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佛教活動近年在社會上的興盛景象可謂臺灣現階段宗教發展之重要內涵，本論文正 是基於當今社會上佛教的蓬勃發展所進行之探索性研究，試圖立基於Rodney Stark 之宗教經濟(religious economy) 觀點，將佛教活動視為一種宗教經濟體系，其供 給面在都市社會所呈現之頻繁、多元、高密度分化狀態進行結構性分析。 本研究針對台北市所有佛教道場進行普查，探討議題為：佛教經濟體系供給面本身 多元化的程度如何？受到市場經濟邏輯所支配之程度與方向為何？市場需求、教團 組織本身之宗教理念、與寺院空間結構之限制三大面向對整體佛教經濟之作用方式 又為何？ 研究結果證實我們的假設，即表面上佛教活動多元分化現象的背後仍有一套內在網 絡進行支配，絕非隨機發生的偶然，而是具有結構性的社會意義。具體言之，本研 究所建構出的臺灣都市佛教活動模型，有以下重要發現： 一、台北市佛教團體的地理空間分布受到區位特性所影響，多集中於人口數多、經 濟活動繁盛之區，但在活動內容上卻不受地區特性影響，而是受到宗教組織內部發 展因素的控制。顯示佛教團體乃為一種社團型的宗教組織，其發展目標之空間模式 非受制於地理空間，其潛在市場是訴諸於全社會而非地方性的。 二、佛教活動結構中供給面提供之宗教產品異質性高，且相應於需求面之異質需要 ，每項活動又皆為一種有選擇性的提供，此即意含有佛教經濟體系區隔市場之事實 。此種多元活動現象之運作受到市場機制之有力支配，受組織本身控制的程度較少 ，受制於寺院空間結構的影響則值得加以重視。 三、整體觀之，可將佛教活動結構分為二層：上層以菁英型活動，著重理性思辨的 知識性活動為主，影響機制為寺院空間結構之建築物型態。位於公寓、大廈等非獨 立建築物中之教團，比擁有獨立建築物之教團提供更多的知識性活動。下層以大眾 性活動，注重感性魅力的儀式性服務及儀式性法會為主，影響機制主要為信徒規模 。信徒規模愈龐大，教團提供儀式性活動之種類就愈多。共修性活動與出版服務則 同時受到信徒規模與教團領導者特性兩方面的作用，呈現一種教團內部供給面與需 求面交互影響激盪的局面。整體佛教活動結構內部就是儀式層面的宗教性與知識層 面之宗教性、感性魅力與理性思辨、大眾化與菁英化、以及信徒社會需求及原本宗 教理念二股勢力的交互辯証過程。 四、模型之預測： （一）應蘊都市化而生的公寓式教團正是推動佛教理性化與知識化活動的重心，隨 著非獨立建築道場量上之增加，未來都市佛教供給結構在知識性活動的提供上應有 愈形增多之趨勢。 （二）出家教團與居士教團在台北市之分布量幾佔各半，弘法之重心似乎有從以往 之出家僧侶漸漸轉移至在家居士之勢，可見居士在佛教結構中的影響力已從邊陲地 位擴展至核心。另外，教團領導人受過專業教育之數目已凌駕中等學歷者之上，故 可預期佛教本身在居士佛教之興盛與信仰人口教育程度提昇之結構性轉變下，必將 帶動佛教經濟中活動結構的轉變，有朝向出版服務的方向發展之趨勢。

台灣自解嚴以後，宗教環境呈現一片開放與復甦的景象。近幾十年來，各佛教團體青年組織相繼成立與逐漸發展，包括：佛光山的佛青、慈濟的慈青、法鼓山的法青、靈鷲山的宗青、香光尼僧團的慧青、福智佛教基金會的福智青年等，青年的宗教市場似乎展現多元活絡的樣貌。但另一方面，宗教世俗化趨勢卻也始終影響台灣社會結構，尤其是對於教育體制的影響，致使大多數青年對於「宗教」不甚感興趣，參與宗教組織的意願較低。 本研究即是探討世俗化趨勢對於佛教團體青年組織的影響程度，以及佛教團體青年組織如何應對世俗化趨勢。以世俗化理論與宗教市場理論為理論基礎檢視佛教團體青年組織的發展情況，以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為主要研究案例，法鼓山青年會為輔助案例。藉由理論與現象之相互論證，探究佛教團體青年組織之「整體組織」、「社團」、「營隊」的運作發展情形以及應對世俗化情況。 研究發現與論點為佛教團體（主體組織）與青年組織（分支組織）的宗教性以及緊密的結構關係與互動程度，有助於組織應對世俗化趨勢。而佛教團體青年組織的社團運作模式須朝世俗化的方向修正，並且建立健全的結構制度與緊密的人際網絡，將使社團持續穩定地發展。至於營隊運作模式，由於能提供激發參與者之宗教需求或情懷的活動與課程，營隊參與人數持續增加，營隊發展情況較為良好。最後本研究歸納岀「社團」與「營隊」模式之各別屬性，處於世俗化的環境中，佛教團體青年組織若能掌握此兩種模式之特質並相互配合與支持，將有助於組織回應世俗化趨勢並使組織得以發展。

本文主旨為探討戰後台灣佛教僧俗關係的轉變與意涵，時間由1945年以降，並以台中蓮社、大專青年齋戒會、香光尼僧團三個中部淨律道場為個案。首先陳述1945年後的台灣宗教環境，包括大陸僧俗來台，及既有的齋教、日本佛教、民間信仰等同時並存的情形。此期間最關鍵的二者，一為中國佛教會結合政治力量主導推動的傳戒活動，二則是大陸僧人紛紛發展其「宗教專業」，於弘法新地進一步拓展其「宗教事業」，此即建立僧俗關係的重要過程。 其次，以台中蓮社、大專青年齋戒會為例，探討其於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僧俗合作推動的佛學教育內涵，不僅引領中部地區學佛風氣，更帶動一波大專青年學佛熱潮，其造就眾多僧俗人才，包括興起於1980年代的香光尼僧團。然其中也突顯僧俗的理念差異，包括「學佛」與「佛學」的問題，及持戒、處眾的不同風格。 1980年代至今則以香光尼僧團為例，其延續大專青年學佛運動重視青年與教育的精神，以僧俗教育為志業主軸，前者以香光尼眾佛學院為基礎，培育高學歷青年尼眾，使僧團發展方向精英化；後者則以佛學研讀班提供一般大眾基礎佛學教育，在該場域中僧俗間具體化為師生關係。由這些基礎進一步針對跨地域性信徒網絡的說法提出檢討，本文認為跨地域性的網絡確實存在，但未有明顯的信徒性質。 經由分析上述三個個案的僧俗關係，本文認為僧人專業化的取得與應用使宗教成為社會專業分工的一環，並因教育政策而漸具學科性質，僧人為「宗教師」的身分雖仍屬宗教範疇，但其「師」的角色顯然有世俗倫理的意涵，異於傳統以宗教薰陶人之完整性、作為終極關懷的神聖概念。 由本文觀察可見，戰後刻意分別的僧俗至今又再度交錯。雖然當前人間佛教風潮似乎為俗人地位之提升帶來新契機，但僧俗關係尚需更多的對話與經驗累積以縮小理想與實踐的落差，並予以僧俗彼此刺激及適應的機會。

此文獻以淨土佛教中的解神話化爭議來闡述更為廣泛的議題，意即，西方人文學科的分類（在此則特指宗教哲學）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對於識別和解釋現代東亞知識發展有所助益？ 在序章中，已對此一普遍議題對當代淨土佛教研究如何產生影響有所說明。該領域長期以來受到日本學者—特別是被歸類為所謂「宗學」的日本淨土教派的學者們—所左右。毋庸置疑地，這些學者們所用以談論淨土傳統的思想框架，強烈地受到19世紀末日本面對西方哲學、神學之衝擊所影響。然而，近幾年來，部分西方學者認為，這樣的觀點並不適用於中國淨土佛教的情況，因為在中國，淨土宗並非一有系統之思想內容，而僅是作為虔誠與儀式實踐。本論文將以不同的切入點來探討此爭議。本文關注於：當淨土信仰與實踐被置於「佛教詮釋學」中的爭議來論述時，意即，以較為精練的方法論來詮釋文本時，西方化的思想框架是否能夠充分地呈現這些佛經的「詮釋者」們最初的關懷。 本文所關注的議題，在於部分佛教現代主義者借助唯識思想來詮釋淨土信仰之傾向。如同在本書頭二章所敘述的，部分日本淨土「宗學家」將此種解讀歸類為將淨土佛教「解神話化」。在此，解神話被理解為對淨土神話的批判性詮釋，並以此回應現代化與西方化。此種詮釋亦被認為是回歸到淨土神話「真正的」意義，意即，阿彌陀佛實為內在真理之象徵，而非外存之他者。然而，如同第四章所述，在近代中國，以唯識學詮釋淨土教義的方法論發展，乃是對現代化之前、以及現代化早期所產生的、懸而未決之爭議的反動，而不僅是西方衝擊之下的產物。而如同第五章中所論及的，這些尚未塵埃落定的爭議其中之一，便是所謂「自性彌陀」是否應被理解為真正的救世主；又或者，其應當被視為嚮導、老師。 在接續的章節中，筆者將著重於特別選定的若干核心材料，藉以呈現前述之中國佛教徒開始大量接受現代西方概念後所發展出來的詮釋學爭論。第六章探討由19世紀在家學者沈善登所撰寫的論著《報恩論》之殘篇。就筆者所知，《報恩論》為可知成書年代的漢語文獻中，最早從「現代」觀點來檢視淨土宗與唯識學的關係之著作，意即，該類撰文者普遍熟知後啟蒙時代的西方觀點。第七章則分析中、日對於適切理解淨土宗解脫敘述的爭論。該爭論為1899年至1901年間，楊文會與淨土真宗的一組僧人，即小栗栖香頂和内記龍舟，之間的筆戰。此處所關注之抄本收載了楊文會對唯識思想與淨土信仰的關係最為早期之書面表態，意即，其堅信淨土信仰應當與唯識思想之研修相互連結。雖已有部分學者對該爭論進行研究，然而，此一特殊面向卻尚未引起太多關注。為了進一步解析前述之發展於民國初期的概念，第八章將以唐大圓之選文作為研究實例。作為改革派在家居士，唐大圓主要活躍於20至30年代之間，亦為西方概念匯聚之時期。本章不僅剖釋唐大圓之銘言：「行在淨土，解在唯識」，亦將闡述此奠基於唯識思想之「解」如何在對同期淨土傳統、特別是對法藏菩薩之神話理解的批評中，揭示呈顯出來。 最後，第九章將總結主要考察成果，並提出未來深入研究之可行方向。在第九章，筆者主張唯識思想為漢傳佛教提供了統一的準則來理解淨土神話，而此方式與兩種傳統解讀大相逕庭，意即，其並非彷彿單純的奉獻者一樣，照字面地將阿彌陀佛與淨土理解為「心外」之物，亦非如學院派讀法一般，將阿彌陀佛等同於心性。淨土信仰的唯識學詮釋能夠支持將阿彌陀佛視為人類社群的「啟發的領導者」此一現代想像；同時，其亦得以將佛教思想與現代對理想社會和社群發展的理念相互連結。

N/A / Unlike what most people believe, Buddhist monasteries rely not only on laymen’s financial support but also on the supports of families and relatives of monks and nuns. In addition, Buddhist renunciation does not always cut off the relationship of a monk or nun with their families. On the contrary, most of monks and nuns in my research remain close conta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relatives. It is believed that once a person joins the Order, he or she can rely fully on the monasteries’ financial, emotional and medical supports. However, this is not true in all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aiwan. Mutual dependency between monks or nun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relatives i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research. With lack of supports of different aspects from the monasteries, monks and nuns will have to turn to their families and relatives for helps when needed. Therefore, keeping close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families and relatives is important to some monks and nuns. This research aims at: 1. finding out the kin relationships of monks and nuns; 2. looking at the mutual dependency between monks and nuns and their families or relatives; 3. comparing the ideology and reality of monastic life and Buddhist institution (monaste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I will look at possible causes that might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ks and nun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relatives. Moreover, although not intended, the reasons of renunciation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Different from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raditions, Taiwanese monasteries can be privately owned by monks, nuns, or laymen. Because of this fact, and because it determines whether monks and nuns will get necessary supports from the monasteries or not, so type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aiwan will be discusse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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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是一個偏安的朝廷，資源運用上不如北宋政府充裕，而且立國艱辛，因此在政權成立時必須與既有勢力妥協，其中維護地主權益、繼續實行科舉考試等方式，就是穩定政權的方法。除此之外，國家欠缺的資金缺口，以南宋當時的情勢而言，佛教團體的經濟力量就成為國家可以使用的力量，而國家付出的成本也最低，因此筆者以福建路地區的佛教與地方菁英的關係作為探討重心，研究此地社會團體彼此勢力的消長，其中有交融也有衝突。就整體而言，佛教資產由私轉公，補充國家財政之不足，另一方面，也提供地方社會穩定的力量。同樣的，地方菁英也是穩定地方社會的力量，其中仍以地方官員的主導力較強，其餘的地方士人是輔佐的力量。佛教除了負擔國家財政外，還必須支付地方社會建設資金，再加上住持選舉制度的干擾，導致佛教逐漸弱化與腐化。另一方面，地方菁英透過科舉與政權結合，獲得自身保障與力量，除了可以推廣自身信念外，也可以避免自身資產被國家侵奪，甚至有功名的道學家還可以藉此攻擊佛教。在地方社會中，地方菁英的勢力上升，而佛教卻是走向弱化，最後地方菁英取得主導優勢，為往後仕紳社會預留伏筆。

This thesis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pproaches to mental tranquility advanced by the Pyrrhonian skeptic Sextus Empiricus and Huineng, the historically recognized Sixth Patriarch of the Southern Zen School. Relying on the Outlines of Pyrrhonism and the Platform Sū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he principle texts of the Pyrrhonian and Zen schools respectively, I argue that the Pyrrhonian skeptic’s method of attaining ataraxia (“unperturbedness”) via the use of opposing arguments is essentially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s employment of “opposition pairs.” Finally, in addition to contextualizing the schools historically, I compare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on ethical and metaphysical statements.