last, this thesis overthrew the humiliation impression in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diplomacy in Qing dynasty, arguing such attitude is interpreted later by the concept of “nation state” , which is developed from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 judg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Qing dynast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comprehensively.

十九世紀末的檳榔嶼華人社會，其人口總數約為八萬餘人，其中屬客家方言群者，只有七千餘人，尚不及該地華人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儘管如此，客家籍富商卻能不間斷的出任清朝政府派駐該地的副領事，無疑顯示出其有獨特之處。其中，張弼士出任首任副領事，更是其關鍵的肇始。因為透過張氏的精心安排和計畫，遂逐步奠定該職繼續由客家富商擔任的基礎。至於客家籍富商出任該職，不僅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祖國事務，亦進一步將他們引入檳榔嶼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成為名符其實的華人社會領袖，同時亦造就了客家籍「埔梅集團」的興起。副領事一職，是清朝政府對外設立使領館中，層級最低的一個小機構。就機構本身而言，它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無足輕重。是故，長期以來，亦不會特別引人注意到檳榔嶼副領事，到底會對近代中國帶來怎樣的影響和改變。不過，就因為擔任副領事者當中，有了張弼士、張煜南、謝榮光、梁碧如和戴春榮等人物的出現，以致改變了和凸顯出檳榔嶼副領事的重要性。尤其是張弼士更透過他商業網絡的優勢，而躋入清朝的商業官僚體系內，甚至更成為主管晚清商務的商務大臣，進而推動和影響了晚清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此外，當革命派在檳榔嶼展開活動至中華民國建立為止，該批亦官亦商的檳榔嶼副領事，不僅沒有對革命派加以打壓，甚至還默許他們的親族參與革命活動。因此，同盟會南洋支部自新加坡遷往檳榔嶼之後，革命派在南洋的活動和發展，得以繼續藉由在當地的重整機會，而取得喘息和重新出發的新契機。由此觀之，檳榔嶼副領事對於近代中國政治的發展，無疑亦扮演著一個極特殊又關鍵的角色，對近代中國實產生了一個極大的衝擊和影響。

上海租界的開闢，就像一個集各種不平等條款於一身的中國的縮影。在這裡，中國第一次接受西方列強所強加於她的砲艦外交、外國租界、領事裁判權、外國的殖民統治等慘痛的經驗。然而上海租界創設初始，其原意只是一塊專供外人居住的居留地性質，但到後來的發展卻陰錯陽差的，外國人得寸進尺，中國人則步步退讓，使得後來公共租界的性質轉變成為介於居留地與租借地之間，而且更近似於後者。在名義上，公共租界的土地管轄權屬於中國，但實際上，公共租界內的一切事務，中國政府一概無權插手，甚至連租界內的中國人都不歸中國政府管轄。中國的主權淪落至此，租界性質轉變到這般地步，英國人（尤其是英國領事）的勢力是其中的關鍵，因此英國領事在公共租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引發筆者進一步研究的動機。本論文除了希望對領事的角色有較深刻的認識外，還預計從英國駐上海領事與公共租界、英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等三個層面的關係及交往情形，希望能較完整的呈現英國領事角色的多面向：看看他們如何代代努力的在中國領土之上建構起外人自己的天堂；而從英國政府----英國領事----上海當地英籍僑民三者之間權力（利）與利益的互動及衝突關係，來探究夾處在二者之間的英國領事如何自處；透過二國地方層級的外交往來的研究，則希望能凸顯兩國辦理外交人員的迥異心態，以及因而造成的結果。本文研究的斷限自1843年上海開埠為起始，到1928年北京政府結束為止。全文結構共分成六章，除第一章「序論」外，正文分成四章：第二章「英國駐上海領事館之確立」，主要敘述上海開埠的經過、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建立的經過情形，然後略述英國領事的主要職權職權及其擴張的情形。第三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公共租界」，主要分析英國領事在公共租界的領導地位，以及英國領事與公共租界的行政機構----工部局的合作關係。第四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英國政府」，首先分析英國在華之利益以及對華政策之演變，然後再探討因為上海英商勢力團體的利益與英國政府對華整體利益發生衝突時，英國領事面臨母國及上海英商勢力的雙重壓力所造成政策執行上的顧慮及難處。第五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中國朝野之交往」，分析中英兩國地方層級外交人員辦理外交的迥異心態，華人在公共租界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五卅群眾運動的發生，使得外人在租界的統治權發生動搖。第六章「結論」則總結前文，並為英國駐上海領事的角色做一定位。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1488号 / 文博第793号 / 新制||文||67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髙嶋 航, 教授 中砂 明徳, 准教授 村上 衛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論文摘要 ● 論文摘要： 上海會審公廨是一個生成於十九世紀上海租界的法院，主要職責是裁判租界華民的民、刑事案件。由於加入「外籍人士會同審理」的重大變因，使得這個原應屬傳統中國衙門的機關，無可避免的成為兩種不同法律文化交戰與融合的場域。 傳統關於會審公廨的論述多滲入了國族、民族情緒，或僅止於約章的探討。本文首先跳脫上述窠臼，從地理、人文、法律文化等層面，探究上海會審公廨的生成背景，以及上海租界在邁向現代化都市的過程中，與上海會審公廨的互動關係;其次，以會審公廨為載體，觀察透過會審公廨呈現的華洋政體權力的變遷，以及華洋政體與租界華民間權力關係的變遷。本文並提出了「帝國之鞭」與「寡頭之鍊」兩種對比權力關係的論點，並在兩種權力關係相互競逐的假設上，鋪陳會審公廨於各個轉型期的權力關係變遷與特色。 本文發現，上海會審公廨不僅是一個「會審裁判機構」，由於讞員承繼了傳統中國地方官吏「通包式」的職責，進而使得華洋政體的權力競逐，從司法層面更全方位的延伸至行政、立法等領域。更重要的是，除了權力的競逐以外，華洋政體的權力基礎以及在此基礎上生成的社會控制思維與模式，也產生了融合與質變，進而使得透過會審公廨所呈現的權力關係，有著不同於傳統中國禮法社會與現代西方法治社會的特色。 在回眸上海會審公廨呈現的權力關係變遷之餘，本文也從上海會審公廨的經驗中，獲得了有關社會控制的重要啟示：每個社會的社會控制思維與模式，顯然都有其意義，以及與彼時社會情狀相互呼應的原因，而其權力基礎，不見得就來自法規範。在汲汲於追求法治社會的當代，這些隱匿於法律之外的權力，更是我們不可忽視的面向，也更值得法律人去省思其間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